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高官：中共在歐新動作 源於恐懼和誤判

在歐洲抗擊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忙到無法分身時，歐洲還意外地成了另一個「宣傳戰」的戰場。

5月7日，「政治」（politico）網站刊登了歐盟對外關係委員會亞洲計劃的主管揚卡・厄特爾（Janka Oertel）的文章，他深刻剖析了在疫情期間，中共對歐洲的戰狼政策。下面是他的觀點（經過編輯）：

北京正在全世界搶奪對這場疫情的話語權，試圖操控和左右歐洲對這場疫情的看法，然而它所採用的脅迫和撒謊的手段，卻讓歐洲領導人警醒。

當然，對於中共外交部的戰狼們來說，祭出恐嚇性的策略並不奇怪，相信東亞鄰國對此也不陌生。在歐洲，北京的戰略也是「柿子撿軟的捏」——先選較小的歐洲國家下手。

比如在諾貝爾委員會授予中國人（劉曉波）和平獎之後，挪威被中共置於外交「冷庫」多年；而中共駐瑞典大使如此咄咄逼人的公開進攻，似乎在故意破壞兩國關係；中共還給愛沙尼亞施加巨大壓力，讓其修改一份「警惕中共影響力」的情報報告。

自中共病毒大流行開始以來，北京加大了對歐洲的宣傳力度：在意大利，中共外交官散佈這種病毒起源於意大利的說法；在德國，中共試圖要德國政府配合，為其抗疫唱讚歌；在法國，中共外交官造謠法國「養老院護理人員擅離職守、集體逃離，導致老人成批餓死、病死」；在英國，華為公司等英國首相約翰遜一出院，就發出公開信進行威脅：若排除華為參與，將是「犯下錯誤」。

歐洲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跟中共產生衝突。跟特朗普不同，歐洲領袖們一開始並沒有責怪中共隱瞞這場危機，然而，北京沒有對歐洲的合作立場進行戰略利用，而是採取侵略性的拙劣進攻，企圖消除任何批評的聲音。中共的做法激怒了從巴黎到海牙、從布魯塞爾到柏林的歐洲領袖們。

那麼，北京為甚麼要這樣做呢？至少有三種可能性。

一、制度恐慌

首先，中共政權機器是在恐慌中運作的。共產黨領導層處理疫情方面受到國際上的嚴厲批評，這會對國內形成輿論影響，也會造成潛在的巨大經濟損失。

在這一系列事件中，危機暴露了數十年來中國在經濟增長下的陰暗面：威權主義的過度擴張、經濟極度不平衡、地方債務巨大以及社會和醫療體系的嚴重不足等。

正如持不同政見者馬建說的那樣，但是隨著病毒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靠民族主義的宣傳來掩蓋事實，變得越來越困難。中共為了繼續保持控制力並展示其制度的「優越性」，北京採取了把國內政策推向全球的策略——讓別的國家看起來很糟，才能襯托中共的領導是多麼的好。

二、歐洲支持美國令中共憤怒

第二種可能性是面對全球追責，中共領導人感到憤怒，特別是對美國試圖找出病源、歸責中共的做法感到憤怒。

甚至在瘟疫流行之前，中美之間的戰鬥已經遠遠超出了最初的貿易戰，而進入了在軍事、科技等系統對抗的領域。中共領導人生怕在疫情之戰中落下風，因而決定主動對美國及其盟國進行猛烈抨擊。

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在一定程度上夾在了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鬥爭中，在這場鬥爭中，歐洲不會像北京期待的那樣偏向中共，而是必然會支持華盛頓的立場，這就更加令中共怒不可遏。

三、抓住所謂「戰略機遇」

最後的選擇是，北京只是在「精心算計」後進行冒險。這裏的猜測是，中共趁歐洲各個國家疲於應對疫情之機進行進攻，因此這是一種戰略性的、刻意的侵犯，目的是趁現在歐盟國家之間不太團結時候，欺負歐洲國家，迫使其遵守中共的「規矩」。比如，北京最初企圖通過給疫情嚴重的國家如意大利，發送口罩和其它醫療設備，來證明兩國「關係友好」。

中共的戰略基於這種假設：在危機後的經濟復甦方面，歐洲對中國產品的需求超過了中共對歐洲的需求。近日歐洲27國大使為慶祝中歐建交周年而在《中國日報》發的文章，遭到中共的刪改，就可證明中共這種心態。

在過去兩年中，歐洲對中共的立場不斷強硬，稱其為「系統性競爭對手」。現在中共可能看到了糾正這種關係的機會。如果歐洲在疫情期間屈服，它可以繼續照常按照自己的規則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