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夏天「港版國安法」頒佈執行以來，香港的自由空間不斷被擠壓，許多人想逃離香港，但阻力重重。同時還有中共的宣傳，說香港人到了其它國家就是做二等公民。真的像中共所說的那樣，香港人到了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就是做二等公民嗎？
事實勝於雄辯，且不說加拿大前總督伍冰枝就是一位香港移民，其實在加拿大的華人成功人士多得數不勝數，居住在溫哥華的姚永安就是其中的一位。
加拿大名嘴姚永安，是三十年前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是資深時事評論人，其時評工作曾獲得多個加拿大及國際獎項，其中《時代周刊》（TIME Magazine）曾在1997年Vancouver People To Watch欄目以全版篇幅介紹其傳媒工作。那麼對於一位香港移民來說，是如何能夠在加拿大這片土地上嶄露頭角的呢？
移民加拿大 一個新世界
生在香港，長在香港的姚永安說，以前對香港的印象並不好，覺得香港那個地方，很多人只關心錢。一直到最近四五年來，香港年輕人的民主運動才使姚永安改變了自己對香港的印象，開始對香港有了好感。
姚永安在香港的時候是從事藝術行業的，姚永安的太太中學和大學都是在加拿大讀的，在她回香港的時候，就已經申請了加拿大的移民。等到移民批下來的時候，他們還沒有最後決定是一起去加拿大呢，還是大家一起留在香港。
因為姚永安沒有到過加拿大，所以他們就決定先來看看。很短的時間之後，姚永安就覺得很喜歡加拿大，最後他們決定留在這裏，當時是1991年。
初來乍到，姚永安回憶說：「我剛到這裏的時候也是甚麼都不懂的，我太太比我早來這裏，當時去一個加油站，怎樣加油我都不知道的。很多東西我都不知道的，很基本的東西我都不懂的。當時看到Superstore，哇，我真的覺得大得都不能夠想像……，覺得是一個不同的世界。」
夫妻合力 一切從頭來
姚永安的太太比姚永安先到加拿大，她先是在Granville街的一家花店工作，工作很辛苦，因為那家花店是半露天的，冬天很冷。她自己又去學了一些插花課。等到姚永安移民過來之後，她就跟姚永安商量說自己很想要做花店。姚永安也很支持太太的決定，這樣夫妻一起做，姚永安負責做宣傳。
於是在姚永安剛落地三個月的時候，就已經簽好了租約，店就開在市中心很有名的一個大廈裏，當年還沒有華人在那裏開店。當時姚永安太太身邊的朋友都不看好這個決定，認為年輕人的這個決定太輕率了：跑到市中心最貴的地方去，租金那麼高！
但姚永安支持太太的決定，他說，「我的想法是，我們要做的是主流人士的生意。那做主流的，開公司的、大賓館的，我就要到他們的地方去做啦。」
事實證實姚永安和太太的決定是正確的，他們的花店做得很成功，從一個店到兩個連鎖店，最多的時候達到三個連鎖店。姚永安誇獎太太在插花方面很有才華，當然也少不了姚永安的宣傳有功。
品嚐孤單與踏足媒體
初到加拿大，雖然作為香港人移民加拿大沒有語言問題，但甚麼人都不認識，同樣會給生活帶來不便。所以當時姚永安加入了在溫哥華的香港中學同學會，認識了一些朋友。在這裏，姚永安得到了很大的幫助，朋友們會告訴他，如果你想做甚麼的話，你可以找誰找誰，這對於剛移民來這裏的姚永安來說非常重要。
但是同學會裏的朋友感興趣的就是唱卡拉OK。這些事姚永安不感興趣，他對政治、文化感興趣，而這裏沒有人跟他聊這些，那時的姚永安感到非常孤單。
隨著對加拿大政治文化的了解，姚永安也慢慢地看到了華人社區存在的問題。比如說，那時候有很多華人跟姚永安說，加拿大人很笨、很懶，有很多空子可以鑽。姚永安覺得這些都是很功利的看法。
他認為加拿大是一個人與人之間充滿信任的社會，是一個很高的境界。而別人相信你，你卻說這裏人很笨，覺得可以騙騙人家，姚永安覺得這是不好的。
他覺得加拿大中文媒體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讓新來的移民能夠通過媒體知道真正的加拿大社會是甚麼樣的，加拿大人的價值觀是甚麼樣的。姚永安說，開始的時候跟同學會裏的朋友聊這些問題的時候，根本就沒法講。
