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的一個周末，紐約曼哈頓細雨濛濛。今年的瘟疫流行過後，「世界中心」時代廣場失去了往日的喧嘩。那些靠遊人吃飯的卡通人物們正無聊地摘下米奇老鼠的帽子，三三兩兩地站在大街上跟自己人聊天。
傍晚時分，紅色台階前出現了一群身穿黑色T恤的華人，他們胸前印著「光復香港」的中英文字樣，拉起橫幅喊口號。
天色漸漸暗下來，霓虹燈越發顯得鮮豔。人們忽然安靜下來，眼睛注視著一個走上前來發言的人，大家都認得他，那是張林。
這位著名的旅美民運戰士右手拿著喇叭，講話時左手一會纂成拳頭，一會張開五指，上下揮動，像在課堂上演講的教授。張林人到中年，剃著光頭，一雙眼睛在褐色邊框的近視鏡後熠熠放光。
「在過去的一年來，我們一直是最堅韌、最勇敢地站在街頭抵制中共暴政的一群人。」張林用一口略帶安徽口音的普通話說。「我們今天在這裏，就是要向中共發出一個信號：只要香港人民不獲得自由，只要中國人民不獲得自由，我們不會善罷甘休！」
張林自從16歲以安徽蚌埠地區高考第一名的成績考上清華大學起，一直到現在，半個世紀以來，他最積極地反抗中國共產黨，這讓他被抓五次，在中共的大牢裏蹲了十六年。
「我內心裏面有一個強大的願望，非常強烈的願望。」在回顧自己反抗生涯的初衷時他曾經這麼說過，「那就是我想拯救中國人。我希望中國人不要再像牲口一樣的活著，不要像磨坊裏的老驢一樣被蒙上眼睛、蒙上耳朵地生活。」
張林說這番話的時候是在2018年的春天，他坐在曼哈頓的一間辦公室裏接受《希望之聲》廣播電台採訪。那時他剛剛坐完第五次牢，結束了十幾年的苦難歲月，第二次來到自由的美國，與兩個女兒團聚。從那以後，他再也沒有回去過。
張林現在每天很忙，除了和紐約市一些志同道合者們聚會，商討諸如聲援香港人民、促使美國政府關閉中共的紐約總領館等給中共催命的行動之外，就是回到他在布朗士的出租屋中，走到書架前，打開電腦，讓自己對準錄像頭，如同站在舞台上面，就像他的五萬多個Youtube頻道訂戶都真實地坐在他面前一樣，扶一下眼鏡，開口分享他對一天的國際大事的看法。
「我原來一個節目談很多話題，後來我感覺，不如一次性就說一個主題，一事一議，還談的很深入。」張林談到他做自媒體的體會，顯得很興奮，他說他的新形式很受網友們的歡迎。
剛到美國的時候，朋友說他看上去就像個農民工。在最黑暗的地方與中共抗爭，在四個省市的十幾個監獄、看守所之間輾轉了十幾年，那些做奴工、絕食、遭毒打以及各種酷刑給他留下了一個病弱的身軀。
有一次張林想靠送外賣掙錢吃飯，結果僅僅走了三個小時，腿就疼得連續三天出不了門；因為頸椎的問題他連辦公室都做不了。最後，他找到了互聯網這片廣闊的天地。張林曾把自己比作「被扼住喉嚨的歌手」，逃離了中共那隻黑手之後，他終於可以放聲高歌了。
在一次節目中，張林用一首他寫的舊詩句作為題目。那是今年一月的一天，他身穿一件灰藍色的T恤衫，手裏拿著一本2005年寫的自傳體著作《悲愴的靈魂》。他說他應該與粉絲們分享一下他的悲愴的人生經歷。
張林的讀者和觀眾中甚麼樣的人都有，也包括那些或真心或假意地聲稱他們「懷念」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張林的童年提醒人們那是甚麼樣的社會。
* 像牲口一樣的農村人
張林出生於1963年，8歲之前一直和祖父祖母住在安徽省懷遠縣張大廟的蔣莊上。那時候共產黨剛剛餓死4,000萬中國人，農村的人還是吃不上飯，他們給生產隊當牛做馬，一個壯勞力起早貪黑地幹活，每天只掙兩三毛錢。
張林在爺爺家一年到頭吃的就是芋頭，因為每家一年只能分幾十斤米和幾十斤面。雖然城裏有按票供應的糧食，農村卻是甚麼都沒有的。
爺爺家是地主富農，屋子裏還有幾件傢俬，張林看到小朋友家裏都是空蕩盪的，只有一張大地舖，上面擺著兩張蓆子，沒有餐桌，吃飯的時候一大家人蹲在門口或者灶旁吃。
