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加拿大智庫「滿地可群體滅絕和人權研究學會」(MIGS)舉辦「大防火牆:數字控制的中國模式」(The Great Firewall: China's model of digital control)研討會,與會專家闡述了中共將控制數字技術作為戰略,深入應用到中國國內和海外,威脅安全和人權。專家們還討論了加美等西方國家結盟對抗這一戰略的緊迫性。

本次論壇是「數字威權主義的演講系列」的第三場論壇。演講者包括《紐約時報》亞洲科技與地緣政治的科技記者保羅‧莫祖爾(Paul Mozur)、美國LBJ學院副教授、Clements國家安全中心教員希娜‧格雷滕斯(Sheena Greitens)博士、渥太華大學科學、社會和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瑪格麗特‧麥奎格-約翰斯頓(Margaret McCuaig-Johnston),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的技術和國家安全項目研究助理艾尼基‧里科寧(Ainikki Riikonen),論壇主持人是MIGS執行董事凱爾‧馬修斯(Kyle Matthews)。該演講系列是美國大使館資助的「加拿大-美國民主與人權合作倡議」的一部份。

監控在中國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報道中國數碼監控10年之久的莫祖爾介紹,在過去的幾年裏,中共官員們使用複雜的數字技術進行社會控制方面更加大膽,以新疆和香港為例,中共使用面部辨識以及無處不在的監控錄像頭和檢查站等方式監控民眾。

中共還將種族檢測嵌入到全國各地的監控算法中,以便尋找少數民族領導人,因為全國各地的人們都經過錄像頭。

在中國時,莫祖爾發現,監控錄像頭在所有街區都存在,上海或北京這類城市錄像頭的數量是紐約時代廣場的三四倍。中共的監控基礎設施已經達到了毀壞周圍城市景觀的地步。「這些相機通常會與頭部齊平,對著你的臉部拍攝,……經過地鐵檢查站,你會看到錄像頭,可能離地面六呎,直視你的臉,非常引人注目。」

經過深入調查,他發現這些監控產品主要來自幾家大型AI公司,包括海康威視(HikVision)、大華、商湯科技(SenseTime)、曠世科技(Megvii)。一些像華為和中興這樣的老牌公司也大量參與;在後端,軟件方面,阿里巴巴和百度也參與其中。

莫祖爾發現,監控系統收集的數據量驚人。「後端處理的複雜程度每年都在突飛猛進,五六年前,從攝錄機的單一鏡頭中識別一個人非常困難。現在,他們已經很擅長識別個體的技術。數據越多,算法就越能識別一個人。不僅僅是一對一的(個體)識別,還包括特徵識別,比如你開的是甚麼車,你襯衫是甚麼樣子的,你的車以前是否進入過某城市,你是否是少數族裔,是否是智障……侵犯私隱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他記得,在一次會議上,一個人談論監獄床位時說,將一堆感應器放在床墊中,並將其投入監獄。然後,可以繪製所有囚犯睡覺時的心電圖。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否有人醒著,如果有人心臟跳動太快,你能知道他們心跳頻率等。

「他們創造這種新的,幾乎是生物水平的監視器,令人難以置信地侵犯(私隱)……他們將這一技術應用到新疆的集中營。」

莫祖爾說,這些監控手段純粹被用作政治武器,因為它們是最簡單的使用方式。

「全面國家安全」將中共推向極端防禦模式

美國LBJ學院副教授、Clements國家安全中心教員希娜‧格雷滕斯博士分析,中共數字控制的根本是為保障其政權的安全。2015年春,「全面國家安全」概念被正式納入中共政治局批准的國家安全戰略。

「中共真的很重視內部的安全,中共的國家安全明確建立在黨國政治安全理念的基礎上,所以是一個中共政權安全的概念。採用這一概念的目的是將中共推向一種極端預防性的模式,以應對內部穩定或黨內控制所面臨的挑戰。」她說。

格雷滕斯說,中共經常使用的術語之一是「預防和控制」。這種監視狀態能夠實現這一預防目標。回溯到2014年和 2015年,中共內部官方文件中提到建立多維信息化防控系統目標,「以促進政治和社會的發展、安全」。

