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前總統李登輝7月30日因病去世後,人們對他的紀念如潮水般湧現在互聯網上。被稱為「台灣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對於中國民主運動也相當關注。據六四事件後被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之一、旅美牧師張伯笠披露,李登輝在六四後,曾經多次贊助中國海外民運。
在美國的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在個人推特發帖,推崇李登輝是「民主先生、台灣的巨人」。
楊建利還分享李登輝在2019年5月發表〈李登輝:關於六四天安門的中國民主發展契機〉的文章提到,當時他剛接任總統一年多,北京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李登輝發表聲明指出,「中共所採取毫無人性的做法,必將受到歷史的裁判,為抗議中共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要以最沉痛的心情,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呼籲全世界所有愛好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與人士,對中共暴行給予最嚴厲的譴責。」
李登輝說,為甚麼要支持學生的民主運動?原因就在於學生運動的本質既熱情又單純,不是為了哪一個個人謀求利益。他認為,中共領導人原本應該多聽聽年輕人的聲音,培養他們成為未來國家的領導人。
事實上,李登輝不只是發表譴責聲明,他對海外民主運動也以具體行動支持。
旅美牧師張伯笠在個人直播節目中憶及,1993年海外民運的民陣(民主中國陣線)以及「民聯」(中國民主團結聯盟)舉行「海外民運華盛頓合併選舉大會」,當時大家公推德高望重的王若望接任合併後「中國民主聯合陣線」主席。
張伯笠說,王若望是被中華民國接待待遇最高的海外民運人士。王若望到了台灣,李登輝親自接見,完全不一樣的待遇。「大家覺得王若望很好,台灣總統接見,還帶回8萬美金的會費。」
李登輝禮遇余英時 慷慨資助普林斯頓中國學社
張伯笠還舉了另一個例子。六四之後好幾位中國學生、學者流亡到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有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台灣中研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希望他們能夠在此過渡。所以包括劉賓雁、蘇曉康、蘇紹智,以及張伯笠、柴玲等人,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當了幾年訪問學者,訪問學者需要經費,美國籌了一些錢,也有一部份是從台灣籌款。
「我在普林斯頓,我們普林斯頓大學項目,有一部份的錢也是李登輝先生給的。余英時先生在李登輝那裏籌的。」
張伯笠稱,余英時告訴他們,他到台灣就打電話給總統府,想見李登輝總統,總統府說「隨時,只要余英時到總統府,李登輝總統就跟你吃午餐。」余英時事先已經安排多場演講,只有一個中午有空,李登輝非常尊敬余英時,就約定那個中午見面。李登輝當時還勸余英時到台灣當中央研究院院長,但被余英時婉拒。
張伯笠:「余英時見到李登輝,談了我們這批大陸流亡海外學者的情況,李登輝說『這批人是中華民族的人才,我們理當保護,我們能做的儘量去做。』我們也很感謝李總統。」
不過,張伯笠自己在節目也承認,海外民運合併選舉可以稱為海外民運「轉折點」,也可以稱為海外民運「滑鐵盧」,大家想用民主方法鍛鍊自己,很多人關係搞僵了。
李登輝對中國海外民運曾給予厚望,但是幾次不愉快的接觸經歷迫使他決定保持距離。
1989兩岸轉折點 台灣、中國選擇不同道路
曾在海外創辦網絡雜誌《大參考》和《小參考》的李洪寬提出,雖然很多人認為李登輝是台灣民主先生,但是他認為李登輝只是忠實地執行蔣經國交給他的任務,搞民主化。因為美國的壓力已經扛不住,所以蔣經國在離世前,精挑細選李登輝做接班人。
李洪寬說:「就是因為我們大陸發生八九『六四』事件,當時李登輝已經接班,中國大陸極權專制,共產黨更加腐敗。台灣恰恰走上一條相反的道路,真的走上憲政民主的道路。中華民國《四六憲法》兌現,這兌現不是李登輝的創舉是小蔣的決定。」
李洪寬說,在大陸長大的人,對國民黨印象也不好。後來有幸離開中國,能夠看到台灣真正的民主就是李登輝搞起來的,李登輝親手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實踐,讓他們對台灣的觀感逐漸改變。#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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