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都知道」，李（克強）回答說……「生米煮成熟飯了。」這句俚語以低沉的聲音說出來時，在汪（洋）的耳邊猶如一聲炸雷。
「確實如此。」汪回應道。這是他要說的全部，聽似無關痛癢的「生米煮成熟飯」是他們之間商定的暗語，用於實施他們在過去幾年中制定的大膽的應急計劃。他們認識到，中國經濟放緩是在被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政治、社會和道德問題所毒害的環境中發生的，這些問題在某些時候會相互作用，從而引發危機。他們早就下定決心，抓住這個時機，把習近平趕下台。習的政策將中國困在死胡同裏，這將提供一個走出困局的辦法。習的中國夢是一場醒著的噩夢。
以上是羅傑·蓋思德（Roger Garside）的新書《中國政變：自由的大躍進》（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的節選，描述了中共兩名高官、總理李克強和政治局常委汪洋，啟動了一項秘密計劃，將習近平趕下總書記的位置，帶領中國進入民主的未來。
雖然想像中的政變故事情節是虛構的場景，但使用了中共領導人的真實姓名。蓋思德是一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前英國駐華外交官，他在1968年見到了毛澤東，並在1977年與鄧小平共進晚餐。蓋思德說，在洞悉中共領導人的心理，「帶領讀者深入了解中共領導人的內心，和他們公開行動的幕後」這些方面，他的書算是「第一部有關中國的文學作品」。
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蓋思德解釋了他為甚麼相信，被他稱為「極權政權」的中共一黨統治很快就會終結，並具體說明了包括美國及其盟國在內的各國，可以利用經濟「武器」，幫助中國人民實現從中共（獨裁專政）到自由和民主的「偉大飛躍」。
蓋思德在20世紀50年代末擔任英國陸軍軍官，他第一次看到中國大陸是在香港通過一副軍用望遠鏡，他在眾多中國問題專家中，具有罕見的特別之處，那就是他在毛澤東統治時期和毛死後，在中國實地經歷了關鍵的歷史時期。
在伊頓公學畢業後，18歲的蓋思德應徵入伍，並很快被委任為駐港英軍廓爾喀旅（Brigade of Gurkhas）的一名軍官，該旅主要由來自尼泊爾山區的廓爾喀人組成。在服完兵役並隨後從劍橋大學畢業後，蓋思德在1968年至1970年期間，擔任英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外交官，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最瘋狂的時期，他拍攝了一張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的照片，當時很少有西方人能進入中國。
在北京的第一個外交職位結束後，蓋思德去麻省理工學院（MIT）攻讀管理學，並獲得碩士學位，他隨後在華盛頓特區，幫助管理世界銀行向泰國提供的貸款項目，然後於1976年到1979年回到北京，再度擔任英國駐華外交官。
1977年末，在主持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訪華期間活動時，他與中共未來的領導人鄧小平共進晚餐。1981年，蓋思德廣受讚譽的第一本書《復活：毛澤東以後的中國》（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出版，他當時正在加州蒙特雷市的海軍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任教。
蓋思德說，他在新書中描述的虛構的政變，只是中國可能結束中共的壓迫性統治，並開始向民主過渡的一種可能情況。他承認，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政變》一書，將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讀者的質疑，但他指出，1991年蘇聯共產黨的垮台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人們可能會說，『在中國搞政變？不可能的事兒，中共政權繁榮強盛、掌控一切，多麼荒謬的想法。』」蓋思德說，「沒有那麼荒謬。」「請記住，蘇聯制度研究者在1991年1月未能預見到年底會發生甚麼。」
蓋思德說，希望他的書能在他所說的「偉大的覺醒」（great awakening）中發揮作用，這種覺醒正發生在美國和其它國家，是對中共對世界構成的威脅的覺醒。
他說：「我看到美國及盟友對中國、中共過於自滿……需要警醒。」
在《中國政變》中，蓋思德寫道：「當美國人相信他們的信任和友誼遭到背叛時，地球上沒有人比他們更不寬容了。如果沒有中國的系統性變革，他們的信任將無法恢復。」
他對此進行了詳細地闡述，他告訴《大紀元時報》，美國率先對中共的系統性欺騙和盜竊行為，以及中共對全球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持續攻擊做出了回應。
他指出，美國政界人士對中共不守規則的行為採取了強硬行動，特別引用了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馬克·魯比奧（Marco Rubio）的中國政策和立場，表明了美國人，包括有投票權的選民和企業領導人，「感到被背叛和憤怒」。
蓋思德在談到美國2001年將中國引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努力，以及中共隨後違反協議和濫用其在WTO中的地位時說，「（中共）背叛了他們為加入該組織而簽署的條約，這個指責恰如其分……你只要把自己放在那些從事經營的人們的位置上就會明白，他們受到了傷害。」
在談到中國人民被政府強制支持中共時，蓋思德談到了「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統治下，不得不培養出表演技能」，並表示中國有大量民眾，暗地裏渴望他們尚未實現的政治變革。
他說，美國及其盟友應該通過實施一項精心制定的戰略，包括使用強有力的經濟政策作為「武器」，幫助中國人民實現政治變革。他表示，「我們正在為自由而戰，一場全球爭取自由的鬥爭。」
蓋思德說：「這個科技極權的（中共）擁有強大的控制手段，如果沒有外界的幫助，中國內部的任何運動都很難實現中國的解放。」「我們擁有巨大的經濟資產，可以利用這些資產，與那些希望中國改變的人走到一起。通過富有想像力和大膽的方式使用它們，在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積累後，再以一種更集中、更短期的方式……我們可以創造條件，讓中國國內那些希望變革的人能夠行動起來。」
在《中國政變》中，蓋思德突出地引用了2020年通過的立法作為重要的經濟手段，該法案要求所有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包括中國公司，披露它們是否由外國政府擁有或控制，並向美國監管機構提交詳細的財務審計報告，那些不遵守規定的公司將被除名。
「另一個手段是拒絕中國的銀行進入國際銀行體系。」蓋思德告訴《大紀元時報》，他指的是幾家中國銀行被指違反了美國對北韓的制裁，因此可以利用這一經濟手段制裁這些銀行。
蓋思德還指出，政府有必要限制對中國企業的投資，並對既得利益者進行教育，他們將需要放棄短期經濟利益，以保護長期利益。他說：「政府必須表現出實施其戰略的決心——針對國內利益表現出決心，無論是資產管理公司，還是製造商或貿易公司，將他們投資與（中國）軍隊有聯繫的中國公司定為非法。」
他強調，自由民主國家之間的國際協調，對於保持反對中共惡劣行徑的強大統一戰線非常重要，並強調了由自由民主國家組成的聯盟的重要性，包括五眼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和通常被稱為「四方會談」（Quad）的「四方安全對話」。
他說，為了促進中國的政治變革，自由民主國家之間必須採取持續、積極的方法來面對中共的全球挑戰。
「我們不能自滿，不能只是對自己說，『哦，我們是正義的一方，我們是好人，我們相信民主和法制』。是的，這些都是好東西。」蓋思德說，「但這還不夠，我們必須有富有想像力的戰略，找到中共政權防禦中的弱點。」#
原文：‘China Coup’ Author Roger Garside on How to Help End CCP’s Rule, Bring Democracy to China: Interview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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