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法漢・哈克(Farhan Haq)在影片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截至周日(4月12日)晚上,全球有3名聯合國工作人員死於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併發症,有189名工作人員對該病毒檢測呈陽性。

副秘書長阿米娜・穆罕默德(Amina Mohammed)一周前在對成員國所做的通報中說,病毒大流行影響了聯合國內部成員,前所未有的緊迫感促使該機構對這一爆發做出反應。她說:「最後,歸結為這一點:如果COVID-19(中共病毒)仍在某個地方活躍,我們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安全。如果我們不同時面對大流行及其後果,該病毒將像野火一樣繼續蔓延,奪走生命,影響人們並威脅社會凝聚力。」

回顧過去十多年的聯合國歷史,可以發現中共在聯合國的滲透早已活躍在其各個國際組織中了。正如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所說:「中國(中共)政府企圖通過其殖民勢力、賄賂或其它方式控制聯合國內部的每個組織,對美國和整個世界造成了巨大破壞。」

中共深度控制聯合國

納瓦羅表示,中國(中共)政府非常積極地試圖控制聯合國機構,已經控制了15個專門機構中的5個。他說,「過去十年來,中共一直在非常、非常積極地採取行動,試圖通過推舉他們的人當選最高領導人,來控制這些機構。當然他們也通過使用如世界衛生組織的譚德塞等類型的代理、殖民地代理的方式來影響、操控其它機構。中國(中共)政府已經控制了15個專門機構中的5個。」

據報道,聯合國一共有15個專門機構,其中5個機構被中共完全控制,即:糧農組織、工業發展組織、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

除了世界衛生組織之外,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當中,多個組織的領導層直接被中共派駐人員執掌,分別是糧農組織(FAO)總幹事屈冬玉、工業發展組織(UNIDO)總幹事李勇、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ITU)秘書長趙厚麟、國際民航組織(ICAO)秘書長柳芳。

另外,在國際組織中任職的中共高官還有世界銀行集團(World Bank Group)首席行政官楊少林、世界貿易組織(WTO)副總幹事易小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秘書長林建海、副總裁張濤,以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副秘書長王彬穎和世界氣象組織(WMO)助理秘書長張文建。

今年四月初,中共的外交代表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協商小組成員。人權惡劣的中共和古巴等國家控制了人權理事會。聯合國不同專門委員會落入中共手中,已是不爭的事實。

納瓦羅補充說:「中國政府(中共)作為主要衛生組織的這種控制所造成的破壞絕對是非常巨大的。他們打壓了人與人之間關於防範病毒傳播的信息交流,他們拒絕將其稱為大流行病。(病毒爆發時)他們基本上不鼓勵旅行禁令。這是我們所見過的最嚴重的事情之一。」

法媒:中共像八爪魚一樣把觸角伸進聯合國組織

法國《費加羅報》4月9日報道說:「自2010年初以來,中共利用美國退出多邊協議的機會,把觸角悄悄地伸進聯合國的世界媒體中心、安理會等,隱蔽地推動其在聯合國國際社會組織中的棋子,如這次在世衛組織內的做法和結果。它像一隻八爪魚一樣,把觸角伸進一些組織內的空缺位置,然後悄悄地把候選人推到戰略位置上。」

該文進一步給出例證:「它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和世界衛生組織(WHO)。最近,中共通過參與在南蘇丹等一些聯合國維和活動,增加捐款數量,試圖在(這些組織的)章程中加附加條款等手段,把手伸進了國際刑警組織的領導層。」

掩蓋疫情有前科 譚德塞受中共推崇

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為例,可以看出中共的運作。加拿大智囊資深研究員寇謐將(J. Michael Cole)揭示,譚德塞在其祖國埃塞俄比亞擔任衛生部長期間的記錄不多,但有指控稱他曾參與掩蓋該國的霍亂疫情。儘管如此,他還是在2017年被世界衛生大會推舉為世衛組織總幹事一職。

