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資深大律師、前公民黨和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湯家驊,昨日(6月13日)下午在一研討會稱,中共強推「國安法」是被「形勢所逼」,因有「極少數人挑戰中共統治」。他還稱當年「香港人唔係(不是)反對(23條)立法」,並將「港區國安法」比喻為教育小朋友的藤條,稱只有藤條教不出「好孩子」,同時要配合波板糖,冀望中共推出柔和政策,令港人「二次回歸」。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在面書(FB)上反駁湯的「藤條」論,並說湯的「極少數」實涉及香港大多數人。

「深度探討《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研討會,由去年表態支持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亞太法律協會」在金鐘統一中心舉辦。有報道指「立場新聞」和《蘋果日報》記者被拒於門外。

湯家驊作為講者之一,在研討會上表示支持中共人大為香港立「安全法」,認為此做法是被「形勢所逼」,因在香港抗爭活動中,年輕人舉的某些寫著呼籲國際支援口號的牌,已經觸犯了「叛國罪」。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今日(14日)在Facebook上帖回應湯家驊。關於其「港版國安法只係要對付極少數人挑戰中共統治、勾結外國勢力和分裂國家的香港人」的講法,朱凱廸以民調同區議會選舉結果為參照說明,湯家驊所稱的「極少數」其實涉及香港人的「大多數」。

在2003港人反對23條立法期間,湯家驊曾與梁家傑等人共同成立「23條關注組」,並參與推行有關 23條「七宗罪」的彩色小冊子,向大眾解釋立23條惡法的禍害;他亦曾因當時政府推行23條立法沒有用「白紙草案」諮詢港人,而指建制派「將會在歷史留下污名」。

湯現在的說法則是,「香港人唔係(不是)反對(23條)立法」;2003年的爭議,不在於是否應該立法(23條),只是在於要「謹慎討論」。

湯並將「港版國安法」比喻為教育小朋友的「藤條」,稱只有藤條教不出好孩子,同時要配合「波板糖」,冀希望中共推出柔和政策,令港人「二次回歸」。

朱凱廸認為湯家驊「國安法如藤條」的比喻,是將中共形容為老子,「香港人只能選擇做好孩子或壞孩子」。

而「藤條」加「波板糖」的策略,恰恰符合了本報13日《中共竭力阻620公投 香港處黎明前最黑暗最關鍵時刻》一文中, 華府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所講「北京把刀舉起來,但不砍下來,而港府竭盡全力製造恐怖氣氛,目的是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註1)效應」的分析。

石藏山指出,事實上中共人大未在6月的常委會議程上加入「港版國安法」的制訂,反而中聯辦和港府卻稱要成立執行「國安法」的警隊特別機構,云云。表面上兩者不同調,其實北京和香港是在聯手上演一場恐怖戲,打心理戰,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效應,逼香港各界屈服。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一種精神病症。當一個人突然遇到極端恐怖襲擊之後,如果兇手放緩態度,降低要求,施以小恩小惠,受害者會莫名其妙地對兇手感恩戴德,從而開始順從兇手提出的要求。」石藏山解釋說。

那麼,「北京把刀(港版國安法)舉起來,但不砍下來(人大常委未納入議程),而港府竭盡全力製造恐怖氣氛」,此時「如果兇手放緩態度,降低要求(假如說:人大立港版國安法,改為香港自己立23條),施以小恩小惠(波板糖=23條立法),受害者會莫名其妙地對兇手感恩戴德(感謝中共讓香港自己立法,而非大陸強加),從而開始順從兇手提出的要求(立23條,從而令香港終於有了可以裁定類似『叛國』『顛覆』之類罪名的條例)」,中共最低成本達到目的,大功告成。

2003年港人上街反對的「23條」,有可能搖身一變,成為中共恩賜港人的「波板糖」。

註1: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英語:Stockholm syndrome;瑞典語:Stockholmssyndromet)又稱為人質情結、人質症候群,是一種心理學現象,指受害者對施害者反過來產生感謝,感恩圖報的扭曲心理狀態。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作為一個術語,由瑞典精神病學家兼犯罪學專家尼爾斯白傑洛特,據1973年斯德哥爾摩一銀行搶劫案第一次提出。

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一家銀行遇劫,兩名劫匪綁架了四個職員作為人質,三男一女被綁上火藥、監禁在地下室。最終,警察於28日突擊成功,救出人質並擒獲劫匪。

在警匪對峙的六天中,幾名人質形成了非常奇怪的心理狀況,認為綁架他們的人在保護他們,甚至質獲救後不控訴劫匪,反向媒體和法官讚美劫匪,感謝不殺和善待之恩。其中女人質還和一個劫匪訂了婚。

白傑洛特認為: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強烈的求生慾望使人質認同了綁架他們的人,並且持續到威脅解除以後。他將此種心理病症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需要有四個條件:

第一:讓人極度恐懼,切實感覺生命受到威脅,並相信施暴者隨時會毫不猶豫地加害。(劫匪兇殘,自己身上綁了炸葯。)
第二:施暴者一定對受害者施以恩惠。(6天中賴以生存的食物和水、保暖的毛毯等。)
第三:控制受害者的信息環境,與世隔絕,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他得到的信息。
第四:讓受害者感到無路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