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轟烈烈的反送中運動，改變了眾多生命。曾不辭艱辛走在運動最前線的香港大紀元記者、YouTube《珍言真語》主持人梁珍，近日接受香港台（Hongkonger Station）鄭敬基採訪，講述了她從一個被中共洗腦的大陸女生，到在香港看清了中共邪惡本質及造假掩蓋真相，她感到打破新聞封鎖尤為重要，以致決心做一名香港記者。經歷了一幕幕常人難以接受的排擠羞辱，還有危急的恐怖時刻。
梁珍說，「我就把自己奉獻給記者這一份工作，我願意為打開這個天窗，給像我這樣的年輕人看到真實的一面而付出努力。」
梁珍19年風風雨雨的記者生涯，報導真相揭露中共，道阻且長，反而令她克服了自己的恐懼，做到了不為別人惡意的話動心，並且越來越清楚共產黨的思維和手法。這更加堅定了她留在香港，繼續為香港人發聲的意志。
梁珍說，「我覺得（我的）生命就好像和這一片土壤分不開。很多人叫我離開，我覺得，我是和香港的命運在一起的，我見證了香港的歷史。如果這個地方有什麼事情發生，起碼記者會在這裏。我們可以見證這個歷史的話，我就不會離開的，因為這個地方還需要我們去做這件事情。」
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在催淚彈現場，很多陌生人都會保護她，令她被香港人的無私與善良所感動，她也要對香港人說一聲「謝謝大家」。
梁珍說，「其實我也是從大家身上學到很多東西。香港人那種獅子山精神，這麼多年，他們都是經歷了高低起伏，一樣不會放棄。」
與現在很多人看法不同的是，梁珍始終覺得香港是一塊福地，香港人對全球看清中共做出了大貢獻，必有後福。
她表示，雖然中共不計其餘的在破壞香港，但是香港人立場是反共的，「他們的思想很清晰，知道共產黨是怎麼回事，這是保護我們香港這種核心價值最重要的地方。」「我們的疫情又是很少，那我們大家都是同路人，大家一見面就好像很親切。」這些都是香港令她感到珍貴之處。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在廣州讀大學一切順利 喜歡跳舞、看TVB
鄭敬基：這位朋友給我的印象就是，整天都在一些最困難的環境當中見到她，跟不同的人採訪當中，也見到她。我覺得她的身影和她的腳蹤，涵蓋了很多香港的故事，但是她偏偏又不是一個香港人，而她又真真正正有一個香港精神。很難得找到了Sarah，這次我真的跟你一起講「珍言真語」了，你好Sarah。
梁珍：Joe你好，這次調換了，被你來採訪，很大的挑戰。
鄭敬基：別這麼說，其實我覺得在認識你之後，你給我的感覺是一個很慷慨、很直率的人。我認識你，是在這場運動裏面，接著開始接受你的採訪，知道原來有人這麼努力地為香港發聲。你在沒有做採訪人、做主持人之前，你讀書的時候最想做什麼工作呢？
梁珍：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其實每一年都有一個夢想，因為那個時候讀大學，第一年其實我在學跳舞的。因為家教很嚴的，在中國，我爸爸就不讓我學跳舞，他覺得跳舞，男女生搭檔，好像有傷風化。所以在大學的時候我就很反叛，去了一個自由的天空，去廣州讀大學。
第二年我就開始學話劇，那個時候挑戰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參加了學校的話劇隊。本身是想參加跳舞隊的，不過沒有收我，話劇隊收了我之後，就做話劇。當時都拿了一些獎的。所以那時候我覺得，這些都很好玩的，也看了很多TVB的劇，所以可能跟你的夢想差不多，都想玩一些。
鄭敬基：原來都想做演員的。
梁珍：是。第三年就開始收心學習英文，想出國啊。第四年就覺得一切都搞定了，因為學校已經留我，就是我畢業之後就在學校那裏工作。那時一切都很順利。所以第四年就開始玩，看電影。
所以每一年，我覺得我的大學就好像自己做主，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其實沒有一個具體的目標，反正那時都是一些喜歡做什麼，就嘗試去做什麼。
獨生女從小學習優秀 喜歡嘗試不同事物
