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莊嚴、佈滿痘疤的建築物表面背後——在舊鋼琴、破地毯、沉重銅框裏蒙塵的油畫、圍城期間被鐵爐消耗掉的傢俬殘餘（尤其是椅子）中間——一種微弱的生命正開始發出微光。我記得，當我上學途中經過這些建築物正面時，我完全沉浸於想像在那些有著鼓起的舊壁紙的房間裏，到底正發生甚麼事情。
我必須說，從這些建築物正面和門廊——古典的、現代的、折衷的，連同它們的廊柱、壁柱和塗上厚厚泥灰的神祕動物和人物的頭像——從它們的裝飾和支撐陽台的女像柱，從它們入口處壁龕裏的軀幹雕像，我所學到的關於我們這個世界的歷史，要比後來從任何書本學到的多。
希臘、羅馬、埃及——它們全都在那裏，全都在轟炸期間吃了炮彈。從那條流向波羅的海的灰色、反射的河流，以及河流裏偶爾一艘在急湍中掙扎的拖船，我學到的關於無限和禁欲的知識，要比從數學或芝諾（Zeno）那裏學到的多。
所有這一切，都與列寧無關，而我想，大概在我上一年級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鄙視他了，與其說是因為他的政治哲學或實踐——我七歲的時候對此幾乎一無所知——不如說是因為他那無所不在的畫像，這些畫像幾乎充斥於所有課本、所有教室牆壁、郵票、鈔票等，描繪他一生不同年齡和階段的形象。
有嬰孩列寧，金黃色鬈髮，看上去像一個小天使。然後是二十多歲和三十多歲的列寧，禿頭、緊張，臉上那個毫無意義的表情可以被誤解為任何東西，就說有目標吧。這張面孔在某種程度上縈繞在每一個俄羅斯人腦中，並暗示某種標準的人類面孔，因為它完全缺乏任何特徵（也許恰恰因為這張面孔沒有任何特徵，所以它暗示諸多可能性）。然後是稍老的列寧，頭更禿，留楔形鬍鬚，穿三件式暗色套裝，有時候微笑，但大多數時候是站在某輛裝甲車上或某次黨代表大會的講台上向「群眾」發表演說，一隻手伸向空中。
尚有一些變體：列寧戴工作帽，翻領上別著一朵康乃馨；穿著馬甲，坐在書房裏寫作或閱讀；坐在湖邊樹墩上，草擬他的《四月提綱》 ；或其它荒謬的戶外活動。最後是列寧穿著一件準軍事夾克坐在花園長凳上，旁邊是史達林（Stalin），後者是唯一將要在無所不在的印刷畫像上超過列寧的人。不過，那時史達林還活力充沛，而列寧已經死了，僅僅是因為這點，他便是「好」的，因為他屬於過去——即是說，得到歷史和自然的贊助。而史達林則僅僅得到自然的贊助，或者，反過來說也可以。
我想，學會忽略這些畫像是我切斷電源的第一課，我嘗試疏離的第一步。接著還有很多；事實上，我的餘生都可以被視為不停地迴避生命中那些最糾纏不休的方面。我必須說，在這個方向上，我走得頗遠；也許太遠了。任何表示重複的東西，都變成一種損害，因而必須剷除。這包括文字措辭、樹林、某些類型的人，有時候甚至包括肉體痛苦；這影響了我的很多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我得感激列寧。只要是任何大量的東西，我便立即把它視為宣傳。我想，這個態度，演變成某種可怕的加速度，穿過各種事件的灌木叢，也連帶伴隨著某種膚淺。
我一刻也不相信性格的所有線索都可追溯至童年。約三代俄羅斯人都住在集體公寓和逼仄的房間裏，我們父母做愛時，我們都假裝熟睡。然後是戰爭、饑餓，缺席或斷手殘腳的父親，欲火中燒的母親，學校的官方謊言和家中的非官方謊言。嚴酷的冬天，醜陋的衣服，在夏令營把我們尿濕的床單拿出來示眾，以及在別人面前重提這類事情。然後紅旗會在夏令營桅杆上招展。
那又怎樣？所有這些童年的軍事化，所有這些脅迫性的愚蠢行為……都沒有對我們的倫理學或美學——或我們愛和受苦的能力產生太大影響。
我回憶這些事情，不是因為我覺得它們對潛意識很重要，當然更不是出於對童年的懷舊。我回憶它們是因為我從未這樣回憶過，是因為我想讓這些事情多少能留存下來——至少在紙上。
