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都知道」,李(克強)回答說……「生米煮成熟飯了。」這句俚語以低沉的聲音說出來時,在汪(洋)的耳邊猶如一聲炸雷。
「確實如此。」汪回應道。這是他要說的全部,聽似無關痛癢的「生米煮成熟飯」是他們之間商定的暗語,用於實施他們在過去幾年中制定的大膽的應急計劃。他們認識到,中國經濟放緩是在被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政治、社會和道德問題所毒害的環境中發生的,這些問題在某些時候會相互作用,從而引發危機。他們早就下定決心,抓住這個時機,把習近平趕下台。習的政策將中國困在死胡同裏,這將提供一個走出困局的辦法。習的中國夢是一場醒著的噩夢。
以上是羅傑·蓋思德(Roger Garside)的新書《中國政變:自由的大躍進》(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的節選,描述了中共兩名高官、總理李克強和政治局常委汪洋,啟動了一項秘密計劃,將習近平趕下總書記的位置,帶領中國進入民主的未來。
雖然想像中的政變故事情節是虛構的場景,但使用了中共領導人的真實姓名。蓋思德是一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前英國駐華外交官,他在1968年見到了毛澤東,並在1977年與鄧小平共進晚餐。蓋思德說,在洞悉中共領導人的心理,「帶領讀者深入了解中共領導人的內心,和他們公開行動的幕後」這些方面,他的書算是「第一部有關中國的文學作品」。
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蓋思德解釋了他為甚麼相信,被他稱為「極權政權」的中共一黨統治很快就會終結,並具體說明了包括美國及其盟國在內的各國,可以利用經濟「武器」,幫助中國人民實現從中共(獨裁專政)到自由和民主的「偉大飛躍」。
蓋思德在20世紀50年代末擔任英國陸軍軍官,他第一次看到中國大陸是在香港通過一副軍用望遠鏡,他在眾多中國問題專家中,具有罕見的特別之處,那就是他在毛澤東統治時期和毛死後,在中國實地經歷了關鍵的歷史時期。
在伊頓公學畢業後,18歲的蓋思德應徵入伍,並很快被委任為駐港英軍廓爾喀旅(Brigade of Gurkhas)的一名軍官,該旅主要由來自尼泊爾山區的廓爾喀人組成。在服完兵役並隨後從劍橋大學畢業後,蓋思德在1968年至1970年期間,擔任英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外交官,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最瘋狂的時期,他拍攝了一張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的照片,當時很少有西方人能進入中國。
在北京的第一個外交職位結束後,蓋思德去麻省理工學院(MIT)攻讀管理學,並獲得碩士學位,他隨後在華盛頓特區,幫助管理世界銀行向泰國提供的貸款項目,然後於1976年到1979年回到北京,再度擔任英國駐華外交官。
1977年末,在主持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訪華期間活動時,他與中共未來的領導人鄧小平共進晚餐。1981年,蓋思德廣受讚譽的第一本書《復活:毛澤東以後的中國》(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出版,他當時正在加州蒙特雷市的海軍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任教。
蓋思德說,他在新書中描述的虛構的政變,只是中國可能結束中共的壓迫性統治,並開始向民主過渡的一種可能情況。他承認,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政變》一書,將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讀者的質疑,但他指出,1991年蘇聯共產黨的垮台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人們可能會說,『在中國搞政變?不可能的事兒,中共政權繁榮強盛、掌控一切,多麼荒謬的想法。』」蓋思德說,「沒有那麼荒謬。」「請記住,蘇聯制度研究者在1991年1月未能預見到年底會發生甚麼。」
蓋思德說,希望他的書能在他所說的「偉大的覺醒」(great awakening)中發揮作用,這種覺醒正發生在美國和其它國家,是對中共對世界構成的威脅的覺醒。
他說:「我看到美國及盟友對中國、中共過於自滿……需要警醒。」
在《中國政變》中,蓋思德寫道:「當美國人相信他們的信任和友誼遭到背叛時,地球上沒有人比他們更不寬容了。如果沒有中國的系統性變革,他們的信任將無法恢復。」
他對此進行了詳細地闡述,他告訴《大紀元時報》,美國率先對中共的系統性欺騙和盜竊行為,以及中共對全球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持續攻擊做出了回應。
他指出,美國政界人士對中共不守規則的行為採取了強硬行動,特別引用了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馬克·魯比奧(Marco Rubio)的中國政策和立場,表明了美國人,包括有投票權的選民和企業領導人,「感到被背叛和憤怒」。
蓋思德在談到美國2001年將中國引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努力,以及中共隨後違反協議和濫用其在WTO中的地位時說,「(中共)背叛了他們為加入該組織而簽署的條約,這個指責恰如其分……你只要把自己放在那些從事經營的人們的位置上就會明白,他們受到了傷害。」
在談到中國人民被政府強制支持中共時,蓋思德談到了「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統治下,不得不培養出表演技能」,並表示中國有大量民眾,暗地裏渴望他們尚未實現的政治變革。
他說,美國及其盟友應該通過實施一項精心制定的戰略,包括使用強有力的經濟政策作為「武器」,幫助中國人民實現政治變革。他表示,「我們正在為自由而戰,一場全球爭取自由的鬥爭。」
蓋思德說:「這個科技極權的(中共)擁有強大的控制手段,如果沒有外界的幫助,中國內部的任何運動都很難實現中國的解放。」「我們擁有巨大的經濟資產,可以利用這些資產,與那些希望中國改變的人走到一起。通過富有想像力和大膽的方式使用它們,在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積累後,再以一種更集中、更短期的方式……我們可以創造條件,讓中國國內那些希望變革的人能夠行動起來。」
在《中國政變》中,蓋思德突出地引用了2020年通過的立法作為重要的經濟手段,該法案要求所有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包括中國公司,披露它們是否由外國政府擁有或控制,並向美國監管機構提交詳細的財務審計報告,那些不遵守規定的公司將被除名。
「另一個手段是拒絕中國的銀行進入國際銀行體系。」蓋思德告訴《大紀元時報》,他指的是幾家中國銀行被指違反了美國對北韓的制裁,因此可以利用這一經濟手段制裁這些銀行。
蓋思德還指出,政府有必要限制對中國企業的投資,並對既得利益者進行教育,他們將需要放棄短期經濟利益,以保護長期利益。他說:「政府必須表現出實施其戰略的決心——針對國內利益表現出決心,無論是資產管理公司,還是製造商或貿易公司,將他們投資與(中國)軍隊有聯繫的中國公司定為非法。」
他強調,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的國際協調,對於保持反對中共惡劣行徑的強大統一戰線非常重要,並強調了由自由民主國家組成的聯盟的重要性,包括五眼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和通常被稱為「四方會談」(Quad)的「四方安全對話」。
他說,為了促進中國的政治變革,自由民主國家之間必須採取持續、積極的方法來面對中共的全球挑戰。
「我們不能自滿,不能只是對自己說,『哦,我們是正義的一方,我們是好人,我們相信民主和法制』。是的,這些都是好東西。」蓋思德說,「但這還不夠,我們必須有富有想像力的戰略,找到中共政權防禦中的弱點。」#
原文:‘China Coup’ Author Roger Garside on How to Help End CCP’s Rule,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 Interview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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