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新出版的亞馬遜暢銷書揭示,在新發現面前,勇於質疑原有知識和觀點的重要性。

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重要的是適應,而不是固守舊觀念和固守自己的觀點。這是我們在COVID-19(中共病毒)疫情肆虐的2020年,學到的重要一課。這一年,迫使我們不得不質疑我們的許多假設是否真的有效,比如怎樣行為才是安全的,公司和學校要怎麼運作,如何對待人與人之間的接觸等。

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是美國暢銷書作家及組織心理學家,世界著名學府賓夕凡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 )最年輕的終身教授。他在新書《重新思考:知道你所未知多麼重要》(Think Again: The Power of Knowing What You Don』t Know,又譯作《重新思考 洞悉未知的力量》)中,闡述了為甚麼人需要更謙遜地對待自己的知識,以開放的心態對待新知識和改變觀念是多麼重要。這本書充滿了有趣的研究,指導我們使自己頭腦更靈活,同時幫助他人思想更開明。

書中所述技能不僅對如何應對瘟疫、傳染病大流行等危機,至關重要;而且對於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做出明智的商業決策等,都非常重要。

「面對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你必須願意、而且能夠改變自己的思維。否則,你可能會遭遇專業知識無效,觀點過時,主意平淡無奇等不幸。」格蘭特教授提醒我們。

亞當‧格蘭特是美國暢銷書作家及組織心理學家,世界著名學府賓夕凡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最年輕的終身教授。(Adam Grant提供)
亞當‧格蘭特是美國暢銷書作家及組織心理學家,世界著名學府賓夕凡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最年輕的終身教授。(Adam Grant提供)

《Greater Good》雜誌的書評編輯及撰稿人、心理學博士吉爾‧薩蒂(Jill Suttie),她最近採訪了格蘭特教授,談到他的這本新書《重新思考:知道你所未知多麼重要》,探討我們從書中可以獲得些甚麼。

以下是這次採訪:

吉爾‧薩蒂:您在書中闡述了「質疑自認為已知的事物,並願意改變大腦想法」的重要性。為甚麼通常人們很難做到這一點?

亞當‧格蘭特:有幾個原因。首先是心理學家們所說的「認知積重難返」(cognitive entrenchment)現象,即當你在某領域經驗知識豐富時,你會理所當然地質疑新假設。舉例說,實驗表明改變橋牌的遊戲規則時,那些專家級橋牌手會很掙扎,因為他們的思維總是難以意識到原來習慣了多年的規則已不適用。也有實驗表明,經驗豐富的會計師適應新的稅法時,比新手還慢,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以前特定的做事方式。

第二個障礙是缺乏積極性:「我不想再考慮了;我對自己一直以來的做事方式很滿意。如果我承認自己錯了,我會感到自己愚蠢,別人也會說我愚蠢。還是堅持自己算了,更容易些。」

第三個是社交圈的影響。我們的信念不會在真空中形成。通常,我們最終形成的觀念都會受到自己所在社交圈的影響,與自己社交圈裏的人的觀念很相似。所以,如果我放棄某些觀點,可能會被我的社交圈排斥,我不想冒這個險。

薩蒂女士:您在書中談到「科學思維方式」的重要。您所講的科學的思維方式是甚麼?它是如何幫助我們重新思考的?

格蘭特教授:我們大多數人花費了很多時間,像傳教士、像檢察官、或者像政客一樣去思考問題。 泰洛克先生(Philip E. Tetlock,菲利普‧泰洛克是加拿大裔美國政治學作家,賓夕凡尼亞大學教授,美國哲學會會員)曾提出一個非常令人信服的觀點,即當我們處於傳教士模式思考問題時,我們確信自己是對的;當處於檢察官模式時,我們試圖證明別人是錯的;當我們以政客模式思考時,我們試圖贏得別人的認可。這三種心理模式都阻止人「重新思考」,因為在傳教士和檢察官思維模式中,我是對的,你是錯的,我不需要改變。在政客思維模式中,告訴你的,都是你想聽的,但我可能沒想改變我真實的想法;我只是做做姿態罷了,絕不是重新思考。

像科學家一樣科學地思考問題,並不意味著你需要有一架望遠鏡或者一台顯微鏡。

科學的思維方式是,你謙虛,而不驕傲;有探求真理的好奇心,而不故步自封。你知道哪些是你所不知道的,渴望發現新的事物。你不會固執己見、一成不變。你會尋找你可能出錯的原因,而不僅僅找證明你正確的原因。你會耐心傾聽那些令自己不愉快的想法,而不僅僅只聽自己喜歡聽的。而且,你願意結交那些會質疑你正確與否的人,而不僅僅結交贊同你的人。

薩蒂女士:為甚麼需要尋找自己可能出錯的原因?