還因為回顧比其對立面有益。明天就是不如昨天有吸引力。基於某種理由，過去不像未來那樣輻射如此巨大的單調。未來因為其大量，所以是宣傳。雜草亦然。
意識的真正歷史，開始於人們的第一個謊言。我碰巧記得我自己的。那是在一個學校圖書館，那時我必須填寫借書證。第五個空欄當然是「民族」（nationality）。我七歲，很清楚我是猶太人，但我對服務員說我不知道。她半信半疑地笑著說，你可以回家向父母問個清楚。我沒有再回去那個圖書館，儘管我後來成為很多別的圖書館的會員，它們也都必須填寫相同的申請表。
我不羞於自己是猶太人，也不害怕承認是猶太人。在班級名冊上，我們的姓名、父母姓名、家庭地址和民族都有詳盡記錄，教師在課間休息時，總會時不時「忘記」教室書桌上那本名冊。於是，我們會像禿鷹一樣，撲向那本簿子；我們班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猶太人。但是七歲男童都做不好反猶者。此外，以我的年齡而言，我算是頗為強壯的，而那時最重要的還是拳頭大小。我羞於「猶太人」這個詞本身——在俄語裏念作「耶夫雷」（yevrei）——不管它的內涵是甚麼。
一個詞的命運，取決於其不同的上下文，取決於其使用頻率。在俄語印刷品中，「耶夫雷」出現的頻率之少，如同美式英語中的「縱膈」或「狹巷」。事實上，它還擁有某種類似於髒話或性病名稱的地位。七歲時，你的詞彙量證明足以知道這個詞的稀罕性，而把自己與它等同起來是絕對不愉快的；不管怎麼著，它與你的音韻感背道而馳。
我記得，我總是覺得「猶太佬」（kike）的俄語對等詞——念作「zhyd」（發音與安德列．紀德（André Gide）相近）——聽起來順耳多了：它顯然是冒犯性的，因而是無意義的，並未充滿各種影射。在俄語中，一個單音節詞作用不大。一旦加上尾碼或字尾或首碼，那些羽毛就會飛起來。這一切並不意味著我在那個幼嫩的年齡就因自己是猶太人而受苦；而只不過是說，我第一個謊言與我的身份有關。
這不是壞的開始。至於反猶本身，我並不太在乎，因為它主要來自教師們：這似乎是他們在我們生活中扮演消極角色不可或缺的，必須像低分數一樣對待它。如果我是羅馬天主教徒，我就會希望他們大多數人下地獄。確實，有些教師比其他教師好，但既然他們都是我們當前生活中的主人，我們才懶得去區分他們呢。他們也不想對他們這些小奴隸做出區分，並且哪怕是最熱烈的反猶言論也含有一種非個人的慣性。
不知怎的，我永遠無法認真對待任何針對我的口頭攻擊，尤其是來自年齡層如此不同的教師。我猜，父母用來咒罵我的那些話，很好地鍛煉了我。此外，有些教師自己也是猶太人，而我害怕他們一點也不遜於我害怕那些純種的俄國人。
這只是自我修剪的一個例子而已，這種自我修剪（再加上語言本身，在那裏，動詞和名詞自由地更換位置，只要你有膽量這樣做）在我們身上培養了一種如此強大的矛盾心理，以至於十年內我們的意志力就變得跟一根海草差不多。四年的軍隊生涯（男子十九歲就要應徵入伍），完成向國家徹底投降的程序。順從將同時變成第一和第二天性。
如果你有頭腦，你肯定會設法智勝這個制度，包括發明各種繞道，安排與上司暗中交易，堆積謊言，以及調動各種或明或暗的裙帶關係。這將成為一份全職工作。然而你不斷意識到你編織的網是一張謊言網，並且不管你有多大程度的成功或有多大程度的幽默感，你都會鄙視自己。這正是該制度的終極勝利：無論你痛擊它或加入它，你都同樣感到有罪。國家信仰是——如同諺語所說的——沒有任何惡是不含一點善的，而且可能相反亦然。◇（待續）
——節錄自《小於一》∕麥田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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