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美國大選表面上的結果是特朗普敗選，其背後的實質是美國去民主化的令人震驚的事實。美國一向在推動民主化國家的政治進步，但是，那些發生在民主化國家的民主倒退形式，如今同樣發生在號稱民主堡壘的美國。持美國傳統價值觀的人們長期以來失去了對馬克思主義信徒們的警惕，反而把那些動搖美國民主制度的勢力看作是尊重民主制度的政治競爭對手，完全忽視了這種勢力追求去民主化的政治野心。
一、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擔憂
美國網絡政論雜誌《問題與見解》（Issues & Insights）1月7日發表了一篇社論，標題是「民主黨人可以將美國變成『加利福尼亞國』」。作者指出，民主黨的目標是要確保永久的多數，以便實施其極左議程；換句話說，他們想複製民主黨在加州已經取得的成就。民主黨人要增加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數，使其成為他們擴張和違反憲法的橡皮圖章；他們也公開談論如何把支持民主黨的波多黎各和華盛頓特區變成美國的兩個新的州，以增加民主黨在參議院的優勢；民主黨也肯定會通過立法，使他們將來更容易贏得選舉。加利福尼亞人正在見證民主黨不懈地控制政府後的惡果，在成功地將共和黨人邊緣化後，加州實施了一系列無休止的加稅和環境法規。
這篇社論注意到了一黨獨大的問題，但是，它沒有進一步思考下去，一黨獨大的政治制度意味著甚麼？我在去年12月27日《新唐人電視台》的專訪和今年1月8日台灣《政經最前線》的專訪中都提出了這樣一種看法：這次的大選舞弊不只是導致特朗普敗選，而且意味著美國可能告別民主制度，進入「政治正確」派的專制。
在《第三波民主化》一書中，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說，美國政治學界按照熊彼特的傳統概念，一般都認為，二十世紀裏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否屬於民主制度，其標準是，絕大部份強有力的集體決策者是通過公正、誠實和定期選舉產生的。他還引用了政治學界的一位前輩達爾（Robert Dahl）對民主選舉的兩個定義，即競爭和公眾參與。
一次關係到國家領導者的全國大選是否滿足民主選舉的要件，最關鍵的是不能發生大規模的、足以改變大選結果的選舉舞弊（electoral fraud）。選舉舞弊實際上就是惡意操作選舉結果，它一方面破壞了候選人的正常競爭，另一方面剝奪了公民的自由選舉權。選舉舞弊產生的選舉結果當然是不誠實、不公正的。用這個經典的衡量民主制度根基的尺度來思考，我們有理由擔憂，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否已經動搖。
二、民主制度的屏障悄然崩塌
去年的大選舞弊，已有大量細節曝光。除了在搖擺州提起訴訟的舞弊案件裏，有上萬人宣誓作證，提供了大量證據，多位統計學家還指出了諸如拜登曲線之類的點票結果異常，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發佈的幾份選舉舞弊報告也明確說明了選舉舞弊的情況。1月7日聯邦參議院國土安全與政府事務委員會主席羅恩·約翰遜發表聲明表示：美國人看到中共病毒疫情「被利用」來擴大郵寄選票；在選舉日，他們看到投票監督員被趕出或被阻撓監票；他們聽到的報告說，有死人在投票，投票的人已搬到外地或登記地址無人居住，還有人投了兩次票。選舉官員拒絕將證據交給調查違規行為的人；法院拒絕聽取所獲得的證據，而是以程序理由駁回選舉質疑。
為甚麼這樣的大規模舞弊能夠成功？為甚麼這次關於選舉舞弊的訴訟都是民告官的民事訴訟，而沒有檢察官就此提起刑事訴訟？實際上，背後的真正原因是，民主制度的屏障正在悄然崩塌，而特朗普和他的近八千萬選民也就成了受害者。
民主制度本來有一系列制度屏障來保護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使他們的選舉權不受侵犯，讓公民反對的個人和政治勢力不能為所欲為。這樣的制度屏障包括：第一，立法機構必須立法保護大選的安全和公正；第二，有組織的選舉舞弊這樣的政治犯罪一旦發生，不管規模大小，司法系統的各級檢察官都應違法必究，指揮執法部門展開調查，針對嫌疑人（不管他是哪一級的官員）依法提起刑事訴訟；第三，各級法院的法官必須違法必判，依法讓所有嫌疑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但今年的情況是：在立法方面，很多州的議會並未充份履行保護選舉安全和選舉公正的立法責任，甚至有的州還通過了破壞選舉安全和選舉公正的法律；在司法方面，各級檢察官基本上沒有主動行動，而是袖手旁觀，假裝不知道選舉舞弊的存在，而一些法官不是違法必究，而是違法不究，逃避司法職責。組成民主制度保護屏障的這些成員順從了一個政治勢力，而放棄了他們維護民主制度的政治責任。