鄭敬基：你是否是家裏的掌上明珠，就你一個女生，就是我們香港人說，家裏只有一個獨生女呢？
梁珍：我有哥哥的，你講的對的。其實我一出生，因為是小女兒，我爸爸很愛我。還有我讀書的時候，就好像真的很聰明。我七歲才讀小學，五歲時我就去考，當時很多人排隊，看到我在那裏考試，（覺得）好厲害的，說你怎麼懂這麼多東西呀，可以寫很多字啊。當時就已經在我住的地方爆紅了，別人說這個女孩子很聰明。
接著，小學中學大學，其實我讀書都厲害的。我基本上都是考班上第1名，很少第2名，差不多年年都是第1名。所以就是自己有一些自信心，什麼事情都夠膽去嘗試。你見到我採訪什麼人啊，或者什麼故事啊，什麼體育啊、運動啊、明星啊，我全部都有興趣去學一學。因為對我來說，反正就沒有什麼限制，我就喜歡去嘗試人生不同的東西。
2019年6月反送中開始 「珍言真語」應運而生
鄭敬基：你這樣無拘無束，也都有好奇心。你是否記得，什麼時候開始做《珍言真語》？
梁珍：是2019年的6月份。為什麼有一個《珍言真語》呢？其實我一直都在做一些報紙和傳統的電視採訪，就是採訪一件事情，無論多長把它寫成文字報導，報紙可以長一些，電視就只有一兩分鐘新聞就播出了。
當時六月份，太多變化，那時候剛剛開始「反送中」運動，6·12啊，然後很多人就很關心香港問題，那我就去找一些嘉賓，當時第一個採訪的對象就是吳明德，因為當時他也是剛剛爆紅的KOL。
我去找他採訪，怎麼知道，他真的就像香港人有的那種幽默。就像我和你採訪一樣，你說這件事情那我就說同一件事情，但他就不是，他說一件事情，一開口就停不了了。所以做他的採訪新聞，我剪輯是做得很辛苦的，因為他是有點幽默式的，一件事情，他會把它的前因後果全部都說出來，但其實只是說了一件事情。
那我就想，這麼辛苦，採訪了半個多小時才剪輯出一條新聞，就有些浪費。我就把它放上YouTube頻道，那個時候就是想，有些影片不要浪費了。當時也看到很多人都在做YouTube節目，我就試著把一些影片放上去YouTube，怎麼知道那條影片就有很多人觀看。
然後我就想，那我就一個星期做一次吧。接著就是採訪劉細良，到了7月1號，我記得當時是做了七一衝擊立法會事件的報導，我剪輯了三集節目，我自己一個人剪輯的，剪輯了之後，自己再加一些背景，在半夜的時候放上YouTube。
第二天早上，已經在香港爆紅了，到現在那條影片已經有八十多萬的觀看，因為大家很想知道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時劉細良是在現場講述了整個故事，所以我們大家聽到了之後，對香港形勢不了解的人呢，就會很清楚了。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這個YouTube是有市場的，所以慢慢就開始做。做的多了呢，我們就想在YouTube同時發展。有同事問我，你這些影片放在哪裏呢？
我就說，幫我設立一個欄目，不是叫做頻道，就是找一個地方存放，就是一個欄目吧，我們都是在「香港大紀元新唐人聯合新聞頻道」下面的欄目。大家問，你要把它叫做什麼名字？我連一秒都不用想就說，那就叫《珍言真語》吧。因為我的名字有一個「珍」字，而且我從小就很相信一個「真」字。
人的一生，每一個人都有一些東西在你的生命裏，你是很信奉的。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我就記得，我絕對是不會講假話的，我不懂得說謊的。我是有一點教條式的，因為我的爸爸是很嚴格的。
如果我覺得粗話不好，我就會絕對把粗話的那些字眼，全部從我的頭腦裏面屏蔽掉；如果我覺得說假話，這個人的品格不好呢，我就會把這個人作為一個（負面）標準。所以在我的生命中，我就不會說假話的，你也看到我是不懂說假話的，就是對著什麼人我都是這樣很真誠的。因為就是從小的時候就覺得這樣很不好。「珍、真」，《珍言真語》就是這樣來的，就有了這四個字的名字。
曾跑娛樂新聞常遭排擠 繼續用善待人
鄭敬基：你如此的有原則性，在香港從反送中開始，你這個人這麼真實，你會遇到很多人，這中間有很多人會改變的，可能有一些人從很不真變成一個很真的人。也都見到一些人，你以為他很真，但原來他很假。其實這個衝擊對你大不大呢？
