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西方的很多種族主義政策和情緒，包括針對加拿大原住民的種族主義，都源於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這是查理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進化論的一個分支。不幸的是，這一理論正在復活，這次是以批判性種族理論（CRT）的名義。
達爾文在1859年的著作《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指出，動物和植物需要適應其環境。通過這一觀察，他建議一個物種的成功與否具體取決於它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的能力。能適應的物種倖存下來，成為下一代的父母，而未能適應的物種幾乎沒有後代。
達爾文稱這個過程為「自然選擇」。
達爾文的書出版後不久，英國生物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擴展了自然選擇的概念，創造了「適者生存」這個詞。用在人類這裏，斯賓塞認為，一些種族和民族在身體和精神上都比其它種族和民族的適應度更高。因此，他認為，適應度最高的種族更有可能生存和繁殖，而那些不適應的種族更有可能減少和滅亡。
社會達爾文主義
斯賓塞的理論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假定個人及其群體對自然選擇和生存壓力的反應與動物和植物相同。這一理論被用來解釋為甚麼人口因地而異，以及為甚麼一些種族能夠成功地擴展到其它種族的領土上。
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西歐被廣泛接受，為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提供了理論根據。納粹德國接受這一理論，作為它對智障人士、猶太人和其他各種「非雅利安人」的種族滅絕行為的理由。
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減緩了，但未能停止，使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解釋和證明種族和民族差異的合理性。事實上，這種意識形態在當今社會交往中仍是一個隱含的假設。
令人驚訝的是，過去遭受過嚴重歧視的少數群體現在似乎以社會達爾文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對他人進行評估。最明顯的例子是批判性種族理論，它假設所有「白人」都比所有其他群體具有與生俱來的優勢，因此這種信念導致白人歧視黑人、土著人等。批判性種族理論將這個想法視作公理。
打種族牌
雖然這種說法是謬誤的，但少數群體依然利用它來證明他們對多數群體成員的敵意是正當的。例如，在7月的第一周，加拿大緬尼托巴省（Manitoba）省長布賴恩‧帕利斯特（Brian Pallister）就溫尼泊市（Winnipeg）推倒維多利亞女王和伊利沙伯女王雕像一事發表了公開聲明：
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需要尊重我們的遺產，就像我們需要互相尊重一樣。來到這裏的人——無論是建國之前，還是建國以後——並不是到這裏來摧毀任何東西的。他們來這裏是為了建造。他們來建造更好的。」
馬尼托巴酋長大會（the Assembly of Manitoba Chiefs，AMC）將省長的言論描述為「可以想像到的最糟糕的種族主義狗哨」。（註：狗哨政治指使用隱性信息，或以模稜兩可的語言，向特定人群傳遞政治信息的手法。）
省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 Party，NDP）領袖、土著瓦布‧基紐（Wab Kinew）表示：「我要問的是，每一個加拿大樞密院內閣部長，你是否支持帕利斯特先生的種族主義言論？你同意克拉克部長嗎？」他指的是前土著和北方關係部長（indigenous and northern relations）艾琳‧克拉克（Eileen Clarke），她因帕利斯特的言論而辭職。
重讀帕利斯特省長的話，你能看到關於土著人民（或任何種族）的貶低性言論嗎？
他只是說，許多到馬尼托巴的移民對建設社區持積極態度。即使如此，種族主義的指控仍然在接下來的一周左右繼續，省長和他的新土著和北方關係部長阿蘭‧拉吉莫迪爾（Alan Lagimodiere）受到嚴苛的譴責，不只一次，而是多次。
帕利斯特和拉吉莫迪爾是「種族主義者」，只因為酋長大會和瓦布‧基紐這麼說嗎？
像這樣的公然指控被稱為「打種族牌」。
這意味著，某些種族和族裔血統的人可以很快地以輕蔑的方式攻擊對手，從而結束辯論。換句話說，這些人可以隨便地對其他人進行不受懲罰的人身攻擊，迫使他們退縮，甚至道歉，無論他們的言論多麼無辜。
像酋長大會和基紐這樣的活動家正在復興19世紀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聲稱種族根本不同，而且往往相互敵視。他們從事的是權力掠奪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意即你死我活，只有一個贏家）。這與加拿大渴望實現的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諧的理念背道而馳。
這些新種族主義者不願意進行民間對話或和解，他們的目標是分裂加拿大人。
自由和有力的辯論
顯然，在激烈的討論和辯論中，人們很容易被誤解。但是，要使民間話語有效，人們必須不斷克服這些固有的困難。人們必須有寬容、謙卑和同情心，尤其是在與不同種族和種族群體的人互動時。
但是，當一些人用貶義詞稱呼其他人，如「種族主義」和「狗哨政治」時，公民話語、正義和民主就變得越來越脆弱。
加拿大，即使有她所有的缺點，也需要維護自由和有力的辯論，讓所有人都能積極討論政策，讓人們不用擔心被貶義詞稱呼，不用擔心被說成是不可救藥的。
正義和民主取決於加拿大人不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角度提出主張。為了全體加拿大人的利益，為了我們國家的利益，現在是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人生攻擊送到歷史的垃圾箱的時候了。
作者簡介：羅德尼‧克利夫頓（Rodney A. Clifton）是馬尼托巴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名譽教授，也是公共政策前沿中心（the Frontie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高級研究員。他與馬克‧德‧沃爾夫（Mark de Wolf）共同主編了《從真理到和解：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報告的評估》（From Truth Comes Reconciliation: An Assessment of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Report）一書，該書可從公共政策前沿中心和亞馬遜訂購。
原文：「Social Darwinism and ‘Playing the Race Card’」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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