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許多地方的政府都實行了在現代社會從未被使用過的嚴厲措施，對日常活動進行了嚴格而廣泛的限制，並使整個世界陷入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和平時期經濟衰退。
據「霍士財經網網」（Foxbusiness）報道，疫情使全世界失去了4億個工作崗位，僅在美國就有1300萬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數據，今年全球產出可能下降5%，比金融危機時期還要嚴重得多。
儘管代價很高，但很少有政策制定者會覺得他們還有別的選擇。他們認為經濟危機只是醫療危機的副作用。他們下令關閉不必要的各種經濟活動，並告訴人們待在家裏。所有這些措施在實施前都沒有經過對收益和風險的廣泛的分析，而這通常是在新的醫療措施實施之前必要的程序。
或許當時沒有時間收集進行這樣分析的數據：面對一種了解不多、傳播迅速的病毒，他們優先考慮的是如何拯救生命。
但在五個月過去後，有證據表明，封鎖社區及全面停業是一個過於生硬和經濟成本高昂的措施。這些措施在理論上也很難維持足以消滅病毒的足夠長的時間。證據還表明，存在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減緩病毒蔓延的替代戰略。隨著確診病例在美國各地爆發，一些專家敦促政策制定者採取更有針對性的策略和干預措施，而不是實施另一輪非常具有破壞性的封鎖措施。
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學家詹姆斯·斯托克（James Stock）對此表示：「我們正處在一場經濟災難的風口浪尖上。」斯托克與哈佛大學疫情學家邁克爾·米納（Michael Mina）等人正在建立模型，以研究如何避免疫情導致死亡人數激增，同時又不至於使防疫措施造成嚴重破壞。斯托克表示：「我們可以通過紀律約束來避免這場災難中最糟糕的部份。」
疫情給經濟帶來的痛苦主要不是來自被感染的病人，而是來自那些努力不被傳染的健康人：消費者和待在家裏的工人，以及重新調整或暫停生產的企業。他們大部份都是自願的，所以無論政府是否實施封鎖隔離限制，對經濟的衝擊都是不可避免的。
把自願隔離帶來的影響和由政府封鎖命令帶來的影響區分開來是很困難的。一項由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奧斯坦·古爾斯比（Austan Goolsbee）和查德·西弗森（Chad Syverson）進行的研究表明，政府的限制措施僅佔美國消費者流動性下降的12%；另一項由印第安納大學的健康經濟學家科薩裏·西蒙（Kosali Simon）和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布魯斯·溫伯格（Bruce Weinberg）領導的團隊進行的研究表明，政府的限制措施造成了60%的失業。
儘管如此，由於疫情與經濟活動之間的密切聯繫，許多疫情學家和經濟學家表示，在病毒失控的情況下，經濟無法復甦。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在四月份表示說：「病毒將決定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安全地重新開放。」美聯儲在7月底表示：「經濟走向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病毒的傳播過程。」
這些說法使得人們對可接受的感染水平的認識存在很大的伸縮性，而這反過來又決定了應該施加甚麼樣的限制措施。如果唯一可以接受的感染水平是零確診病例，那麼就應該不間斷實施嚴厲的封鎖措施，直到至少有效的疫苗或治療方法出現。但大多數國家都拒絕了這種做法。
在中共病毒疫情爆發之前，封鎖社區並不是標準的疫情應對工具包中的選項，這些工具包主要是為應對流感疫情而設計的。
在1918-1919年流感疫情期間，一些美國城市關閉了學校、教堂和劇院，禁止大型集會和葬禮，並限制商店營業時間。但是沒有一家公司強制要求員工待在家裏，或者關閉所有不必要的業務。在1957年流感疫情期間也沒有採取這樣的措施，這是另一次致命的流感，但甚至連學校也照常開放。
封鎖社區也不是當代疫情應對劇本的一部份。加拿大的疫情指導方針得出結論稱，限制人員流動「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切實際的」。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在其2017年社區流感疫情緩解指南中，並沒有建議人們都待在家中，或者關閉不必要的企業，即使是對於一個世紀前那樣嚴重的流感疫情也是如此。
因此，今年1月份，中共封鎖了武漢及湖北省周邊地區；3月初，意大利實施了「全民待在家中」政策，但其它地方的許多疫情學家都認為，這些措施帶來了不必要的害處，而且可能根本無效。
但到了3月底，他們改變了主意。在看到意大利的醫院裏擠滿了垂死的病人後，其它國家的人們都感到震驚。中共病毒比流感更致命，它能夠無症狀傳播，而且尚沒有疫苗或有效的治療。
台灣、南韓和香港在如何不實施封鎖而阻止中共病毒疫情方面樹立了早期的榜樣。他們的反應能力在2003年遭遇SARS、MERS和禽流感疫情時得到了訓練，他們迅速減少了到中國的旅行，引進了廣泛的測試措施以期隔離感染者並追蹤接觸者。他們那裏的民眾很快都戴上了口罩。
瑞典則採取了不同的做法。政府沒有採取封鎖措施，只是施加了一些適度的限制，以使確診病例保持在醫院能夠處理的水平。
根據摩根大通透露數據，瑞典的人均死亡率高於鄰國丹麥，但低於英國，而且瑞典付出的經濟代價也低於這兩個國家。
瑞典目前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與歐洲其它國家一樣低。這引發了人們的猜測，即瑞典政府正在追求群體免疫——即在某一轉折點上，由於之前的接觸或接種疫苗，足夠多的人口具有免疫力之後，人際間病毒傳播就會減少，最終疫情消失。但無論是在瑞典還是其它地方，對於群體免疫這一點都沒有達成共識。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Paul Romer）表示，美國從未能夠解決「我們是要緩和還是要壓制」的問題。他說，緩解意味著接受數十萬人的必然感染後死亡，以期實現群體免疫，沒有領導人願意接受這一點。但是，完全壓制住這種病毒「是沒有意義的，除非你能一直（把封鎖）堅持下去，直到病毒消失為止」。
一些國家確實通過封鎖實現了壓制。中共在湖北省壓制了這種疫情，並抑制了隨後在其它地方爆發的疫情，它採取了大規模的隔離和監控措施，但這種做法在西方民主國家很難複製。
紐西蘭實施了為期兩個月的最嚴厲的封鎖。這個國家面積相對較小，地理位置偏僻。該措施使該國曾有102天沒有出現新病例。儘管如此，本月的一次疫情爆發還是促使政府重新實施了大範圍的限制措施。
美國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中共的威權主義手段和小國紐西蘭的耐心。今年3月，當被問及停工是否會持續數月時，特朗普總統回答說：「我希望它消失得比這更快。」事實上，在三月底，他的健康顧問曾建議，再封鎖限制一個月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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