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獨裁統治者習近平總喜歡誇耀,自其2012年當政以來,中共已經成功使上億人口脫貧。中共也一直在宣稱,自1990年以來已使8億人口脫貧。其黨總是在做數字加和,卻輕鬆地忽略了1950年代時,因為災難性的農業集體化政策而餓死的數千萬人。相較日本、南韓和台灣,中國經濟一直表現低迷,對此中共也從來隻字不提。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於6月8日報道了一項最新研究,其中詳細介紹了習近平的「精準脫貧」運動,是如何對統計數據造假的。該運動忽略了佔全中國總數超過63%的城市人口,以及那些在脫貧運動開始後陷入貧困的人群。不僅如此,其設定的貧困線,也遠低於其它同等發展程度的國家。這項研究,由聯合國前高級中國經濟學家——比爾‧比卡萊斯(Bill Bikales)主導,仔細分析了中共發佈的統計數據以及其中被忽略的因素。

如果將上述因素納入考慮,中共顯然並沒有幫助中國人脫貧,反而抑制了這一進程。真正減少貧困的,是鄧小平主張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但這些都不是中共積極政策的成果,只是將中共稍稍抽離中國經濟後帶來的局面。事實證明,一旦中共讓道,中國經濟就會有所改善。

今年2月,BBC引用《經濟學人》大衛‧雷尼(David Rennie)的話說:「中國人靠著過人的辛勤勞動,幫助他們自己擺脫了貧困——其中很大一部份原因,是毛主席制定的一些最愚蠢的經濟政策被拋棄了,相應的,資本主義得到了發展。」

而這項由瑞士發展與合作署(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資助的新研究,雖說不上恭順,至少也客氣多了。但即使這樣,它仍然在某些方面打臉了北京政府。在批評獨裁者以實現改革時,「表揚三文治」(一種先表揚,後批評,再表揚的做法)似乎仍是最好的辦法。

中共之所以堅稱已經在中國消除了貧困,實則是為了維持其執政合法性。2020年下半年,該黨宣稱消除了極端貧困。考慮到上半年由於疫情封鎖而造成的經濟負增長,這簡直是一項了不起的壯舉。《金融時報》表示:「今年7月,該黨將慶祝建黨百年。在此之前,如期實現(脫貧)指標,是為習近平鋪平宣傳道路。」

4月,北京政府發佈了一份白皮書,更失實地將習近平的脫貧方針描述成「歷史千年以來首次全面消除極端貧困」。北京政府甚至試圖將自己標榜成消除貧困的模範,鼓吹其它國家仿傚。

可是,共產黨的這些宣傳和華麗說辭,都是建立在謊言、偏見和混淆事實的基礎上的。

正如比卡萊斯所揭示的,習的做法,是在2014至2016年期間,在國家數據庫中識別和登記了近9,000萬農村貧困人口(完全排除了城市人口)。然後,中共聲稱要在2020年底之前,使已登記貧困人口的收入超過貧困線。即使在疫情大流行開始以後,中國的脫貧工作仍集中在剩餘的550萬農村登記貧困人口上,而不是全國範圍內的貧困人口,當然也不包括那些未登記在冊的農村貧困人口。

減少農村貧困數字的一個辦法,就是迫使農村貧困人口住進城市的公寓樓。這顯然是中共的策略之一。

2015年公佈的「十三五」經濟規劃,就包括了1,000萬農村貧困人口搬遷的約束性指標。比卡萊斯說:「該政策動用了大量人力和財力,還不斷受到國家領導人嚴肅地提點。它影射了當局以政策為主導的辦法——實際上是一種運動式的辦法——來實現縮小貧困。」「(中共)每年都會發佈一套剩餘貧困縣、村和家庭的詳細數字。到2020年11月,政府宣佈,根據國家現行定義,極端貧困已被完全消除,所有脫貧目標全部完成。」

