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建黨100周年。100年來,中共先後有12個中共黨魁。第一個黨魁陳獨秀,任職時間從1921年7月至1927年8月。之後,陳被撤職、開除黨籍、被誣陷為「日本間諜」,被扣上諸多「莫須有」的罪名。

被撤銷一切職務

陳獨秀,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人,前清秀才,五次東渡日本求學或避難,當過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科學長,是五四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1920年4月,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派維經斯基到中國宣傳馬列主義,鼓動建立中國共產黨。1920 年5 月,維經斯基在上海會見陳獨秀,雙方達成合作意向,由共產國際提供經濟資助,在上海展開建黨工作。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到達上海,提議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代表到上海召開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陳獨秀當選中央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共第二、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中共成立後,在共產國際操控下,在中華民國境內,進行了大量反政府活動。用今天中共的話說,就是進行了大量「顛覆國家政權」活動。在中共黨史上,稱之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但以失敗告終。

當時,陳獨秀多次反對共產國際的一些做法,但反對無效。「大革命」失敗後,共產國際將全部責任推到陳獨秀頭上。1927年8月7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武漢主持會議,撤銷陳獨秀黨內外一切職務。

被開除黨籍

首任中共黨魁陳獨秀。(維基百科)
首任中共黨魁陳獨秀。(維基百科)

1929年,因中方收回中東路的路權,蘇聯發動進攻中國東北的戰爭。正是在這次戰爭中,蘇軍佔領了中國領土黑瞎子島。

1929年7月1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發表《關於中東路事件的呼籲》,提出「為保衛蘇聯而前進」的口號,要求中共站在蘇聯一邊。

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信中共中央,進一步要求中共「繼續展開獨立的群眾革命運動」,「極其注意工人的罷工鬥爭,鞏固並擴大游擊戰爭,尤其是在東三省。」

中共中央毫不猶豫地積極響應,開動一切宣傳機器,聲援蘇聯,並決定8月1日發動上海工人總罷工。11月26日,中共領導人李立三發表演說稱,「中央已經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即將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在蘇聯學習軍事的劉伯承等,也積極響應,參與「國際義勇軍」,與國民政府軍張學良部作戰,協助蘇聯進攻黑龍江海拉爾。

1929年11月15日,陳獨秀卻因反對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被開除黨籍。

被誣衊為「日本間諜」

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被捕,後被中華民國政府判刑13年。1937年8月23日,陳提前獲釋。出獄後,陳在報紙上發表聲明:「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

1938年1月28日、2月8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康生,回延安後,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上發表《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

文章說,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北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親日派唐有壬介紹,與陳獨秀進行共同合作的談判。

結果是:陳獨秀「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日本給陳獨秀每月300元津貼。收到津貼後,陳獨秀在日寇指示下,大唱幫助日本侵華的雙簧戲。

康生文章的發表,猶如引爆一顆炸彈,立時輿論大譁,不僅反共人士,就是非共和親共人士,也群起為陳獨秀抱不平。

1938年3月17日,中共領導人周恩來任董事長的《新華日報》繼續煽風點火,發表《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短評,一再要陳獨秀作「公開正式聲明」。

次日,陳獨秀在《致〈新華日報〉的信》中寫道:「任何人發現漢奸,只應該向政府提出證據,由政府依法辦理。你們造謠誣衊的苦心,我及別人都可以明白了……我明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見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地跟著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為斷。」

「來武漢後,為避免增加抗戰中糾紛計,(我)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未自辦刊物。我所有的言論,各黨派的刊物,我都送去發表。我的政治態度,武漢人士大都知道,事實勝於雄辯,我以為任何聲明都是畫蛇添足。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壓迫我做這樣畫蛇添足的事,好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

陳獨秀與中共決裂

1938年,在武漢期間,董必武受中共之託探望陳獨秀,爭取他到延安,並提出三個條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書面檢討,但遭陳拒絕:「我不知道過從何來,奚有悔?」「現在亂鬨鬨的時代,誰有過誰無過還在未定之天,不寫,有甚麼過可悔?」

之後,陳獨秀輾轉到四川。期間,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曾到江津探訪陳,繼續勸陳寫個檢討,回延安去。陳說:「中央開會,我怎麼辦呢?我這個人又不願被人牽著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

見勸不動陳,周恩來吩咐他的侍衛長龍飛虎拿出帶來的100塊銀元遞給陳。周說,錢是「互濟會」捐助的,請他一定收下。陳說甚麼也不要,堅持退回了錢。

陳獨秀晚年的反思

陳的《最後政治意見》寫於1940年11月28日。陳多次表示,他的看法「根據蘇俄二十多年的經驗,深思熟慮了六、七年」才形成的。

他寫道:「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東西,他只是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史太林的一切罪惡」無不是「憑藉蘇聯自十月革命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

1941年12月23日,他在給老友鄭學稼的信中寫道:「列(寧)托(洛茨基)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弟主張重新估定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在我自己則已估定他們的價值……弟久擬寫一冊《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

陳獨秀貧病中去世

陳獨秀晚年客居距四川江津市區30多里的石牆院,生活非常窘迫。夫人潘蘭珍避著陳典當了首飾,連陳的老友柏文蔚贈給他的皮袍子也當了。為補貼生活,還在院牆後門外空地種過馬鈴薯。

1942年5月23日,當年代表陳參加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來探望陳,老友重逢,他非常高興,中午吃了四季豆燒肉,引起胃病復發,潘蘭珍延請好幾位醫生醫治無效。

陳自知不久於人世,向跟隨他多年的北大學生何之瑜交代:「我死後,喪事從簡,也不要登報。」並說:「小兒松年早已分居獨立,夫人家中無親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請你務必多多關照。並要囑夫人今後一切自主,生活務自立,我在南京獄中,朋友贈我的五個顯德四年古瓷碗,留給蘭珍。後事料理後,稿費如有多餘,也留給她一部份」話未說完,心臟病突發。陳於1942年5月27日去世,享年63歲。

陳去世後,衣裳、棺木、墓地等皆由當地鄉紳鄧氏叔侄贊助。據《陳獨秀逝世前後用費收支表》記載:「蔣介石一萬元,朱家驊五千元,段錫鵬、王星拱、陳立夫各兩千元,許靜仁一萬五千元」。此外,「胡小石、歐陽竟吾、高語罕等學界名流也有捐款。收支相抵之後,尚欠五千零三元,由鄧氏叔侄承擔。」

陳曾表示蔣介石是他「不共戴天」的死敵,但在陳去世安葬時,蔣介石竟出手一萬元帛金,表達悼念之意,這是朝野上下都頗感意外的。

除此之外,沒有聽說過去他曾幫助、器重、提攜過的人,對他的去世有一分錢、一個字、一句話的表示。

被扣九頂大帽子

毛澤東早年對陳獨秀推崇倍至。但在陳獨秀被撤職後,特別是1949年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後,毛對陳的評價,以貶為主。

1936年,美國作家斯諾問:誰應對1927年共產黨失敗承擔主要責任?毛回答說:「罪魁禍首是陳獨秀」,那時,「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

此後,毛在黨內鬥爭中多次反覆提到陳,稱他是「大叛徒」、「壞人」、「反革命份子」、「階級敵人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對我們黨危害最大」,「不可救藥」,「只能打倒」。

陳被打倒後,中共給陳至少扣了九頂大帽子: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

但是,2009年2月,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葉匡政所著《大往事 縱橫歷史解密檔案》稱,學術界重新考察了陳獨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動,發現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此案是中共黨史上第一樁最大的冤假錯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