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英國的前新疆維族醫師安華托帝曾多次為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及新疆維族人器官作見證，他回憶在大陸當醫生時，黨支部指導員說，「我不管你來的啥病號，你要記住一點，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甚至黨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高於你的生命。」那時他就知道這個黨有多邪惡了，有一種恐懼感了。
據美國之音報道，安華托帝說，他父母都出生於新疆哈密，在那兒長大。當年鐵路修到哈密的時候，父親就被招收進鐵路系統，又被送到北京中央團校去學習。父親是中共第一批專門培養的為它們工作的少數民族幹部。「那時候，中央團校的校長還是胡耀邦。我爸爸的團校畢業證上還有胡耀邦的章子。」
從團校回去以後，「父親就在烏魯木齊鐵路局工作。我們就成了鐵路上的人了。」鐵路上基本上都是漢族人，少數民族非常少，沒有維語學校，所以他就是比較早的一批「民考漢」。從托兒所開始他就學的漢語，後來學了醫，1985年他成了烏魯木齊鐵路局中心醫院腫瘤外科的醫生。
安華托帝說，最早對共產黨的宣傳產生懷疑是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卓別林的電影解禁。「那時候烏魯木齊有些大商場安裝了扶手電梯。那個東西對我們來講很新鮮，是非常現代化的東西。」可是在《摩登時代》裏，卓別林在那個扶梯上跑來跑去。那個電影是一九零幾年拍的啊！」他說：「電影還不會說話的時候，他們就有這個東西了。爸爸說：『共產黨騙了我們多少年了。』」
他爸爸有個姐姐在一九六幾年中蘇邊界大逃亡的時候跑到蘇聯去了。1990年改革開放以後，中蘇關係好了，允許探親了。1990年他跟爸爸去蘇聯，就是現在的烏茲別克去探望她。那時當地的電視上就已經有關於共產黨存亡問題的爭論了。回去的路上，他爸爸就跟他講：「你要是想在中國發展你的事業，必須入黨。」
安華托帝說：「老爸，你看這共產黨都兔子尾巴長不了了。」他說：「不管長得了，長不了，它只要執政一天，你就得當一天的黨員。」他說：「行吧，那你給我找兩份入黨申請書，我抄一下。」
他父親退休前是烏魯木齊鐵路局運輸學校的黨委書記，後來是校長。父親抽屜裏有很多入黨申請書。他抄完了遞交上去以後，他們那個黨支部書記，他們叫她指導員，特別高興。她說：「下次有黨支部擴大會議我就叫你。」開會那天剛好他值班，來了個急性闌尾炎的病人，他忙著給病人做手術，把開會的事忘得光光的。那個指導員很不高興，教訓他下次注意。
第二次開會他沒忘，但事情就這麼湊巧，那天來了一個急性胰腺炎的病人。三個小時的手術做完了，會也開完了。
第二天早上，那個指導員直接跑來了，氣沖沖地說：「我不管你來的啥病號，你要記住一點，黨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當時就把他愣住了，黨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甚至黨要你去死，你就得去死，高於你的生命。」那個指導員接著說，「你的入黨申請書，我給你毀了，你得重新寫。」他說：「好。」然後他就再也沒寫過。
指導員後來問過他幾次：「怎麼沒看到你的入黨申請書啊？」他說：「太忙了。」那個時候他就知道這個黨有多邪惡了，有一種恐懼感了。
1995年一個星期二的下午，他們科室的王主任把他叫到他的辦公室。王主任說：「你想不想做一件很野的事情？」他說：「當然想去。」因為他是個年輕人，而且醫生能有甚麼野蠻的事情可做呢？王主任說：「你去手術室，問手術室的護士長要特大號的手術包，叫上兩個護士，兩個麻醉師，帶上你的兩個助手，把我們院的那個救護車叫上，明天早上9點半，你在醫院門口等我。」他說：「好。」
當時他還蠻興奮的。「我們要幹啥也不知道。我就把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了。」第二天9點半，他們就來了。他們有兩個主任，都姓王，一男一女。他們坐著小車就過來了，說：「你們跟著我們。」他說：「好」，就跳上車跟上了。
從方向上看是去西山醫院，結果走到半道兒上，又向左拐過去了, 就開始上山了。他問：「這是去哪兒？」結果那個司機說：「哦，這個是西山刑場。」跟他一起來的那些助手、還有護士一聽說是刑場，都嚇得不得了。「我們到刑場幹甚麼去啊？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不敢說話。」