格蘭特教授:原因之一是如果不擅於重新思考,結果你會更經常犯錯。這是個很大的悖論:越早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就越少犯錯。

曾有一個實驗,要求企業家們像科學家一樣去思考。意大利剛起步的小企業創辦者們參加了一個為期三到四個月的速成班,學習如何創辦和經營企業。其中隨機抽取一半人,要求他們像科學家一樣去思考,他們被告知他的策略是理論上的。他們拜訪客戶製定出一個具體的假設方案,當他們啟動自己的第一個產品或服務後,把這視為一項實驗,去檢驗他之前的假設方案。

結果這一半被要求像科學家一樣思考的企業家們創造的財富,是另外一半對照組的40倍以上。原因是,當他們的第一個產品或服務無法正常工作時,他們停下來重新思考然後及時改進的可能性倍增,而沒有在「自我」的作用下一味證明自己是對的。我認為這個實驗有力證明了:願意承認自己做錯,實際上可以讓自己更快地走向正確。

薩蒂女士:但是,我們不是更應該相信我們的專業知識嗎,而不是對每個想法都給予一樣的權重?

格蘭特先生:不是說不應該有標準。重新思考的要點是,面對更強的邏輯性或更有力的證據時改變自己的觀點,而不是擲骰子說,今天我隨機選個新觀點。

理解我所說的意思的一個好方法,是去看鮑勃‧薩頓(Bob Sutton,史丹福大學教授,管理心理學家兼作家)數年來的著作。甚麼是智慧,他的定義是,根據所擁有的最佳信息行事,同時對所了解的保持懷疑。這就是我在這裏所說的,有謙遜。

我想人們誤解了甚麼是謙遜。當我談到專家或領導者應有的謙遜時,他會說:「不,我不想沒有自信。我不想看低自己。」

但是,我說,那不是謙遜。謙遜一詞來源於拉丁語,意為「來自大地」。就是要理智、清醒:是的,我們有優點,但也有缺點。你是會犯錯的。自信且謙遜的人會說:「我不知道,我也可能錯了」,或「我還沒有弄清楚」,根本上你是相信自己的,但也明白自己的知識或技能有限。


亞當‧格蘭特教授的新書《重新思考:知道你所未知多麼重要》(維京出版社,320頁)
亞當‧格蘭特教授的新書《重新思考:知道你所未知多麼重要》(維京出版社,320頁)

薩蒂女士:人們似乎常常不願意再思考一下,他們會搪塞說:「我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或「我不在乎你說甚麼,我不會改變主意的。」我們該如何鼓勵這樣的人以開放的心態對待重新思考?

格蘭特教授:方法並非總能奏效。但是可採用的一個方法是,自己展現出開放姿態,承認自己也可能有錯或自己的認識也不完善。人封閉自己的原因通常是害怕被評判。所以寧願選擇躲開,避免被評判。但是如果你說:「嘿,你知道嗎?我也不太肯定我的觀點對不對。」這樣的話,就會促使對方意識到我們在互相切磋。

第二種可採用方法是提問題,考慮哪些因素會幫助他們打開視野,提些問題促使他們至少去思考他們可能需要重新考慮的情形。如果他們承認這些因素是會改變他們的想法的話,至少是向前邁了一步。

第三種可行的做法是,從我寫這本書以來,我自己一直在做的:我要在出現這類僵局對話的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的固執,認識到自己有陷入「邏輯霸凌模式」的壞習慣。我用一堆事實和數據向對方狂轟濫炸,其實我不想做這樣的人。我是抱著對方也有我可以學習之處的願望,和與我意見不同的人進行交談的。我可不想成為檢察官。

於是,我請求對方如果發現我這樣子的話,要告訴我。然後呢,就發生了這麼幾件事。

一個是有時人們會及時點給我,這很有幫助。就在上周,我與一位同事通過電子郵件辯論某個問題,然後他說:「您又要進入檢察官模式了。」他的話使我立即意識到,「哦,我最好重新考慮一下我辯論的方式了。」發生的另外一種情形是,當我誠實地、開誠佈公地表明自己時(如果我這樣子的話,請告訴我),對方常常會說:「哦,我的天哪,我也是。我也不想那樣。」這個做法是,一定程度上預先防範了交談陷入僵局。

薩蒂女士:書的最後,您列出30條有關重新思考的實用要點。請您列舉幾個特別重要或者人們最樂於採納的,好嗎?

