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初期，人們多認為隔離是防疫的有效方式，中共也一直鼓吹其極端的「封城」模式。但半年過去，人們的認識逐漸改變。有台媒分析三個國家採取的典型防疫模式，認為「強封」會比「不封」要付出更慘重的代價。
2020年8月2日，台灣《上報》的一篇評論文章，從各國採取的防疫模式中，挑選了三個典型例子——中共、瑞典和美國進行了分析。
文章說，中共採取的是典型的「封戶、封城、封產業」的「經濟停頓模式」。當局封戶、封樓、封小區，乃至封城，停頓交通，甚至把居民住戶的門釘死，把整棟樓大門用角鐵焊死。中共宣稱這是「最行之有效的阻斷病毒的手段」，鼓吹「為世界樹立了抗疫榜樣」。但6月11日，在當局宣傳「抗疫大捷」的白皮書發表僅3天後，北京新發地疫情爆發。這證明從1月底到3月，長達兩個月的全國性封城並沒有達到目的。
文章說，中共封城沒有封死病毒，卻衍生了大規模的人道危機，同樣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封城後沒有交通，病人走路就醫無力回家而跳下立交橋；因為無法去醫院，病人認為治癒無望而跳樓自殺；老年人因為無法買到食物，夫妻一起跳樓自殺；有自閉症的孩子沒有人照顧而餓死，等等。還有封村後有人要強行出村，把守村人殺死的悲劇。這還不包括封城導致的眾人心理疾病。
另外， 封城，封產業，還導致了巨大的失業潮與失業人員，而大量失業是社會不穩定的關鍵因素。
文章說，中共官方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感染數據增長「非常緩慢」，但沒有任何國家願意採用中共防疫模式，其原因有二，一是可能不相信中共的數字，一是根本不接受中共模式。
文章繼續分析，瑞典政府採取的模式和中共完全相反，在疫情期間基本照常生活。雖然禁止超過50人的聚會，要求公司安排員工在家工作，但瑞典沒有強制居家令，商店，飯店，體育館和學校仍然開放。
疫情期間，瑞典的人均死亡率遠高於鄰國，死亡人數中近一半發生在養老院。即使如此，瑞典政府依然堅持其抗疫模式。政府認為，這種模式是可持續的，可使社會免於長期的恐懼，從長遠來看將同時保護生命和經濟。因為疫情中的經濟，也是直接關繫到人類抗疫情緒與生活來源的關鍵因素。而瑞典人民對他們目前享有的行動自由和心理狀況滿意，也一直支持政府做法。
文章認為，恐懼比病毒更可怕，既然每次開放都導致疫情爆發，那可能從開始就不應該全面封鎖。但是，沒有幾個國家會有瑞典政府的膽識。比如，如果特朗普採用了瑞典模式，左派媒體和民主黨肯定會把他罵成「劊子手」，被左派媒體反覆洗腦的部份美國人民也沒有瑞典人的遠見與淡定。
文章說，美國防疫模式介於中共和瑞典之間。在疫情初期，特朗普聽取專家意見，採用「社交疏遠」政策，以保護脆弱人群和減緩對醫院的壓力。其結果也包括重創經濟。4月底，特朗普要求從新開放。但很多州在開啟過程中停止了多次，原因都是檢測陽性人數陡增，人們恐懼心理加劇。這也說明，「社交疏遠」並沒有阻斷病毒，每次開放，病毒就會重現。
文章認為，居家隔離的心理負面效應極大，加之上千萬人失業，人們找不到出口發洩。這也是佛洛依德事件引出大動亂的原因之一。
文章提到，一開始遲遲不執行「社交疏遠」令的紐約州，出現大量的感染和死亡。但目前在開放過程中檢測陽性率始終低於1%。而加州等居家令實行的早的州，染疫人數在開放之後大增。因為病毒是封不死的，一定要把整個人類社區衝刷一遍。紐約被衝刷過了，所以目前就沒有更多的人感染。加州封得早，重新開啟，病毒就一定要再流行一遍。
文章還提到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1918年秋冬，費城沒有封，出現大量的死亡。三藩市及早地封城，當時傷亡很少。但到了第二年春天的第二波疫情來的時候，三藩市的經濟狀況已經無法繼續封閉，長久沒有經濟收入，人都要餓死，只好再次開放。結局是三藩市的總體死亡人數高於費城。因為第二波的病毒要猛於第一波。封城的社區反倒要比不封的社區付出更慘重的生命與經濟損失。#
（轉自新唐人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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