張林五歲就上了學，課堂裏連桌椅都沒有，就是用一塊木頭搭起來，幾個孩子坐在上面。他從爺爺家裏搬來一張舊桌子，四個孩子圍著坐，連個寫字的地方都沒有，有的同學只能背靠著老師聽課。
張林小時候一直以為他們的農村是最窮的，可是後來他上大學之後，聽一個大別山區的同學說，他們那裏的人窮得全家人穿一條褲子。每當家裏來客人了，家中只有一個主人穿著唯一的一條褲子出來見人，家裏的女人們都躲進一床破爛的被子中遮羞，連大姑娘都沒有褲子穿……張林至今還記得說這話的同學臉上酸楚的笑容。
他還聽別人說過，文革期間有人去西部旅行的時候，看到火車外面要東西吃的乞討者，都是十幾歲的女孩子，一絲不掛。因為她們的父母為了不讓家人都餓死，就這樣讓自己的女兒把最後一絲破爛的衣服也扔掉，只有這些女孩子才能在火車站裏討到一兩塊餅乾。
爺爺跟他說了很多大饑荒中發生的事情。中共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大食堂。生產隊到每戶農民家，折斷他們的筷子，砸碎他們的鍋碗瓢盆，趕人們到沒有飯的公社食堂吃飯。
剛開始，有人知道東北和西北地區有糧食，就出村準備去要飯，但是這些人都被鄰村的民兵或者縣公安局的人給抓回來，不被打死也很快被餓死了。
「我爺爺說，餓死的人都是那些最老實巴交的、不肯偷盜的人，他們寧可死也不去偷生產隊的東西，最後都被餓死了。」張林因為這段農村經歷，認識到中共的社會從篡權一開始就是「逆向淘汰人」，「善良的人被餓死，有思想的人被關起來」。
因為爺爺的影響，張林後來對中共在1959到1960年的三年大飢荒歷史做過深入研究，他把那時的餓殍叫做「餓斃」的，不是「餓死」的。
「現在各種數據都出來了，說六零年大飢荒的時候，中國出口了大量的糧食，向包括像非洲、阿爾巴尼亞、越南等很多所謂第三世界國家，出口了大量的糧食，這些糧食蠻可以保障每一個中國人不會餓死。」所以，張林管這種死法叫「餓斃」。
「它比槍斃還要殘酷、殘忍。槍斃也就三秒鐘的事情，而餓斃呢，過程長達幾個月，它是中共發明的一種酷刑。」
張林家因為爺爺有文化，做生產隊的保管員，保管糧食，所以可以搜集到掉在地上和角落的糧食，帶回家吃。還有就是當共產黨特權階層——生產隊長或者書記來倉庫拎糧食的時候，也順便給他爺爺一把。
餓死的人多了，農村的空房子也多起來，這些房子很快就破敗了。小張林就在那些餓死人家的殘垣斷壁中玩耍。他在村子裏瘋跑的時候，曾經有一條小狗陪著他，小狗總是又蹦又跳逗他高興，他非常喜歡。那時候狗也餓，它們沒有別的食物可以吃，只能吃人的排泄物。所以只要人一上廁所，狗們就在附近守著。
有一天，張林看見一幫青壯年圍著他的小狗，還沒等他和狗反應過來，其中一個人就用一根翻麥子的鋼叉唰地一下子就穿透了小狗的身體。
小張林又急又氣又心疼，鋼叉彷彿叉在了他的身上。他只有六歲，不敢反抗，只能跟著那些人和瀕死的小狗走。那隻狗身體上插著那根鋼叉，流著血，一條腿晃著，眼淚從它的眼睛裏流出來，就那麼看著張林叫喚著。
打死狗的人在旁邊大聲地笑，張林跑回去問爺爺怎麼回事，爺爺告訴他，那是生產隊幹部要吃狗肉，就把全村的小狗都殺了。
村領導們在吃狗肉之前，也把全村的牛都吃了。沒有牛犁地，他們就用人來拉犁。通常是十來個農民站成一排，像牲口一樣拉著沉重的犁杖犁地，他們要費好大勁兒，才能把厚厚的土層掀起來。這個時候生產隊長還在旁邊吆喝著，呼喊著，有時為了讓農民們打起精神，隊長還教人們唱革命歌曲，甚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啊就是好」等等。
這個人拉犁的畫面一直在張林的腦海中揮之不去，在他的記憶中，中國共產黨的文革，簡單地說，「就是把人變成了牛」。
