所有「反種族主義」和「社會正義」的文章和運動，都是以聲稱某些種族和性別受到不公平待遇為基礎的。支持這一說法的唯一證據是種族和性別在不同人口普查類別之間的統計差異。
但統計差異並不證明不公平待遇；它們只能證明不相等的結果。種族倡導者和女權主義者聲稱，統計上的差異反映了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這是一個關於事實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考慮證據。
但在我們討論相關證據之前，有必要注意到一個革命性變化，即把人口普查中的種族和性別分類提高到了最重要的地位。
西方啟蒙文化，尤其是在英語世界，一直把個人放在首位。按照這種觀點，政府、教會和企業等集體是為了服務於個人及其利益，而不是以個人對集體的服務來衡量個人。
但不管怎樣，集體主義是存在的，而我們被要求屈從的種族和性別的人口普查類別是空洞的標籤，這就是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主義令人討厭的原因：它們看重的是標籤，而不是真實的人。
這是歧視嗎？
種族和性別活動人士聲稱，統計上的差異反映了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在沒有進一步證明實際歧視的情況下，活動人士聲稱，任何成員或福利中，如果沒有看到13.4%的美國黑人、18.5%的西班牙裔，和50%的美國女性（他們佔總人口的百分比），就一定是種族和性別歧視的結果。例如，在醫生中，黑人佔總數的5%，西班牙裔佔5.8%，這意味著黑人和西班牙裔在統計上未被充份代表，這是對黑人和西班牙裔種族歧視的結果。
同樣，女性佔美國工程人員的15%，因此在統計上未被充份代表。對於種族和女權主義活動人士來說，這些統計數據的不足本身就是歧視的證據。但是，女權主義者是否會承認，在學生和畢業生中，女性普遍佔多數（近60%），這就證明了男性未被充份代表是性別歧視和反男性歧視的結果嗎？
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教育和社會專業的大多數學生是女性，顯然她們更喜歡這些領域，而不是其它領域，包括工程和其它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領域。在性別平等主義最嚴重的國家，比如瑞典，女性在STEM領域中所佔比例最低，大概是因為她們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這裏面不存在歧視問題。
如果統計上比例過低代表歧視的結果，那麼比例過高也一定是歧視的結果。讓我們考慮一些情況。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的球員中，有70%是黑人（黑人佔總人口的13.4%），而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NBA）的球員中，有74.2%是黑人，16.9%是白人，2.2%是拉美裔，0.4%是亞裔。
這些統計上的比例是種族歧視的結果嗎？NFL和NBA是否歧視白人、拉丁裔和亞裔球員？相反，似乎各隊都在爭奪最佳球員，以便他們能在各自的競爭領域取得成功。選拔的依據是運動能力，而不是種族，很明顯沒有種族歧視。
亞裔美國人佔總人口的5.9%，但在醫生中，他們佔了17.1%，這是一個重大的統計差異，這是對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種族歧視造成的嗎？那麼究竟是誰在搞種族歧視使亞裔美國人受益？而亞裔本身長期以來一直遭受歧視，有任何使亞裔美國人受益的歧視的證據嗎？
如果種族歧視不能解釋黑人運動員在職業運動中的主導地位，或者亞裔美國人在醫學領域的高水平，那又如何解釋這些成功呢？反種族主義活動家伊布拉姆·肯迪（Ibram X. Kendi，美國大學歷史和國際關係學教授、反種族主義研究和政策研究中心創始主任）警告我們：「種族群體行為是種族主義者憑空想像的事物。」如果我們參考證據而不是種族主義意識形態，那麼家庭結構、社區文化和犯罪率在不同種族群體之間確實存在顯著差異，這是無可爭議的。
導致不同結果的原因是甚麼？
我們知道，與單親家庭相比，雙親家庭的孩子有更高的教育成就、更低的犯罪率和監禁率。不同人口普查種族群體的成員家庭結構不同：2019年，非洲裔美國人單親家庭比例為64%；美國印第安人為52%；西班牙裔為42%；白人為24%；在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中，這一比例為15%。
教育成就與家庭結構相關。在所有的標準化測試中，亞裔美國人得分最高，其次是白人，隨後是西班牙裔，最後是黑人。這不僅反映了家庭結構，也反映了家庭和社區文化。亞裔美國人家教嚴明，尊重父母的權威，他們的家庭和群體對教育的投入是出了名的。
犯罪也遵循類似的模式：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2019年的謀殺案數據，「罪犯的種族，55.9%是黑人或非洲裔美國人，41.1%是白人，3.0%是其他種族。」在2019年被查明的謀殺案受害者中，「54.7%是黑人或非洲裔美國人，42.3%是白人，3.1%是其他種族。」
這意味著非洲裔美國人的人均犯罪率大約是白人的六倍。因此，從人口統計學的角度來看，非裔美國人進監獄的比例過高，儘管從犯罪活動的角度來看，非裔美國人的比例並不過高。
用收入來衡量經濟成功的模式也大致相同。2018年，亞裔美國人的家庭收入中間值為87,243美元，白人為67,937美元，西班牙裔為51,404美元，黑人為41,511美元。然而，種族似乎並不是決定因素，移民到美國的尼日利亞人平均收入為5.2萬美元，而35%的尼日利亞移民家庭的收入為9萬美元。
所有這些表明非裔美國人處境困難的統計差異，是經過了50年的合法歧視其他種族，以有利於非洲裔美國人的結果。「平權行動」使美國黑人成為申請者的優選類別，並為美國黑人提供了特殊條件和福利。
現在，「多樣性、公平和包容」加劇了有利於黑人的歧視，順便也加劇了反白人和反亞裔的歧視。但差距仍然存在，因為即使是50年的有利於美國黑人的種族歧視也沒有解決他們社區的社會病症。
伊布拉姆‧肯迪警告我們：「一個人要麼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群體，就像一個種族主義者；要麼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權力和政策，就像一個反種族主義者。」因此，按照肯迪的說法，在不同的種族類別中提及家庭結構、社區文化和犯罪的不同特徵是種族主義。肯迪在為美國黑人倡導權益，卻拒絕接受黑人須對他們的低成就以及犯罪等社會病態負有一定責任的證據。
肯迪認為，問題在於「權力和政策」，在採取這一立場時，他是在剝奪美國黑人作為人類的能動性，剝奪了他們實現和尋求自己目標的能力。這不是「反種族主義」，而是通過讓他們無所作為來破壞肯迪聲稱要擁護的選民。
肯迪對「種族主義」和所謂的歧視的解決方案是增加對黑人的優惠和福利，而且是永久性的：「對過去的歧視的唯一補救措施是現在的歧視。現在歧視的唯一補救辦法就是未來的歧視。」肯迪的目標是將獎勵與業績分開，這樣他所青睞的種族群體就可以不考慮業績而獲得獎勵。這不是反種族主義；這是逆向種族主義，也是對成就和業績的否定，也是在我們所有的知識和服務領域中推廣平庸。
原文：The False Justification for Anti-Racism and “Social Justic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菲利普‧卡爾‧薩爾茲曼（Philip Carl Salzman）是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人類學的名譽教授、公共政策前沿中心（the Frontie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資深研究員、中東論壇（the Middle East Forum）成員，以及中東和平學者協會（Scholars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的主席。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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