除了這些政治層面民主制度的制度失靈之外，作為民主制度基礎的另外幾部份，即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學校教育的資訊自由等早已遭到破壞。一些媒體轉變成政黨喉舌，不利於其偏愛政黨的消息拒絕報道，同時全力抹黑其政治對手；主要社交媒體公司執行言論審查，採用警告和封號等手法，禁止公民充份發表意見；而大學和中小學系統裏大部份學校早已按照「政治正確派」的標準，終止了校園內的自由信息傳播，只灌輸「政治正確派」的理念。
三、是民主倒退還是去民主化？
這次從聯邦最高法院到各級州法院對選舉舞弊的放縱，在美國司法史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痕。美國在司法裁斷上實行案例法，這次各級法院對選舉舞弊的態度，將依慣例成為今後對選舉舞弊的司法裁斷依據。如此下去，在未來的選舉中，如果「政治正確派」的既定選舉目標無法達成，選舉舞弊就可能再次登場，而通過司法途徑制止選舉舞弊的可能性卻被司法部門自己排除了。這樣就會產生「政治正確派」長期的三權合一，加上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學校教育的管控，這種政治制度只剩下民主制度的形式，而實質上接近了一派專制。
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的是共產黨國家的社會、政治、經濟轉型，對民主化和民主倒退這個話題非常熟悉。凡是民主化過程中的國家出現動搖民主制度的現象，通常被認為是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這個詞適用於民主化道路上的原共產黨國家或非共產黨政權，因為這些國家以前是專制或威權制度，民主制度動搖了，多半會導致威權制度復活，所以是一種民主制度的倒退。但民主倒退這個說法對美國不適用，美國立國之初就建立了牢固的民主制度，歷數百年而不變，如今其民主制度的動搖，其實是一種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現象。
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者南希·貝梅奧（Nancy Bermeo）曾經認為，自冷戰結束以來，公然的民主倒退形式，例如政變和選舉欺詐，已經減少，而更為微妙和「令人討厭」的倒退形式增加了；這些民主倒退現象往往體現在民主機制的衰敗，人們期待的那些保護民主價值觀的機構卻將民主倒退合法化了。貝梅奧從未想到，一旦左派價值觀在美國形成越來越大的社會影響，選舉欺詐以及種種「微妙和『令人討厭』」的民主倒退形式，並不是民主化國家的專利，這些現象同樣會發生在號稱民主堡壘的美國，而且事實上已經發生。整個美國政治學界完全忽視了民主堡壘內部發生去民主化過程的可能性。對世界上的民主政體而言，去民主化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情況，也關係到它們各自民主制度的安危。
四、「民主老師」的困擾
從上個世紀以來，美國已經習慣於在國際社會裏扮演「民主老師」的角色。美國大學的政治系都開設兩門課，《美國政治》講述美國民主制度的演變和原則，《比較政治》介紹民主化國家的政治歷程及其中的規律性現象。一代又一代的美國學生因此習慣於從美國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出發，分析和比較民主化國家的各種道路和民主倒退的種種弊端；而美國推動民主化國家政治進步的話語，一向教導這些國家的人們要深刻理解美式民主制度的範式。
今後「民主老師」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內在的困擾。他們仍然會一如既往地教導民主化國家的人們如何完善民主制度，要避免民主倒退；然而，他們的「學生」或許會困惑地提出一個問題：「老師，你們講的民主倒退問題，不就是美國現在的狀況嗎？我們還要學習美國的『進步主義』道路嗎？按照美國的當下做法，民主倒退不就是民主化的目標嗎？」
