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至少要有人兩口才能組成,最不濟也要有豬一隻。你看中國的「家」字,不是寶蓋下有個「豕」字嗎?可是,我的家不但沒有人兩口,連豬都無半隻。

我的家中成員只有我獨自一個,這樣當然不能稱為家了,可是數十年前是有一位同胞姊姊同我同住,組成了別具一格的「姊妹家庭」。

從一九三二年起,即我任教國立武漢大學的第二年,我將家姊淑孟女士接來武漢,在那山光水色、風景秀麗的珞珈山住下,一住便是七年。對日全面抗戰發生,我們隨校遷四川樂山,一住又是九年,那段歲月非常清苦,但當時姊妹兩個年齡還不算頂老,還能撐住下來。勝利後遷回珞珈,首尾三年。一九四八年赴滬小住,數月後,適香港真理學會來函聘我去當編輯,遂赴港,家姊只好隨其身在海軍的次子到台灣去了。我在學會任職一年,因想到歐洲蒐尋解決屈賦難題的資料,再度赴法。過了兩年,資斧告竭,有人介紹回台灣教書,遂返台任職於台北的省立師範學院。學校以我無家,「姊妹家庭」又不算數,不配我住宅,只讓我住在單身教職員宿舍裏,家姊當然不能來,來了也無她容身之地。一九五六年,台南的成功大學改制成立,聘我去教書,我以分配住宅為條件,居然配有一幢,便是今日我安身東寧路的住宅。

我將家姊自左營接來,「姊妹家庭」又告恢復。計算家姊和我未嫁前不算,嫁後共同生活者前後共三十二年,也算長久了。

家姊和我同住時,料理我的飲食起居,無微不至。我若偶有病痛,她煎藥奉湯,一夕數起。親手為我補綴破綻,縫製內衣褲,替我收拾隨手擱置的物件,那種細心熨貼,溫意煦嫗的事,要說說不完,要形容也無法形容得夠,她把我寵得像個慈母膝下的驕子,我常說她是我「第二慈親」。

她替我管家,精打細算,量入為出,把那時教書匠微薄的薪俸運用得綽綽有餘,使我免除內顧之憂,得以專心教學,暇時並能創作文藝,研究學術,我今自能得在文壇學苑稍有成就者,皆屬家姊之遺澤,其恩其德,實令人難忘。

家姊愛潔成癖,我們初來台南,僱女傭也還算容易,她每日監督工人灑掃房屋,擦拭傢俬,把個家收拾得窗明几淨,纖塵不染,置身其間,神清氣爽。花晨月夕,姊妹二人清茶一盞,對坐窗前,閒話家常,縱談往事,一種骨肉深情淪肌浹髓,其樂又是無極!

不幸一九七二年,家姊因病長逝,我的「姊妹家庭」也就從此潰滅。她逝世至今已有四十餘年,我每夜做夢,若醒而能記得者,總有她的影子在活動,其聲音笑貌,一如往昔,而夢中總不知她已死。想家姊手足情深,知道我想念她,故特來夢中相慰,又不讓我知道她已為異物,免我悲痛與小小的不自然驚嚇之情,才這樣的吧?

我常想,若家姊尚在應該多好。可是家姊大我五歲,健康一向不如我。我現在已耳聾眼花,雙腳無力,每一行動,總想有人扶持我一把,家姊若在,其龍鍾衰邁之狀當更甚於我。我今已自顧不暇,還能照料她嗎?則她之先我而去,對她而言,未始不是好事。況我在世也無多日了,可與家姊在另一世界相聚的時期屈指可待,現在過一天挨一天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