他問過爺爺：「以前是不是中國人也是這樣拉犁子的？」爺爺說，不是，以前都是牛拉犁子，沒有讓人拉的。張林的祖父母一直在給他「講古」，就是講古代的故事，講帝王將相等中國傳統文化故事，這讓張林知道，古人是不把人當作牲口對待的。
祖父上過私塾，對古籍瞭如指掌，常常拿一隻毛筆，弄來一些農村的草紙，在上邊一筆一畫地寫百家姓，然後讓張林背誦。四歲的張林就可以「趙錢孫李、周吳政王」地背誦與書寫了，一字不漏。
到爺爺讓他背《三字經》的時候，張林上小學了。8歲的時候，他就回到了蚌埠城裏，與父母和妹妹住一起了。
* 反動標語
進城不久後的一天，張林看到父母顯得很緊張。
「文革期間，不管城市還是農村，街頭巷尾或者隱蔽的地方經常會出現手寫的標語，內容都是對共產黨、毛澤東和文革表達不滿的，當時被稱作『反動標語』。」
他聽到父親一直說著「完蛋了、完蛋了……」，全家人都嚇壞了的樣子。聽說他那只有7歲的妹妹被帶過去審訊了很長時間，當局懷疑這個小姑娘是某個「打倒毛主席」一類的標語的作者，折騰了一天，幸虧沒有嚴重的後果。
後來，張林又聽到了一個更為可怕的事情。在父親當木匠的那個部隊裏面曾出現過一條「打倒毛主席」的標語，專案組愣說是團長的六歲兒子寫的。那個團長和夫人兩人還不知是怎麼回事，就被拉到台上一通拳打腳踢，一直打了三個月，天天讓他承認是他教唆兒子寫的。後來這名團長被逼自殺，一個家庭就這麼毀了。
那時候張林母親在蚌埠紡織廠上夜班，他有時候要早起生火做早飯，需要先點燃一些廢紙。媽媽總是囑咐他，點燃那些廢紙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看一下紙上的內容，看有沒有毛主席畫像。
「為甚麼呢？」他問媽媽。
媽媽告訴他，他們家東邊那個樓裏面有個女的，早晨做飯點火的時候，也沒看甚麼紙，突然一個鄰居一個健步衝過來，打開紙一看，是張毛主席像，就大叫「你敢燒毛主席！」，這個女的立刻被打成反革命，弄到工廠裏面，給活活打死了。
「那時候這都是正常現象。」張林說，「所有的人都膽戰心驚。」
* 小訪民
張林的父母和外曾祖母都是基督徒，曾經在美國人辦的教堂裏服務過。她們都知道共產黨的制度是害人的，就把對共產黨的不滿和憎惡傳給了母親，母親又將這種基因傳給了張林。
在上中學之前，張林認為母親脾氣不好，不應該跟人發生衝突。後來初中以後，他才知道母親的身份是「地主」，一下子就理解了母親是在一個多麼惡劣的被歧視的環境下反抗的。
「我母親的氣節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經常跟我說，要『凍死迎風站，餓死不低頭』。」張林說，幸虧母親年輕時候是籃球隊的，身體強壯，有一次面對別人群毆她的時候，竟然能以寡敵眾。「儘管她受到了無數攻擊，卻始終能驕傲地保持自己的尊嚴，雖然這種尊嚴有時候是用血換來的。」
母親在邪惡勢力面前的勇敢和倔強還讓張林在十一歲那年做了一次現在中國人所說的「訪民」。
張林小時候喜歡踢毽子，有一天把毽子踢到了房頂上，他就和小夥伴們搭成人梯去搆毽子。「上面的小夥伴沒站穩摔倒了，把我也砸倒了，造成我右臂一根小骨頭脫臼。」張林伸出右臂，隱約能看到當年的傷疤。
這本來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當家人把他送到骨科最好的解放軍123醫院時，卻發現一個醫生都沒有；父母又把他送到蚌埠第一醫院，還是沒有醫生能處理。最後由一個部隊裏的衛生兵折騰了半天，又打鋼釘又打鋼板，吊起來八天，三個月後卻落下了殘疾。
「這個事故要在美國的話恐怕要賠上百萬了吧？一個小小的脫臼，就活生生把一個孩子弄殘廢了。」張林說，「我父親說，你這樣將來甚麼活也不能幹了。」
家裏人去找醫生給他重新治療，被各家醫院拒絕。他母親打聽到不久後有個醫院有醫療隊要去非洲支援，就把十一歲的張林帶到了縣衛生局。
