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初期,人們多認為隔離是防疫的有效方式,中共也一直鼓吹其極端的「封城」模式。但半年過去,人們的認識逐漸改變。有台媒分析三個國家採取的典型防疫模式,認為「強封」會比「不封」要付出更慘重的代價。
2020年8月2日,台灣《上報》的一篇評論文章,從各國採取的防疫模式中,挑選了三個典型例子——中共、瑞典和美國進行了分析。
文章說,中共採取的是典型的「封戶、封城、封產業」的「經濟停頓模式」。當局封戶、封樓、封小區,乃至封城,停頓交通,甚至把居民住戶的門釘死,把整棟樓大門用角鐵焊死。中共宣稱這是「最行之有效的阻斷病毒的手段」,鼓吹「為世界樹立了抗疫榜樣」。但6月11日,在當局宣傳「抗疫大捷」的白皮書發表僅3天後,北京新發地疫情爆發。這證明從1月底到3月,長達兩個月的全國性封城並沒有達到目的。
文章說,中共封城沒有封死病毒,卻衍生了大規模的人道危機,同樣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封城後沒有交通,病人走路就醫無力回家而跳下立交橋;因為無法去醫院,病人認為治癒無望而跳樓自殺;老年人因為無法買到食物,夫妻一起跳樓自殺;有自閉症的孩子沒有人照顧而餓死,等等。還有封村後有人要強行出村,把守村人殺死的悲劇。這還不包括封城導致的眾人心理疾病。
另外, 封城,封產業,還導致了巨大的失業潮與失業人員,而大量失業是社會不穩定的關鍵因素。
文章說,中共官方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感染數據增長「非常緩慢」,但沒有任何國家願意採用中共防疫模式,其原因有二,一是可能不相信中共的數字,一是根本不接受中共模式。
文章繼續分析,瑞典政府採取的模式和中共完全相反,在疫情期間基本照常生活。雖然禁止超過50人的聚會,要求公司安排員工在家工作,但瑞典沒有強制居家令,商店,飯店,體育館和學校仍然開放。
疫情期間,瑞典的人均死亡率遠高於鄰國,死亡人數中近一半發生在養老院。即使如此,瑞典政府依然堅持其抗疫模式。政府認為,這種模式是可持續的,可使社會免於長期的恐懼,從長遠來看將同時保護生命和經濟。因為疫情中的經濟,也是直接關繫到人類抗疫情緒與生活來源的關鍵因素。而瑞典人民對他們目前享有的行動自由和心理狀況滿意,也一直支持政府做法。
文章認為,恐懼比病毒更可怕,既然每次開放都導致疫情爆發,那可能從開始就不應該全面封鎖。但是,沒有幾個國家會有瑞典政府的膽識。比如,如果特朗普採用了瑞典模式,左派媒體和民主黨肯定會把他罵成「劊子手」,被左派媒體反覆洗腦的部份美國人民也沒有瑞典人的遠見與淡定。
文章說,美國防疫模式介於中共和瑞典之間。在疫情初期,特朗普聽取專家意見,採用「社交疏遠」政策,以保護脆弱人群和減緩對醫院的壓力。其結果也包括重創經濟。4月底,特朗普要求從新開放。但很多州在開啟過程中停止了多次,原因都是檢測陽性人數陡增,人們恐懼心理加劇。這也說明,「社交疏遠」並沒有阻斷病毒,每次開放,病毒就會重現。
文章認為,居家隔離的心理負面效應極大,加之上千萬人失業,人們找不到出口發洩。這也是佛洛依德事件引出大動亂的原因之一。
文章提到,一開始遲遲不執行「社交疏遠」令的紐約州,出現大量的感染和死亡。但目前在開放過程中檢測陽性率始終低於1%。而加州等居家令實行的早的州,染疫人數在開放之後大增。因為病毒是封不死的,一定要把整個人類社區衝刷一遍。紐約被衝刷過了,所以目前就沒有更多的人感染。加州封得早,重新開啟,病毒就一定要再流行一遍。
文章還提到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1918年秋冬,費城沒有封,出現大量的死亡。三藩市及早地封城,當時傷亡很少。但到了第二年春天的第二波疫情來的時候,三藩市的經濟狀況已經無法繼續封閉,長久沒有經濟收入,人都要餓死,只好再次開放。結局是三藩市的總體死亡人數高於費城。因為第二波的病毒要猛於第一波。封城的社區反倒要比不封的社區付出更慘重的生命與經濟損失。#
(轉自新唐人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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