美國「民主老師」講授的民主倒退常見方式如下：一，民主選舉的領導人採用漸進策略，將民主制度緩慢地以幾乎看不見的步伐瓦解掉，產生一個不再民主的政府，使用看似合法的反民主的法律機制，將反民主的做法隱藏在法律的掩蓋之下；二，選舉期間實行戰略騷擾和操縱，不讓媒體報道政治對手，甚至誣陷政治對手；三，對選舉過程非法干預，或通過增加獲勝候選人的投票份額，壓低競爭對手候選人的投票份額，或兩者兼而有之；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權利被削弱，使得政治反對派無力挑戰政府、追究其責任或替代它；五，司法獨立遭到破壞；六，打擊政治反對派，扶持「花瓶黨」。
事實上，過去多年美國社會上所出現的現象，以及去年美國大選以來所發生的種種，與美國一貫批評的民主化國家的民主倒退現象極其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在民主化國家，這些現象屬於民主倒退，而在美國，這種去民主化現象會被「政治正確派」稱為「民主的進步」。也許，今後美國大學政治系的課程要大加修改了，《比較政治》課還會講民主倒退，而《美國政治》課則要把去民主化硬解釋成「進步主義」的成果。
這一節並非在「掉書袋」，而是用「民主老師」自己的話語打「政治正確派」的臉。
五、馬克思主義是民主制度的死敵
當前，一些華人對美國當前的去民主化現象非常失望，因為他們對共產黨政權的種種做法極為熟悉，因此，當類似現象被「政治正確派」營造出來之後，這些華人心中的美國民主燈塔熄滅了。但同時也有另一些華人覺得，因為中共正在批評美國的民主和特朗普，所以不能迎合中共、批評美國。其實，問題的焦點不是中共，中共的立場也不是評判美國政治演變的標準。中共永遠在批評美國，美國所發生的一切，在中共眼裏及其外宣媒體的口中，總是弊端叢生的。
民主制度是全球多數國家認同和捍衛的政治制度，這也是為甚麼歐洲、澳洲等多國領導人借推特封特朗普帳號這個機會，公開指責美國的互聯網巨頭。這樣的指責並不只是就事論事，其背後隱含著對美國「政治正確派」的去民主化作為的不滿。全球民主制度的光輝不會因為美國「燈塔」的熄滅而被遮蔽，美國的去民主化只會引起民主國家對來自內部的顛覆勢力的高度警惕。
值得深思的是，為甚麼去民主化會發生在美國，而不是歐美其它的民主國家？當那些民主倒退的國家出現同類現象時，西方國家的很多人都認為，社會不公、經濟困難是主要原因。而在美國，這類問題卻實際上是煽動去民主化的藉口或手段，而並非去民主化的真正動因。
事實上，主導去民主化的政治和知識精英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偏好新老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我去年8月10日刊登在《大紀元》上的文章《還原「政治正確」的真實面目》，專門介紹過這一重要背景。一些馬克思主義信徒們為了實現一統天下和為所欲為的野心，視民主制度為其政治野心的絆腳石和捆綁繩索，他們有計劃、有步驟地逐步摧毀著民主制度的核心——自由選舉，同時也銷蝕著民主制度的司法、立法、執法屏障。
從這個角度來看，持美國傳統價值觀的人們長期以來已經失去了對馬克思主義信徒們的警惕，反而把那些動搖美國民主制度的勢力看作是尊重民主制度的政治競爭對手，完全忽視了這種勢力追求去民主化的政治野心。由此也可以發現，去年大選以來，特朗普並不真明白他所維護的究竟是甚麼；而他的選民雖然在支持特朗普的過程中表達了對去民主化的不滿，但其中大多數人仍然不了解，他們要支持的，其實是捍衛美國的民主制度，要阻止美國的民主制度被空心化。這次美國大選舞弊情形發生前後暴露出來的問題不只是人心的敗壞，而是這股政治勢力正試圖把美國變成一派專政的國家；「政治正確派」通過一派專政所希望實現的，將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社會、經濟目標，也就是消滅真正的民主，也消滅資本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民主制度的死敵，它通過「政治正確派」的認知和策劃，轉化為動搖美國民主制度基礎的一系列行動，這就是美國當前政治制度逆變的最大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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