梁珍：可能這個和我的信仰有關，因為我是修煉法輪功，很多人都知道我修煉了二十多年了。其實我就是相信「真、善、忍」，所以我自己就會用善的一面去待人。其實有很多人是對我不好的，這是真的。因為他們自己的利益，或者信仰的不同，或者是他看不起我們，或者是我們被別人邊緣化，或者被抹黑。我是很多時候遇到很多人是排斥我，或者對我不好的。所以我已經習慣了，善於去發現別人的優點。
鄭敬基：為什麼會對你不好？我就看不到別人會對你不好的，你整個人都很斯文，別人捨不得對你不好的。
梁珍：很明顯的，你在娛樂圈也知道了。我其實以前跑過娛樂圈做採訪，好像是含著眼淚，真的是很難受的。我經常都說，你覺得我們不好，你看到我們站在你的面前，你覺得我是不是邪的呢？這很簡單。但問題是在利益面前，他們就不會理會這一點的。因為在他們來看，中國有這麼大的市場，他們把我排斥在外是很容易的；但是他們要是失去了中國這麼大的市場，他們是很難的。
我試過在排隊等候明星做訪問，那個明星，當然也是什麼「天王」之類的，在其它國家也接受過我們專訪的，我覺得有機會。而且他接受專訪，安排專訪的也是他的經紀人，所以首先要和經紀人打好招呼。一般肯定是要等候的，採訪這些大明星一定需要等候的，這個無所謂。我等了兩個小時，然後所有的記者，都讓他們先做了採訪。
其實很多時候都遇到的，你還沒開始做，就覺得那個氛圍，那個空氣中就有一些不妥的了。後面的人就在嘰裏呱啦地說，都在看著你，你整個人就被萬箭穿心那樣。然後輪到我採訪的時候，對方就說，不好意思，我不接受採訪了。我就問為什麼不接受採訪了呢？然後有些人會和你說真話，或者有的就是很粗暴的把你趕出去。那時候那些保安就和警察差不多，就把我趕出去了。然後就問，你是怎麼被邀請來的？以後我們只是接受一些被邀請的媒體。這些事情我是見的多了。
有一些好一點的還會和你說一些真話，說不好意思，我們在香港不可以做這個採訪，你知道香港的情況不同。這樣我也會覺得舒服一點。很多時候他們是不說的，就直接把我趕了出去。這些事我都遇到過。
鄭敬基：跟紅頂白這些事情都很令人難受，那你怎麼克服？你這樣走出去，你肯定不會開心的，你怎麼樣處理這些心情呢？這種壞心情要多長時間才可以復原呢？
梁珍：其實真的是難的，我都覺得我是經過了這麼多的風風雨雨，所以現在我遇到什麼人，我都很少動心的。我覺得越是困難的事情我就要挑戰自己，因為我從小也是喜歡挑戰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答：那你現在己經做到了。）那我就再去嘗試了，沒什麼的，其實我是會再去面對。你以前對我的態度我當作看不到，我相信你見到我，是會被我的誠意打動。
有機會的話我就和你多說一點：我們並不是你們想像中的那樣，其實我們的節目在美國都有很多人收看的。你不會只是看中國市場的，在其它國家，你也一定想要這個市場的。所以也會有一些人接受我的採訪，他是明明白白地接受我的採訪，那我就會很開心的。
能採訪到一個，我已經覺得很成功的，你明白吧？當你想採訪10個人有9個都拒絕了，讓你受苦，但有一個做成了，那你就覺得很開心。
鄭敬基：很多時候都吃了很多苦，你還記不記得，有沒有什麼人是我們認識的，被你打動了？然後你覺得，嗯，那一次是很值得的，有沒有這樣的例子？
梁珍：有的人未必你們會覺得他是一個好人，我就不會這麼看，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他自己的選擇。比如曾志偉，他真的是明明白白地接受我的採訪。而我在採訪他的時候，明明就有人在後面跟他說，這是法輪功的電視台，但他就面不改色地繼續和我做採訪。我覺得他是知道情況的，他是真的知道，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他在這一方面是做得很好的，所以我就會讚他。
鄭敬基：這件事是一個（例子），的確是他明明知道也繼續接受（訪問）。
雨傘運動9·28半夜前線拍攝 被小孩幫助感動
鄭敬基：在反送中運動裏面，我看到你去到不同的場合，你訪問過不同的人，這是很困難的。像你這樣一個女子，斯斯文文的，我看到你，在最危險的地方也出現在那裏。那你是什麼樣的心情？雖然你說很喜歡挑戰，最初我想你不是會帶著很多的裝備，帶一些裝備去保護自己。你有沒有想過這樣走出去，可能會有一些催淚彈扔過來，你要怎麼應付？你有沒有遇過很危險的情況？