她說,資訊科技確實是防禦內部安全的關鍵工具,「因此,中國在國內資訊科技和監控平台方面大量投資。很多安全支出是在省級甚至省級以下的。」「這類信息監控技術能夠集成不同類型數據的後端平台。這些技術對於實際部署、收集信息,以及預防和控制任何挑戰中共統治的力量都非常重要。」

格雷滕斯博士表示,這些數據監控不但對中國人權方面有很大影響,對全世界來說,也成為真正的問題,因為中國科技公司一直積極出口硬件和平台,比如,華為「平安城市」平台或類似的平台。其它出口監控產品的中國科技公司至少在全球近90個國家/地區開展業務。

「所以這確實是一個問題,不僅關乎中國的人權和自由,也關乎使用監視技術規範的全球標準制定問題。」

安全評估應推廣到與中國監控公司合作的西方大學

過去幾年,渥太華大學科學、社會和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麥奎格-約翰斯頓女士一直在研究中共如何利用識別技術,如科大訊飛(Iflytek)的語音識別產品,監控民眾,並將研究結果介紹給加國政府官員。

「中共起初針對文化和宗教少數群體進行密切監視,之後開始監控其它社區。而加拿大一些大學在與這些公司合作進行技術開發。」

她舉例說,今年6月,由商湯科技(SenseTime)資助,阿爾伯塔大學的AI中心與香港AI研究所(HKAI)合作。這一合作導致了阿爾伯塔省和聯邦政府對這類合作的審查。

政府審查導致一些加拿大大學試圖隱藏自己的中國合作公司。他們從網站上刪除證據,實際上,合作本身仍在繼續。例如,我們看到阿爾伯塔大學AI中心,刪除了他們與HKAI研究所合作開發的項目,以及他們之間聯繫的公告。但香港研究所的網站仍然將阿爾伯塔大學AI中心作為戰略合作夥伴。阿里巴巴和其它幾個公司也在合作夥伴名單上。

「同樣,當多倫多約克大學因與科大訊飛(iFlytek)合作而受到質疑時,他們從這家中國公司資助的實驗室中刪除了iFlytek的名字,並表示該項目已經完成,儘管實際上由於疫情,該項目並未完成。正如他們所說『網站上的預期完成日期不確定』。」此外,大多數大學不會透露他們從中國獲得的用於研究的資金數額。

她說,透明度應該成為加拿大大學的口號,尤其是在與中國的夥伴關係方面。今年8月,加拿大政府宣布將要求自然科學資助委員會,對在戰略技術領域(包括監控領域)與中國科技公司合作的大學進行國家安全評估。

麥奎格-約翰斯頓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她強調,但該項評估還沒有涉及私人資助的聯合研究、軍事大學的合作、加拿大大學中來自中國的解放軍科學家和工程師,也不涉及與華大基因的合作研究(該研究將一些加拿大婦女的基因送往中國,納入華大基因龐大的基因數據庫,並可能被轉售)。

她希望,國家安全部門儘快擴大評估範圍。

美加等國應合力對抗中共數字威權主義

華盛頓特區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技術和國家安全項目的研究助理艾尼基‧裏科寧在發言中說,由於數字威權主義,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安全和人權問題之間的許多界限變得非常模糊。

通過「5G數字絲綢之路」和其它電信項目,她說,中共越來越多地把國內獲取和操縱信息的工具滲透到國際社會,此外,數字媒體平台的激增等,都在順應中共的控制。

她認為,面對中共數字產品的強大滲透,美國在基礎設施和治理工具上都顯得薄弱。在提出替代方案和加強與盟友的聯繫方面,美國的政策反應相當遲緩且非常零碎。但是,美國在與像加拿大等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方面有很大機會。這種合作也非常重要。

演講嘉賓還就中國互聯網監控、社會信用體系、華為5G、抖音(TikTok)、微信等推廣到海外的產品的安全性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專家們都認為,美國、加拿大以及其它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盟友和合作夥伴應在防止中共安全產品滲透問題上發揮真正的作用,因為這一問題非常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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