格蘭特教授:我最喜歡的一條是,做一名「超級預測員」,當你形成某種觀點的時候,列出會使你改變觀點的一些狀況。這樣會令你對自己保持誠實,因為一旦你執著於某個觀點後,就很難放下。但是,如果你預先明確了哪些因素下需要改變,則使自己保持了靈活性。

在鼓勵對方重新思考時,避免論點被淡化。我們大多數人總想引用儘可能多的論據來說服人,認為給的理由越多,越容易使對方改變看法。但是我們沒想到這會產生二個後果。(我也很想給你更多論據,但是我要避免淡化我的論點。)我們給的理由越多,就越激發對方意識到你想要說服他,這反而使他提高警惕。再者,如果他心存抗拒,太多的理由反而給他機會挑一個缺乏說服力的論據,從而逃避了你的整個論點。

經驗是,如果受眾可能不接受你的觀點時,有時給兩個理由比給五個理由更有效。率先給出最有力的論據。

我喜歡通過重新思考做一下檢查的工作。我們都去醫生那兒做定期檢查,即使身體沒有不舒服。同樣,我們也應該定期檢查人生中的重要決定。多年來我一直鼓勵我的學生進行年度職業檢查,只要每年問自己一、二次,「我到了學習​​平緩期嗎?我當初的興趣和價值觀,現在對我仍然重要嗎?」在感情問題或者其它重要的事情上,我們都可以這樣做。

薩蒂女士:您寫道,錯誤與享有一個更快樂的人生密切相關。為甚麼呢?

格蘭特教授:我注意到丹尼爾‧卡尼曼(Danny Kahneman,諾貝爾獎獲得者,行為經濟學家)發現他的一個假設是錯的時,頓時充滿愉悅。於是我問他:「為甚麼你發現自己錯了,還這麼興奮?」他糾正了我的認識,明白地告訴我說,沒有人喜歡犯錯,但是他真的很高興發現自己錯了,因為這意味著,現在的他比以前的他錯誤少了。頓時,我領悟到:認識到錯意味著我學到了東西。如果發現自己是對的,則意味著沒有獲得新知識或新發現。

從某些角度看,樂於發現錯誤,使自己得到了持續學習的自由。如果你能夠欣然接受犯錯,那麼你更能夠成為一個能發現新事物的人,而不是一個已經知道一切、或自以為知道一切的人。

薩蒂女士:您期待通過推行重新思考,彌合人們的政治分歧嗎?

格蘭特教授:這取決不同的人。我們中許多人都陷入了二元偏見,雙方都只專注對方最極端的一面,就像一幅諷刺漫畫,互罵愚蠢、壞蛋。但如果放下偏見,可以看到這兩個極端之間有著所有錯綜複雜的政治派別和許多灰色地帶。

彼得‧科爾曼(Peter Coleman,社會心理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研究表明,如果不用墮胎、槍枝或氣候變化這類複雜的主題來代表硬幣的兩面,如果激勵人們通過稜鏡的多個鏡面來思考,他們就會變得差別更細微,兩極分化更小,他們就更有可能找到共同點。每當有人一分為二「我們 vs 他們」時,可以問:「第三個角度是甚麼,第四個角度是甚麼?」這樣,人們就有機會看到多個體系,對多種意見持開明態度,而不是只固守一個。

薩蒂女士:您對這本書的希望是甚麼?

格蘭特教授:我希望這本書促進更多人學會變通地思考,他們更在乎學習和提升自己,而不是證實自己。我們太多人掉入了自己製造的精神監獄中。如果我們擅於重新思考,可能會擁有一個更加開明的社會。#

原文Why Thinking Like an Open-Minded Scientist Is Good for You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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