梁珍：這個故事呢，我覺得是很神奇的。其實我是怕的，我也怕被催淚彈打中的，所以我就沒有像我的攝影師同事那樣，他們是站得很前的，他們真的是拍到了催淚彈在打來打去。而我呢，多數是做採訪，我是會站到後面一點的。但是我試過，從雨傘運動到反送中運動，都是有很多催淚彈。
在雨傘運動的時候，我也是到半夜都在那裏，大約有10天，從9月28號，每天晚上我都是直到凌晨2點都在現場的。9月28日那天，其他人都離開了，我就偏偏衝進去，當時只剩下10,000人了，那時「長毛」都叫大家要離開，NOW TV等等，當時都在傳，叫大家要撤走，就說可能六四事件要重演。
但是我就衝了進去，我們有一些攝影的同事也在現場，我就做了一些採訪就出來，之後再剪輯影片提供給我們新唐人電視台，因為是在半夜要播出的。他們的早上7點，就是我們的晚上7點，我就在半夜做好了之後，6點鐘交貨。
所以我是凌晨兩三點鐘衝出去做採訪，當時全部都是在晚上做的，基本上是已經習慣了一些場合。當時也是有很多催淚彈的，但我覺得我每一次都會被周圍的香港市民所感動。
第一次9·28警方發射催淚彈，我什麼裝備都沒有。那時候現場只剩下10,000人，其實那一幕我這一輩子都忘記不了的。那時候身邊的人都非常友好，他們都想到自己可能會死，但他們連死都不怕，他們為了香港，就是要留在那裏。
那一刻有很多人，我一進去，他們知道我是外國媒體，知道我們會把這個新聞傳播出去。那些十多歲的年輕孩子就把毛巾遞給我，把眼罩也給我，擔心我會受傷。我就說不用了，我做完採訪，很快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之後我就會離開，而你們是留在這裏的，你們千萬要留著這些裝備。我是在警方發射催淚彈之前就走出去了。
雨傘運動時警察尚保護記者而今不同 令人唏噓
梁珍：有很多次，其實我在最危險的時候，我未必會有事，因為很多時候他們會保護我，甚至當時的警察也會保護我們的。很多時候我都覺得驚訝，五年之後，警察的改變會這麼大，從2014年到2019年。
在2019年6月12日，警方是從6月12號下午開始鎮壓的。6月12號的凌晨，就是6月11號晚上，那時候還有很多人在絕食，那時都沒有人去報導，就只有我。那時報社的同事都不去的，因為太晚了，很多時候在很辛苦的時候沒有人去，只是我自己一個人拿著攝影機，然後和一個同事一起去，他也不會使用攝影機。我就跟他說，你就是幫我按開關，幫我錄下來就行了。
那個時候我也沒有記者背心，我真的有點怕，因為我是被5個便衣警察圍著，前面2個，後面3個，後面就有人說，我想知道她的背景。意思就是說，這個人是誰，為什麼在拍攝？那個時候我在拍攝，我真的覺得有點害怕，我沒有感受過那種做記者（的危險）。
我在2014年做記者的時候，那些警察是很保護我們的，特別是有一些女生，其實在前線有很多人保護你的，做記者的人，攝影大哥也保護你，那些警察也是，看到記者就對我們特別好。
鄭敬基：真的嗎，警察會對記者友好嗎？
梁珍：是啊！一直以來其實警察和記者都有很好的關係的。但是在反送中運動之後，因為大家之間有些事情，這個具體就不多說了，反正都知道情緒來了，所以現在的香港警察，大家都覺得和以前的香港警察不同了，這個也是很令人失望的。
在2019年，我是覺得有點恐懼。那種被別人當作敵人一樣去監視的感覺，和我以前做記者，我在拍攝的時候，別人覺得我作為記者，是會尊重我，甚至是會給我提供一些空間，這種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在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這場運動的形勢比2014年更加嚴峻。所以我就從2019年6月11號晚開始，基本上是一直全程投入整個運動的。最緊張的時候，我每天只是睡了一個小時，因為我們的人手很少。（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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