西山，顧名思義，到處都是山。那兩個主任就在那裏等他們，說：「你們在這裏等著。等聽到槍響就趕快過來。」他說：「好。」然後就想，「這兒槍斃人呢，我們來幹甚麼？你要知道，以前這個鐵路系統它是半軍事化性質管理，每個鐵路職工都有那種大沿兒帽和制服，我們當醫生的也有。」所以呢，命令你得聽，不准問，不准反駁，你必須執行命令。「我們從小就處在那個環境，都習慣了，槍聲就是命令」。
過了一段時間就能聽到汽車喇叭聲音。有汽車過來，還有軍人，有人在喊：「立正。」還有吹哨子的聲音，那邊就開始忙起來了。又過一會兒就聽到槍響了，不是一個機槍那種槍，是很多槍同時開槍的那種排子槍。然後就有人說：「快走，快走。」拐進去一看，喲，山腳下躺著十幾個被槍斃的，都穿著囚服。頭剃得跟他一樣（的光頭）。子彈從這裏打進去（指著後腦勺的位置），把（頭顱）前面就打飛了，都是那樣的。
有個武警就說：「到最右邊那個去。」他們就到那兒去了。那兩個主任就在那裏等著，然後就說：「現在叫你的助手，把這個人的身體抬到車上，趕快做消毒處理，準備手術。」給他們交代的時候，把他叫到一邊。他說：「你以最快的速度，把肝臟和兩個腎臟給摘下來。」他這才知道，哦，是來幹這個的。
安華托帝在切的過程中，手術刀這麼一下去，這個人就開始有點掙扎，「然後我說，哦，他還沒死」。因為肚皮一拉開，刀口還在出血，那就表明心臟還在跳嘛。很快，大概30分鐘、40分鐘不到，就把手術做完了。然後主任說：「好了，你把東西收拾收拾，帶著你的人回到醫院。記住啊，今天啥事兒都沒發生。」他們非常清楚這句話的意思，都說：「是，記住了。今天啥事兒都沒發生。」至於那個器官拿到哪兒去了，不知道。
安華托帝表示，老實說，這件事情當時對他沒有任何影響。他們一出生下來，國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至於那些被判死刑的人，肯定是壞蛋嘛，肯定是國家的敵人嘛。他們從小就被教育，人人都有保衛國家的職責，消滅敵人是每個人的義務。他就覺得這有甚麼，無所謂。
直到他出國以後，看到那些在國內看不到的東西，他就覺得，哦，這件事情可能就跟這個（活摘器官）有關，然後就開始感覺到，天啊，心裏很沉重。
1994年，有一天還是這個王主任跟他說：「你看我們這個腫瘤科，一共才40張床。有10張住的都是你們維族人。」烏魯木齊鐵路局有16萬職工家屬，只有5,000個是少數民族。你想想看，「我們40張床，30張分配給16萬人，10張分配給5,000人。」王主任要是不說那句話，他可能到現在都稀里糊塗的啥也不知道。就是因為王主任說了，然後他想，對啊，這是為甚麼？這個東西就卡在他的腦袋裏去了，就天天想這個事。
「為啥就是我們得癌症的多？」然後他就趁業餘時間，跑到檔案室翻資料，找那些癌症病人的病例，他找了二千多份，發現發病數量最高的四種癌症是：血癌、肺癌、淋巴癌和甲狀腺癌。他又回去翻教科書，發現這四種癌症都有一個共同點——與核輻射有關。
「跟核輻射有關，那就太清楚了，所有新疆人都知道，中共在羅布泊實驗原子彈，這是公開的秘密。」然後安華托帝就得出了這個結論：中國（中共）的原子彈爆炸實驗導致他們這兒的癌症數量特別高。他用了兩年時間，從1994年開始，到1996年的時候，他基本上有了他自己的結論。
1997年底，他來到土耳其，過了兩個月，有一個英國的攝製組到了，他們想了解新疆的醫療衛生健康情況。有人把他介紹給他們，說這是一個醫生，他應該知道。跟他們聊天時，他們發現，他對腫瘤受害者的病人了解得非常清楚。然後他們說，「如果我們想拍一部紀錄片，你願不願意跟我們一塊兒去。」
安華托帝當時就說行，但是說完以後後怕，嚇得晚上睡不著。他回去了被抓住了怎麼辦呢？但是怕歸怕，那個時間到了還是跟他們去了。然後就把這個東西給拍完。帶回來了。那個時候他們得到的那些資料顯示，新疆當地人口癌症發病率要比大陸，比全國平均數要高35%。
「那種片子（《絲綢之路上的死亡》）是全世界唯一一個（這類題材的紀錄片），那是一定一定會打頭的。」安華托帝說，回到土耳其之後，他就跑到聯合國難民署申請避難，他知道他再也回不去了。他逃離中國，經土耳其輾轉抵達英國。現在他是一名的士司機，奔走於倫敦的大街小巷。他也曾多次為中共的活摘器官作證，向世人揭露中共當局壓迫少數族裔的殘忍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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