後來討論多了，朋友們慢慢地就開始能夠接受姚永安的觀點了。但每次都是這樣，姚永安就覺得很悶，因此就想在媒體上把自己在政治上的看法寫出來。
後來姚永安就每天在中文媒體上做時事評論，包括紙媒和電台。他說：「在媒體做評論的時候，空間大很多了。」也因為自己做評論，也多會去關注英文的評論員是怎樣看問題的，思想就不只是侷限在華人的圈子裏，去看華人圈子外的人是怎麼講的，就不一樣了。
而對於英文媒體，姚永安也覺得應該讓加拿大人能夠理解來這裏的移民，他們的想法、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希望大家能夠互相了解。
姚永安後來就給《溫哥華太陽報》寫專欄，在當時是唯一一個在主流媒體上寫文章的華人。
那時候姚永安白天要上班，而且很多工作都是體力勞動，到下午的時候，就去電台做一個小時的直播節目。晚上回到家還要給中文報紙寫專欄，做時事評論。
回顧那時的生活，姚永安說，「當時真的是很辛苦，因為到晚上，我真的是很累了。」可是還要對當天發生的事情做評論，第二天報紙就要出的。而且「在加拿大我也不是甚麼事情都懂的，有的時候還是講得不夠好，寫不下去的，馬上再換一個話題重寫，當時很辛苦。」
姚永安說那時候就是覺得對自己是一個鍛鍊，所以一直堅持著。因為寫這些話題，可以使自己從不同的角度對加拿大的政治都有了更多的認識。因此後來新民主黨請他做顧問，幫著寫文章做文宣。
做不做二等公民 在於自己
姚永安希望用媒體來幫助大家了解加拿大這個社會，知道怎樣工作，怎樣生活。
當加拿大的國會議員投票講新疆的問題，講奧運的問題，華人媒體說，加拿大議員不懂、不知道，是被利用的。姚永安就覺得很氣憤：不知道說這些話的人到底是中國人還是加拿大人。
姚永安就在評論中跟大家聊，大家移民來加拿大，要怎麼看待自己的身份。是想做個加拿大人，還是中國（中共）在這裏的代理人，只是寄居在這裏。當你覺得自己不是加拿大人，只是寄居在別人的地方的話，當然你就會覺得自己是個二等公民。
不迴避 以促互相理解
姚永安認為，對華人社區有利的就去寫，雖然有些話題比較敏感，也不會迴避，有些話雖然說出來當時大家不高興，但能夠引起華人的思考。
他說比如有一次溫哥華市政府訂了一個新的附例，就是樹長到多大之後就不可以隨便砍。當時就有中文媒體發表評論說是歧視，是對本地移民的歧視，因為香港人到這裏來之後買了房子，總是會把樹木砍掉，然後把草地變成石子地。當時姚永安就在中文媒體上引導人們從西人的角度去看問題：樹是有生命的；它對保護環境也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等。
而另一方面姚永安又用英文在《溫哥華太陽報》上發表評論，告訴加拿大人為甚麼華人不喜歡樹木。因為香港人在他們的原居地都沒有這些，樹葉落下來會增加很多工作，颳大風吹斷樹木又可能會砸壞他們的房屋和車輛……，這樣的擔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結果這兩篇文章寫出來之後，姚永安兩邊被罵，西人那邊倒也還行，香港人就說你不幫我們說話，你幫西人說話。姚永安說：「如果我這兩篇文章對調，兩邊都會鼓掌。但我這樣更能夠使不同的族裔互相理解。我希望能夠徹底把這些事情聊出來，讓大家去看看，去想想為甚麼會是這樣的。如果我順著你的心去講，你很高興，但對你不一定會有甚麼好處。」
也許正因為是這樣，有一段時間姚永安在中文媒體被封殺，電台、電視和報紙的評論都沒有了，好在當時花店的生意做得不錯。姚永安說：「如果我真的是靠它養家的話，我做很多評論就要考慮了。」
但姚永安的堅持最終有了收穫，1997年，亞太高峰會在溫哥華召開，當時《時代周刊》（TIME Magazine）就以溫哥華作為主體，在介紹傳媒工作的部份一共介紹了五個人，第一人就是姚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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