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確的磨盤打磨起來非常精細，不過與上帝或正義的磨盤不同的是，它們也磨得相當快。對他們來說，沒有甚麼是太小的或微不足道的，也沒有甚麼可以長久地躲避開他們。

最近，我注意到《美國醫學會雜誌》網絡版上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懷孕之人悖論——儘管有較高的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COVID-19）併發症風險，其仍然被排除在疫苗試驗之外」。

懷孕的人？甚麼樣的人？肯定是女人吧？但似乎女人這個詞，至少在某些語境中，已經變成了某種侮辱，就像另一個著名的侮辱性形容詞一樣，要極力避免。

例如，這裏是文章中的一段話。「1月7日：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更新了針對懷孕的人的COVID-19（中共病毒）疫苗接種指南。『根據（messenger）RNA疫苗（輝瑞-BioNTech和Moderna疫苗）的工作原理，專家認為它們不太可能對懷孕的人構成特定風險。』作者寫道。然而，懷孕的人和其胎兒的實際風險是未知的，因為疫苗還沒有在此類人群中進行研究。CDC說，疫苗接種『是懷孕的人的個人選擇』。」

請注意，這裏多麼巧妙地避開了女性這個詞。懷孕的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彷彿這純屬巧合，僅僅是一種偶然，但很可能不是這樣。

不難看出，文章中的基礎和動機是其所隱含的謊言，這個謊言似乎是一個重要的政府機構（疾控中心）現在所接受的，並且願意與之勾結、傳播，無疑很快就會要求其遵守，作為獲得資金的條件。

這個謊言就是男女之間沒有生理上的差別，由於一個很小但無情的壓力集團的活動，這個謊言以最懦弱的方式被採納。在英國，人們（不僅是懷孕的人）可以在出生證上改變自己的性別，這種對歷史的修改，連史太林都會反感。

越來越多的學問雜誌和其它知識份子出版物中，用「女人和男人」代替「男人和女人」這個詞，儘管後者更容易脫口而出，而且聽起來更讓人感激，就像「女士和先生」（毫無疑問，很快就會成為一個被取締的詞）比「先生和女士」更容易脫口而出，而且聽起來更讓人感激。

也許，女士們和先生們已經所剩無幾了——請注意，我把這句話這樣繞來繞去，是為了讓人感到愉悅，而不是為了意識形態——但那是另一回事。

因為沒有女士和先生了，在我們都變成了沒有禮貌的畜生，從這個意義上說，放棄「女士和先生」這個詞，與因為樓裏可能有一個變性人，或者更確切地說（因為變性人想成為女士或先生），一個最近被發現或承認存在的許多不確定性別的人而放棄它是不同的。

也許有人會把《美國醫學會雜誌》和疾控中心對女性一詞的可笑規避看成是小題大做，但我認為這就大錯特錯了。

事實上，正是因為它的小題大做，或者如果你喜歡追根究底的話，它才有了它的意義，因為它表明了對語言的管制，而這種管制是如此的極權主義。

而最令人震驚的也許是，沒有一個中央獨裁政權，如納粹德國的獨裁政權，在指揮著語言和術語的改變。

在極權制度下，人們採用新語言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害怕如果不採用新語言就會遭到譴責。而我們，則是在期待極權勝利的情況下主動投降。

「懷孕的人」這一說法非常荒謬，從那些想把極權主義政權強加給我們其他人的人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優勢（他們忘記了，極權主義政權很快就會吞噬他們的年輕人）。如果我們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被迫使用荒謬的定位，我們就會放棄我們的正直，鄙視自己，然後失去所有的抵抗意志。

假設我想在一家著名的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該雜誌堅持使用一種我不同意的語言代碼，但除非我同意它，否則它不會發表我寫的東西。那麼我就面臨著選擇：放棄我的文章，或者放棄我的原則。

你說，那你可以去別的地方發表，目前來說，你說得很對。但是，越來越多的，每一個出版物，至少是每一個有名望的出版物，其內容都是有記號的——都採用相同或類似的語言代碼（當然，這種代碼變化很快，就像史太林時期的官方歷史一樣，以確保我們保持一種焦慮的警惕狀態，因為今天的「正確」定位，因為即使在今天不是思想犯罪內容，明天也可能是品行不良的證據）。

也許還會有少數刊物能夠在讓文章自由發表，只是為了讓刊物能夠在主流社會中宣稱自己是寬容的，但它們將扮演與共產黨接管後，東歐各人民共和國的非共產主義政治「黨派」一樣的角色。

我們——或者說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是職業主義者，我們想上進。這並不是可恥的：一個昆蟲學家想為昆蟲學作出貢獻。如果在上進的過程中，我們不得不犧牲一些小原則，同意一些我們不同意的東西，只是為了繼續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工作——好吧，這是令人遺憾的，但事實也是如此。總之，人們總是要在一定程度上犧牲自己的原則，所以改變的只是程度而不是類型。

因此，用不了多久，我們都會把懷孕的女人稱為懷孕的人，並採用任何其它荒謬而險惡的定位，直到沒有人再能說出真相，因為真相這個概念都將被鄙視。

原文The Logic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Avoiding a Word Means Avoiding the Truth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西奧多·達勒姆普爾（Theodore Dalrymple）是一位退休醫生。他是《紐約城市日報》（City Journal of New York）的特約編輯，並著有30本書，包括《底層生活》（Life at the Bottom）。他的最新著作是《禁運和其它故事》（Embargo and Other Stories）。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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