媽媽撲通一下跪在地上，對值班的那個阿姨說：「一件小小的事情你們把我好好一個兒子弄殘廢了，現在他已經成了廢人了，我把這個兒子就交給你們了。」
然後他聽母親交代說，醫療隊要出發的時候，市裏領導肯定會出來，聽說副市長可能要出席，「你到時要拚命地鬧，引起他們的重視才行。」然後母親就一個人走了。
當天那些阿姨們看著張林的手臂，也感覺理虧，就給他好吃好喝招待他。
第二天，那些阿姨給了張林一些糖果和蘋果，他記得那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吃蘋果。她們說：「你在這好好把蘋果糖果吃了，你母親大概今天下午或者明天就給你接回去。」
張林問：「為甚麼有蘋果和糖果？」對方答：「副市長要來我們這裏視察，給去非洲的醫療隊開歡送大會。一會你不要往樓上跑，乖乖在下面聽話……」
張林一聽，機會來了。他就豎起耳朵，趴在門口看。過一會兒，人們就簇擁著一個油光滿面的男人走過來，張林猜想他可能就是那個傳說中的副市長。
「也許這傢伙就能改變我的命運呢。」張林這麼想著，聽到那邊響起了掌聲。說時遲那時快，他蹭蹭蹭地往領導的方向跑去，躲過幾個想攔住他的人，就跑到領導身邊了。
他伸出右臂，說：「我就是一個小骨頭脫臼了，他們治不好我的病，還把一塊紗布留在了裏面，我住了三個月，縫了十幾針，開了兩個口子，到現在還不能伸、不能蜷，完全殘廢了。你們這是醫療事故，是殘害兒童！我要你們重新治療……」
張林又哭又鬧又叫，副市長果真走過來了，指示旁邊的衛生局局長、書記，要馬上解決他的問題。
「我在十一歲的時候就成了上訪戶。」張林調侃道。後來人們把他畸形地長了兩年的胳膊重新打斷，反覆開刀好幾次，住了幾個月的醫院，才重新接上。
「不過真應了中國那句古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張林說，他因這個醫療事故休學的那兩年，卻對他今後的人生道路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因為這兩年的時間中，他不但沒有在中共的學校中被洗腦，而且天天去母親單位的圖書館看書，常常一天看一本書，有時是二十萬字的，有時是四十萬字的，都是外國的翻譯小說，法國的、德國的、英國的、俄羅斯的，這讓他形成了不同於同齡人的獨立思想。
「我從祖父母那裏聽到的傳統文化，讓我知道中國古代人是不把人當牲口的。」他說，「後來又在外國的小說中看到，外國人也是不把人當牲口的。」
「《悲慘世界》中最悲慘的人都要比中國最幸運的人要幸運得多，因為他們有人的尊嚴，有宗教信仰，他們有愛，他們在最苦難的時候，教堂向他們伸手，給他們飯吃，給他們床睡。而在中國，你就得在路邊死去，所有的人都會踐踏你。中國就是一個充滿仇恨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跟動物一樣。」
因為上學早，張林在七九年十六歲時就上了大學。但是他剛進清華不久，就感到他的核物理專業無比枯燥，相反，北京的西單民主牆更讓他興奮。於是，這個年齡最小的大學生在大學一年級那年就發出了「拯救中國人」的宏願，從此在反黨的道路上一去不復返。
從小養他長大的祖父對張林這個長孫寄予很高的期望，後來聽說他被捕要被槍斃的時候，老人家就在腰裏栓一根繩子，每天都帶著，準備一聽到孫子死亡的消息就上吊自殺。
不過，雖然張林後來多次被捕入獄，九死一生，但卻都僥倖地活了下來，也就讓他的祖父幸運地活到了八十五歲，壽終正寢。#
（《希望之聲》「往日回首」節目組對此文章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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