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莊嚴、佈滿痘疤的建築物表面背後——在舊鋼琴、破地毯、沉重銅框裏蒙塵的油畫、圍城期間被鐵爐消耗掉的傢俬殘餘(尤其是椅子)中間——一種微弱的生命正開始發出微光。我記得,當我上學途中經過這些建築物正面時,我完全沉浸於想像在那些有著鼓起的舊壁紙的房間裏,到底正發生甚麼事情。

我必須說,從這些建築物正面和門廊——古典的、現代的、折衷的,連同它們的廊柱、壁柱和塗上厚厚泥灰的神祕動物和人物的頭像——從它們的裝飾和支撐陽台的女像柱,從它們入口處壁龕裏的軀幹雕像,我所學到的關於我們這個世界的歷史,要比後來從任何書本學到的多。

SHUTTERSTOCK
SHUTTERSTOCK

希臘、羅馬、埃及——它們全都在那裏,全都在轟炸期間吃了炮彈。從那條流向波羅的海的灰色、反射的河流,以及河流裏偶爾一艘在急湍中掙扎的拖船,我學到的關於無限和禁欲的知識,要比從數學或芝諾(Zeno)那裏學到的多。

所有這一切,都與列寧無關,而我想,大概在我上一年級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鄙視他了,與其說是因為他的政治哲學或實踐——我七歲的時候對此幾乎一無所知——不如說是因為他那無所不在的畫像,這些畫像幾乎充斥於所有課本、所有教室牆壁、郵票、鈔票等,描繪他一生不同年齡和階段的形象。

有嬰孩列寧,金黃色鬈髮,看上去像一個小天使。然後是二十多歲和三十多歲的列寧,禿頭、緊張,臉上那個毫無意義的表情可以被誤解為任何東西,就說有目標吧。這張面孔在某種程度上縈繞在每一個俄羅斯人腦中,並暗示某種標準的人類面孔,因為它完全缺乏任何特徵(也許恰恰因為這張面孔沒有任何特徵,所以它暗示諸多可能性)。然後是稍老的列寧,頭更禿,留楔形鬍鬚,穿三件式暗色套裝,有時候微笑,但大多數時候是站在某輛裝甲車上或某次黨代表大會的講台上向「群眾」發表演說,一隻手伸向空中。

尚有一些變體:列寧戴工作帽,翻領上別著一朵康乃馨;穿著馬甲,坐在書房裏寫作或閱讀;坐在湖邊樹墩上,草擬他的《四月提綱》 ;或其它荒謬的戶外活動。最後是列寧穿著一件準軍事夾克坐在花園長凳上,旁邊是史達林(Stalin),後者是唯一將要在無所不在的印刷畫像上超過列寧的人。不過,那時史達林還活力充沛,而列寧已經死了,僅僅是因為這點,他便是「好」的,因為他屬於過去——即是說,得到歷史和自然的贊助。而史達林則僅僅得到自然的贊助,或者,反過來說也可以。

我想,學會忽略這些畫像是我切斷電源的第一課,我嘗試疏離的第一步。接著還有很多;事實上,我的餘生都可以被視為不停地迴避生命中那些最糾纏不休的方面。我必須說,在這個方向上,我走得頗遠;也許太遠了。任何表示重複的東西,都變成一種損害,因而必須剷除。這包括文字措辭、樹林、某些類型的人,有時候甚至包括肉體痛苦;這影響了我的很多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我得感激列寧。只要是任何大量的東西,我便立即把它視為宣傳。我想,這個態度,演變成某種可怕的加速度,穿過各種事件的灌木叢,也連帶伴隨著某種膚淺。

我一刻也不相信性格的所有線索都可追溯至童年。約三代俄羅斯人都住在集體公寓和逼仄的房間裏,我們父母做愛時,我們都假裝熟睡。然後是戰爭、饑餓,缺席或斷手殘腳的父親,欲火中燒的母親,學校的官方謊言和家中的非官方謊言。嚴酷的冬天,醜陋的衣服,在夏令營把我們尿濕的床單拿出來示眾,以及在別人面前重提這類事情。然後紅旗會在夏令營桅杆上招展。

