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既要依靠專家來幫助他們制定政策，也要依靠專家來支持他們所做出的決策。他們知道，在現在的大瘟疫中，人民希望政客們將其政治議程擱一邊，而聽從於專家意見。這就是為甚麼政治領導人在解釋其決定時，會有流行病學領域機構的專家們做護翼。
但是「科學」是不可靠的，流行病學家的模型也在不斷地變化。公共衛生專家的官僚機構，例如縮寫字母WHO，CDC，FDA，PHE（在英國），都有自己的議程，政治和組織安排。
比如，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成立的特定任務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對抗傳染病。但是如果沒有這種緊急狀況的發生，組織活動就會擴展到其它問題，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官僚主義現象，稱為「任務延伸」。就CDC而言，這意味著擴大工作範圍，如解決學校裏面的欺凌，工作場所的事故和槍支管制問題。但這並不像是為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COVID-19）這樣的瘟疫傳染性疾病大流行去提前做充份準備。
聯合國專門機構世界衛生組織（世衛組織）的主要目標是確保「所有人民實現最高可能的健康水平」。它自己的使命在延伸，將「不安全」墮胎稱為可預防的大流行病，就好像它是一種傳染病一樣，涉及到提倡全世界範圍內的墮胎權。
世界衛生組織（WHO）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官僚機構，不包括台灣在內。另一方面，它讚揚中共政權的透明性，儘管該政權掩蓋了有關病毒的真相，壓制了科學家和記者的異議。當中共聲稱人與人之間傳播的風險極小時，世界衛生組織就充當了中共的代言人，強調低風險，否認限制國際旅行的必要，並在一月底反對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提出對與中國旅行的限制，認為是不必要的。
事實證明，這是特朗普總統國內政治反對派的陷阱，他們自恃頗高，認為自己才是遵循科學的人。當時特朗普決定關閉與中國（以及後來的歐洲和一些亞洲國家）的邊界， 總統候選人祖·拜登譴責這是仇外和種族主義行為，當這一決定在世界範圍內被採用後，民主黨人又做出了180度的轉彎，馬上支持這一決定，正如最近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所做的那樣，民主黨人抱怨說，這一舉動影響範圍不夠深遠。
政治家與科學
但讓我們假設政治領導人既不是拉幫結派也不投機取巧。他們只是想為自己所管治的人民尋求最好的東西，並想知道甚麼是最好的東西。因此，他們向相關領域的機構和科學專家們諮詢專家意見。在公共衛生危機中，他們諮詢流行病學專家。
姑且只說流行病學家，政府應該信任哪個人？ 政府最聽從科學家的典型案例是瑞典，這是一個非常自由和務實的國家。那裏的政治領導人在民眾的支持下，將政府的回應權交給了專家，由他們的首席流行病學家安德斯·特格內爾（Anders Tegnell）負責。他領導國家制定了一項旨在保護弱勢群體的政策，同時，建議但不強求其他人保持理智的社交距離。
該政策基於信任和信息（與大多數國家相比，它做得都很好）。它不依賴封鎖、隔離甚至控制邊界。（Tegnell在4月21日接受《自然》科學雜誌採訪時提供了對該方法的簡要解釋和理由。）
很明顯的這種聽取專家意見並遵循科學的案例並不是主張這樣做的人想聽到的。媒體選擇支持並登載最負面和危機論的科學信息。因此，3月16日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模型發佈預測，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來減輕役情，中共病毒（CODV-19）的死亡人數（美國為220萬，英國為51萬）。這項震驚的預測很快傳播開來，並要說服英美兩國政府採取更嚴格的方法來處理危機。
如果政治領導人選擇結束經濟和社交隔離限令，他們會受到譴責；如果政治經濟領導人沒有這樣做，那麼他們也將受到譴責。無論哪種方式，他們都會被譴責殺害了那些因疾病或因經濟衰退所帶來的可怕影響而死亡的人。（聯合國警告說，由於全球經濟下滑而造成的經濟危機可能會在2020年導致成千上萬的兒童死亡。）另一方面，大家都讚賞流行病學家， 不管其對最初的預測準確與否。
帝國理工學院報告中提到的最可怕的四種情況導致許多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採取了全民在家隔離的措施，這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措施，而且批評家認為，這種措施並沒有科學道理。
史丹福大學（Stanford）的約翰·約阿尼迪斯（John Ioannidis）也在3月中旬警告說，極端和持久的隔離建議是建立在不準確的數據和錯誤假設的基礎上的。他在健康和醫藥新聞網站STAT上寫道：「這就像如果我們決定跳崖，我們需要一些數據來告訴我們採取這種行動的理由以及在安全地點降落的機會。」 有關這個警告的報道卻少而又少。
報道好消息並不能賣動報紙或贏得點擊量。的確，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媒體不斷發布恐怖新聞，並把持異議的人，包括流行病學家和經濟學家打入冷宮。
T.J.羅傑斯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寫道，瑞典每百萬人的死亡人數都少於美國受災最嚴重的七個州，後者佔美國病例的60%以上。這七個州（除路易斯安那州外）迅速建立了封鎖機制。而瑞典沒有實施重大封鎖卻表現更好，在歐洲居於領先地位。它比西班牙，意大利或英國做得更好，儘管比北歐鄰國還差一些。
「我們應該為瑞典取得的成功而歡呼，而不是猛烈抨擊他們。他們可能證明美國關閉政策的許多方面都是錯誤——無效而且在經濟上具有破壞性⋯⋯要指出糾正錯誤的方法，」羅傑斯寫道。
同時，科學家越來越懷疑政客們封鎖策略制定的早期模型的準確性。他們指出實際感染率高於預期，病死率遠低於初期的估算。 （請參閱冰島、史丹福大學、紐約市和南加州大學的數據。）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採取某種類似瑞典的模式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種計劃性的逐步淘汰鎖定措施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保護弱勢群體，同時又可以使其他人騰出空間來工作，學習和社交。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持續數月或數年，如果真的這樣發生的話，就要為民眾研發生產安全有效的疫苗。
政治挑戰
從總統、總理到州長和大城市市長的政治領導人，即使有最專業的流行病學專家的建議，也必須考慮到許多其它因素，包括道德和經濟因素。
其中包括公眾會接受怎樣的安排。媒體報道誇大了「隔離在家」的信息，即如果我們不待在家裏，我們將處於危險之中，並使其他人處於危險之中。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現在卻限制了政策的選擇。
讓人們回去工作或學校，去醫生的辦公室或醫院，可比以前說服他們待在家裏更具挑戰性。隔離類似於戰鬥或革命，不能像水龍頭一樣隨意開關。
作者簡介：保羅·亞當斯（Paul Adams）是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i）社會工作的名譽教授，還是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教授兼學術事務副院長。他是《社會正義不是您想的那樣》的合著者，並撰寫了大量有關社會福利政策以及職業道德和美德的文章。
本文表達的觀點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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