2017年8月17日,北京郊區一個農民工社區的街道上,人們正坐在屋外吃晚飯。(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
2017年8月17日,北京郊區一個農民工社區的街道上,人們正坐在屋外吃晚飯。(Nicolas Asfouri/AFP/Getty Images)

比卡萊斯指出,中國近9,000萬農村人口脫貧的說法,「顯然缺乏詳實的數據,讓外界無法確認或推翻這一說法的準確性。」根據他的觀察,不論在城市還是農村,貧困都是動態的。因此,只識別農村貧困人口並追蹤他們脫貧的情況,忽略了城市的貧困人口,以及那些自登記完成以後新近陷入貧困的農村人口。

比卡萊斯寫道:「在某個時間點確認所有窮人,並用七年多的時間讓他們擺脫貧困,然後政府宣稱完全消除貧困,這種思維反映了一種靜態的貧困觀。」「這種貧困觀,不同於在全球範圍內觀察到的一種反覆出現的特徵:也即貧困是動態的;家庭不斷地擺脫貧困,也可能隨時陷入貧困。」

因此,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式脫貧,是抱著一種以宣傳為宗旨的官僚主義目的,而非公平地解決中國貧困的根本問題。因為後者需要真正的改革。

比卡萊斯說:「徹底取消戶籍制度(一種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制度),是解決中國貧困問題的必要措施,早就應該這麼做了。」他還指出,中國的累退稅制度(隨著收入額度增加而實際稅率遞減),不利於未來的有效減貧。

中共還把門檻設得很低。自2010年以來,它自己定義的貧困線,在經過通脹調整後是每天2.3美元。可是,這遠低於世界銀行對中國等中上收入國家所設定的5.5美元貧困線。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中國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仍然生活在貧困中,情況比巴西更糟。

但是,用每天2.3美元或者5.5美元,來簡單地劃分窮人和非窮人,這本身就具有誤導性。如果在中國,某個人每天可以賺5.51美元,即使高於這兩條貧困線,其收入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如果將中國的人均GDP和收入不平等指標,同東亞鄰國(比如日本、南韓和台灣)相比較,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的貧困狀況。

中國的人均GDP,即使在考慮購買力差異後,仍遠低於日本和南韓。中國的共產主義財富分配,並不能彌補窮人的差距。事實上,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財富集中程度比其它兩個東亞國家還要糟糕。

2014年5月1日,一名婦女在日本靜岡縣的森內茶農園(Moriuchi Tea Farm)採摘茶葉。(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2014年5月1日,一名婦女在日本靜岡縣的森內茶農園(Moriuchi Tea Farm)採摘茶葉。(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可能由於中共對世界銀行的政治施壓,這個國際銀行沒有提供台灣的類似數據。但是,這個民主台灣2017年的人均GDP是50,500美元,其2019年的收入不平等指標是33.9。與中共治下的中國相比,台灣要富裕得多,而且財富分配也更加平等。中國2016年的收入不平等指標是38.5,2019年的人均GDP是16,804美元,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

怪不得中共不希望台灣被承認為獨立國家。因為即使在共產黨引以為豪的消除貧困和實現平等這些指標上,小島的民主制也擊敗了中共。這對中共來說,實在太丟人了。

其它發展中國家,要想尋找榜樣,以擺脫貧困,實現相對平等、自由和繁榮的社會,就應該從日本、南韓和台灣汲取經驗,而不是向共產主義中國看齊。#

作者簡介:

安德斯‧科爾(Anders Corr),擁有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學士及碩士學位(2001年),和哈佛大學行政學博士學位(2008年)。他是政治情報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主管、雜誌《政治風險》(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Risk)的發行人,其研究領域涉及北美、歐洲和亞洲。他撰寫了書籍《凝聚權力》(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即將於今年出版)、《禁止入侵》(No Trespassing),也曾擔任書籍《大國大戰略》(Great Powers, Grand Strategies)的編輯。

原文:Fact Check: China Didn't Actually Lift 100 Million Out of Poverty Since 2014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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