在中共的支持下,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馬列主義政黨)的譚德塞擊敗了其競選對手、英國的戴維・納巴羅(David Nabarro),後者受到美國的青睞。譚德塞當選後,重申了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

寇謐將分析說,很明顯的是,譚德塞和他的組織都非常願意忽略中共對疫情的掩蓋,就像他們拒絕承認曾經忽略了台灣疾控中心在一月份即發出的關於武漢發生「人傳人」疾病的警告一樣。而這一個個忽略,卻最終導致了令數萬人喪生的全世界疫情大流行。

美國智囊「新美國安全中心」亞太安全計劃副研究員克莉絲汀・李(Kristine Lee)在一份報告中表示,中共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影響早於此次瘟疫大流行。早在2017年,譚德塞曾吹捧「一帶一路」在促進高質量醫療保健方面的作用,並贊同北京提議的建立「健康絲綢之路」,以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中共的醫療保健模式。

該報告揭示,北京已將中共病毒從讓自身陷入尷尬處境轉變為擴大其在聯合國影響力的機會。儘管它在病毒傳播初期否認了「人傳人」,並阻止了世衛組織專家進入該國,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卻一再讚揚中共政府對疫情的反應。

3月,就在特朗普開始談論削減對該機構撥款的幾周前,中共宣佈向世衛組織捐款兩千萬美元,以抗擊中共病毒。

中共滲透的目的:改寫國際道義準則

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1942年紀念《大西洋憲章》簽署時發表的講話中談到「共同的目標和原則綱領」,其中「對生活、自由、獨立和宗教自由的信仰以及維護人權與正義」最終成為創立聯合國的指導思想。

克莉絲汀・李在報告中評論,中共病毒大流行向世界展示了一個聯合國——在中共的影響下正在演變成一個使這些創立原則幾乎無法識別的組織。這個國際機構沒有為世界利益服務,反而越來越多地支持威權主義者,尤其是中國共產黨。

資深出版人顏純鈎在面書上評論,多年來,中共運用在大陸大行其道的政治潛規則,在國際社會做了很多功夫,表現在以大撒幣收買中、小國家,賄賂各國政要,以「一帶一路」扼住沿線小國的經濟咽喉,把不少中、小國家收納入自己囊中。在此基礎上,中共不動聲色地改變不同國際組織的成份結構,增加無形的影響力,控制選票,左右候選人,最終達到奪取話語權、改變國際通行的道義準則等目的。

這與加拿大智囊資深研究員寇謐將的分析不謀而合。他說,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們允許中共這個世界上最嚴重的人權侵犯者之一,加強了對聯合國系統的控制。通過這種影響,它已經改寫了聯合國這個全球機構自二戰後成立以來所秉持的原則。中共之所以這樣做,不是因為它從根本上相信國際制度,而是因為這是它推動自身地緣政治野心的一個渠道。

聯合國觀察部主任:允許中共管聯合國人權機構 相當於讓縱火犯當消防隊長

4月8日,聯合國宣佈指派中共代表在人權理事會一個機構擔任監管職位後,引起眾多非政府組織的強烈反響。《費加羅報》的報道中引用了聯合國觀察部主任希勒爾・諾伊爾(Hillel Neuer)的話說:「聯合國允許中國(中共)這個鎮壓性政府來操作、選擇、制定國際人權標準和作為揭露世界上對人權侵犯的負責人,這既不符合邏輯又不符合道德。這相當於讓縱火犯當該市的消防隊長。」

據「霍士新聞」(Fox News)2019年12月14日報道,聯合國僱員艾瑪・瑞麗(Emma Reilly)向媒體爆料說,瑞士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繼續向中共提供批評其政權的人權活動人士名單和信息。其實2013年,瑞麗就曾對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的行徑提出指控。

她在寫給美國高級外交官和國會議員的信中說:「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顯然在繼續提前向中共提供信息,透露哪些人權工作者將會參加在日內瓦的會議。」