那又怎樣?所有這些童年的軍事化,所有這些脅迫性的愚蠢行為……都沒有對我們的倫理學或美學——或我們愛和受苦的能力產生太大影響。

我回憶這些事情,不是因為我覺得它們對潛意識很重要,當然更不是出於對童年的懷舊。我回憶它們是因為我從未這樣回憶過,是因為我想讓這些事情多少能留存下來——至少在紙上。

還因為回顧比其對立面有益。明天就是不如昨天有吸引力。基於某種理由,過去不像未來那樣輻射如此巨大的單調。未來因為其大量,所以是宣傳。雜草亦然。

意識的真正歷史,開始於人們的第一個謊言。我碰巧記得我自己的。那是在一個學校圖書館,那時我必須填寫借書證。第五個空欄當然是「民族」(nationality)。我七歲,很清楚我是猶太人,但我對服務員說我不知道。她半信半疑地笑著說,你可以回家向父母問個清楚。我沒有再回去那個圖書館,儘管我後來成為很多別的圖書館的會員,它們也都必須填寫相同的申請表。

我不羞於自己是猶太人,也不害怕承認是猶太人。在班級名冊上,我們的姓名、父母姓名、家庭地址和民族都有詳盡記錄,教師在課間休息時,總會時不時「忘記」教室書桌上那本名冊。於是,我們會像禿鷹一樣,撲向那本簿子;我們班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猶太人。但是七歲男童都做不好反猶者。此外,以我的年齡而言,我算是頗為強壯的,而那時最重要的還是拳頭大小。我羞於「猶太人」這個詞本身——在俄語裏念作「耶夫雷」(yevrei)——不管它的內涵是甚麼。

一個詞的命運,取決於其不同的上下文,取決於其使用頻率。在俄語印刷品中,「耶夫雷」出現的頻率之少,如同美式英語中的「縱膈」或「狹巷」。事實上,它還擁有某種類似於髒話或性病名稱的地位。七歲時,你的詞彙量證明足以知道這個詞的稀罕性,而把自己與它等同起來是絕對不愉快的;不管怎麼著,它與你的音韻感背道而馳。

我記得,我總是覺得「猶太佬」(kike)的俄語對等詞——念作「zhyd」(發音與安德列.紀德(André Gide)相近)——聽起來順耳多了:它顯然是冒犯性的,因而是無意義的,並未充滿各種影射。在俄語中,一個單音節詞作用不大。一旦加上尾碼或字尾或首碼,那些羽毛就會飛起來。這一切並不意味著我在那個幼嫩的年齡就因自己是猶太人而受苦;而只不過是說,我第一個謊言與我的身份有關。

這不是壞的開始。至於反猶本身,我並不太在乎,因為它主要來自教師們:這似乎是他們在我們生活中扮演消極角色不可或缺的,必須像低分數一樣對待它。如果我是羅馬天主教徒,我就會希望他們大多數人下地獄。確實,有些教師比其他教師好,但既然他們都是我們當前生活中的主人,我們才懶得去區分他們呢。他們也不想對他們這些小奴隸做出區分,並且哪怕是最熱烈的反猶言論也含有一種非個人的慣性。

不知怎的,我永遠無法認真對待任何針對我的口頭攻擊,尤其是來自年齡層如此不同的教師。我猜,父母用來咒罵我的那些話,很好地鍛煉了我。此外,有些教師自己也是猶太人,而我害怕他們一點也不遜於我害怕那些純種的俄國人。

這只是自我修剪的一個例子而已,這種自我修剪(再加上語言本身,在那裏,動詞和名詞自由地更換位置,只要你有膽量這樣做)在我們身上培養了一種如此強大的矛盾心理,以至於十年內我們的意志力就變得跟一根海草差不多。四年的軍隊生涯(男子十九歲就要應徵入伍),完成向國家徹底投降的程序。順從將同時變成第一和第二天性。

如果你有頭腦,你肯定會設法智勝這個制度,包括發明各種繞道,安排與上司暗中交易,堆積謊言,以及調動各種或明或暗的裙帶關係。這將成為一份全職工作。然而你不斷意識到你編織的網是一張謊言網,並且不管你有多大程度的成功或有多大程度的幽默感,你都會鄙視自己。這正是該制度的終極勝利:無論你痛擊它或加入它,你都同樣感到有罪。國家信仰是——如同諺語所說的——沒有任何惡是不含一點善的,而且可能相反亦然。◇(待續)

——節錄自《小於一》∕麥田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