霍士新聞獲得了瑞麗的檢舉信件副本,其中一封電郵顯示聯合國人權辦公室向中共交出了一些異見人士的名字。信中還說,一些活動人士已經是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

這起指控事件間接曝光了中共多年來在幕後操作、削弱聯合國人權機制的手段之一,反映了其對聯合國人權事務的滲透之深。但實際上,這宗事件所揭示的僅僅是黑幕的冰山一角。

克莉絲汀・李在報告中表示,這場(滲透)運動旨在將全球治理的弧線轉向非自由平等的方向,從而使獨裁者的利益享有特權。

該文揭示,在過去的幾年中,北京系統地將中國公民定位為聯合國各機構的負責人。自2019年以來,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由前中國農業副部長屈冬玉領導。

在此之前,趙厚麟於2018年連任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這是制定通信網絡技術標準的重要機構;趙已經利用自己的位置將華為提升到全球5G電信設備供應商的地位。

2017年,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任命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主管經濟和社會事務部,該機構的任務是推動聯合國標誌性計劃的實施、促進發展、應對氣候變化和減少不平等。以(前中國民航總局官員)柳芳為首的負責監管全球航空旅行的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甚至被指控將台灣置於有關中共病毒的民航協議之外。

綁架聯合國 中共推進其政治經濟目標

習近平在2017年10月中共第19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講中概述了他的觀點,即「積極參與領導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儘管他只是就民主化國際關係和使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享有平等地位等問題泛泛而言,但中國觀察家們認為這是已形成多年的主線。

中共選擇了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作為推進「一帶一路」經濟戰略的工具。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19年北京「一帶一路」論壇上發表講話,慶祝「一帶一路」的倡議與可持續發展目標保持一致。實際上,「一帶一路」項目因無視環境保護而受到了廣泛的批評。

此後的幾年中,中共迅速採取行動,將其非自由價值強加給國際組織。通過建立聯盟,在戰略上適時地提供財政捐助以及進行持續的努力,北京在將聯合國轉變為其外交政策延伸的平台方面取得了進展,包括促進中共的經濟利益、扼殺異見人士和排斥民主國家,以及空洞化基於規則的程序。這些努力幾乎可以在組織的各個角落看到。

利用騰訊產品 中共在聯合國控制國際信息自由流通

北京甚至利用其電信巨頭來重塑全球治理品牌。聯合國最近宣佈,它將與中國最大的監視軟件公司騰訊合作,在今年9月舉辦與聯合國成立75周年慶典相關的視像會議和其它在線通訊。早在2018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還與騰訊啟動了夥伴關係。

隨著中共技術在整個聯合國組織範圍內的擴散,中國已與俄羅斯攜手使有關監督和審查的國際規範制度化,包括2019年11月通過了聯合國網絡犯罪聯合決議,該決議賦予威權政府以廣泛的權力,在網上壓制和審查政治異議。

通過所有這些方式,中共成功地擺脫了國際信息自由流通的自由民主的規範,並尋求建立一個有利於國家宣傳和信息控制的全球信息環境。

國際社會應採取行動 消除中共邪惡影響

許多專家分析了中共嚴重滲透聯合國的客觀原因:西方民主國家的疏忽和缺乏領導,讓中共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和聯合國大會上積累了大量的不良影響,並利用成員國之間的「大選」來推進其反民主的議程。

克莉絲汀・李在報告中警告,如果沒有國際協調機構發佈的一致、透明的信息和清晰的指導方針,各國政府和公眾對於中共病毒最終造成的破壞並沒有做好充份的準備,而且將來災難還會再次發生。

她說,一旦危機緩解,這一場瘟疫大流行可能會給這些國家一個重新考慮聯合國與中共的關係的機會。她建議,發起一場問責中共領導人的真相運動,可作為一個起點。

瘟疫大流行帶來的一個結果,可能會促使美國及其民主盟友和合作夥伴驚醒,審查並清除中共在西方社會的種種滲透、入侵,推動世界回歸傳統、回歸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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