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總統就職後兌現了對抗中共的競選承諾，他利用關稅力圖對抗中共各種不公貿易行為，敦促盟國限制中共霸權，中美漸行漸遠，在各方面開始脫鉤。加之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更加速美國加強國內採購，減少對中國依賴。全球化或面臨大逆轉。
烏里・弗里德曼（Uri Friedman）負責撰寫國家安全和全球事務方面的文章，他在美國《大西洋》（The Atlantic）雜誌發表文章表示，美國的對中共鷹派人士指出，全球供應鏈對美國構成了系統性風險，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是確定的證據。
全球藥品供應鏈依賴中國 美國遇險
中國是世界各國汽車零件、玩具和電子產品生產國，但中國也將許多青黴素、抗生素、止痛藥、外科口罩、醫療器械等生產廠家淘汰出了全球供應鏈。儘管美國仍然是藥物研發領域的全球領先者，但許多製造業已外移，美國最後一家生產青黴素關鍵成份的工廠於2004年宣佈關閉。
特朗普的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都告訴弗裏德曼，這場危機是對美國敲響的「警鐘」。
納瓦羅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中共）通過設法使用不公平貿易慣例來控制供應鏈的各個方面：廉價的血汗工廠勞工、寬鬆的環境法規和龐大的政府補貼。正如特朗普總統所說，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將這些工作帶回家，以便我們可以保護國家的公共衛生以及經濟和國家安全。」
納瓦羅表示，（中共）病毒的流行說明了美國如何「依賴外國」提供關鍵藥品和醫療用品。例如，在美國使用的幾乎所有外科口罩和大多數呼吸器都是在其它國家（例如中國和墨西哥）製造的，導致這些醫療設備在當前的危機中出現短缺。
但是，挑戰不僅限於醫療用品。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延中（Yanzhong Huang）表示，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醫療器械出口國，美國藥品中約80%的活性藥物成份來自中國和印度。他寫道：「中國製藥公司已佔領了美國97%的抗生素市場和90%以上的維他命C市場。在2018年，進口到美國的95%的布洛芬、91%的氫化可的松、70%的對乙醯氨基酚，以及40%–45%的（血液稀釋劑）肝素來自中國。」
哈斯廷斯中心（Hastings Center）的資深顧問，《中國處方：揭露美國依賴中國醫藥的風險》一書的作者羅斯瑪麗・吉布森（Rosemary Gibson）說：「如果中國對生產我們藥物所需的核心成份關閉出口大門，在幾個月之內我們的藥店貨架就會空空盪盪，我們的醫療保健體系將停止運轉。」
她說：「一旦發生自然災害或全球大流行，美國將與其它國家一起等待關鍵藥物。」
據《紐約時報》報道，在中國疫情爆發後，中共沒有明確地阻止藥品出口，但已經切斷了口罩的出口渠道，中共要求製造商直接向政府出售口罩以供分配。中國的工廠關閉和運輸限制也擾亂了藥品供應鏈。2月28日，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警告說，由於製造問題，一種藥物在美國已經供不應求，並表示正在監視約另外20種依賴中國的藥物。
「在美國採購」減少依賴 全球化或大逆轉
特朗普總統此前在白宮與主要製藥和生物技術公司負責人的會議上說：「（中共）病毒顯示了將所有製造品帶回美國的重要性，而我們將從此開始。坦率地說，這已經開始了，大約一年前就開始了。」
納瓦羅提議，美國政府應鼓勵國內高科技製造醫療用品，並確保其在聯邦機構中採購的所有物品均「來自國內」。他說，「在美國採購」不僅應包括「製成品，如藥片、口罩和呼吸機」，還應包括「生產所需的關鍵成份，前驅化學品和先進的製藥成份」。他表示，美國必須從中國、印度和歐洲收回醫療供應鏈。
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也敦促議員們迅速採取行動，以利用諸如小企業管理局貸款之類的政府計劃來增加美國的生產。魯比奧在一份聲明中說：「中共病毒的爆發已經明確表明，我們必須在經濟的關鍵領域與美國的供應鏈脆弱性和對中國的依賴作鬥爭。」他稱政府即將頒佈的行政命令「是激勵國內生產的非常有力第一步。」
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介紹了單獨的立法，以賦予FDA更大的權力，可以要求藥品和器械製造商提供採購信息。
弗裏德曼認為，雖然特朗普尚未採取所有這些政策，但是，中共病毒全球爆發，再加上再次當選總統的可能性會促使他這樣做。唐納德最近在推特上這樣寫道：「中共病毒是三個問題的交叉點，@realDonaldTrump一直以來都是正確的：邊境管制、美國製造、中國（中共）鷹派。」
如果特朗普實施這些政策，可能會顛覆全球供應鏈，並重新推動解除世界上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經濟一體化，這可能會大大逆轉全球化。
魯比奧：中共只關心面子和消除異己
魯比奧此前曾警告過中共對美國醫療保健行業構成的風險，並在許多問題上向北京發出了挑戰，包括中共努力鎮壓香港的民主抗議。他告訴弗里德曼，「美國製造業的枯竭使我們面臨巨大的國家安全漏洞」，因此需要「一項21世紀支持美國工業的政策」。
近年來，美國政府已資助了新型製造系統的研究，這些系統的規模比中國的營運規模小，靈活性更高。FDA表示，這些類型的業務可以在需要時進行重新配置，以生產不同類型的藥品，這可以使總部位於美國的製造業重新獲得與中國競爭的實力，並有可能確保穩定的藥品供應。
擺脫美國與北京之間的紐帶，這些提議遠遠超出了醫療領域。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籍主席索恩貝里（Mac Thornberry） 表示：「儘管我們希望儘快控制（中共）病毒，並希望儘快消除……也許我們也可以藉此機會，減少美國在國防相關產品和零件方面對中國的依賴。」
魯比奧認為，雖然全球緊急情況下需要國際合作，但必須對抗中共，因為「中共政府已經被證明不是一個可靠或負責任的全球大國政府」。他說，中共「阻礙國際研究人員工作，未能分享有關病毒來源或最佳做法的信息。與幫助（預防這種）危險疾病的傳播相比，他們共產黨對『挽回面子』和消除內部異議更感興趣。」
威權政府阻礙國際社會應對全球威脅
美國官員也同樣批評了伊朗領導人，這是另一個受到中共病毒打擊的美國對手。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打擊伊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前局長理查德・戈德堡（Richard Goldberg）告訴弗里德曼，這些批評與中國（中共）和伊朗的政治制度性質有關，而不僅僅是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是美國的對手。他認為，威權政府特別有可能阻礙國際社會應對全球威脅。
現為民主防禦基金會高級顧問的戈德伯格解釋說：「在任何地方，如果看到封閉、集權、不透明的政權，就會看到隨著危機的出現無法迅速採取行動。」他認為民主國家也「可能失敗」，但他們「可以對失敗做出反應並迅速糾正（自己）」。
國務卿邁克・蓬佩奧（ Mike Pompeo）解釋他為何將新的冠狀病毒稱為「武漢病毒」（中共病毒）時指出，他指的是病毒起源的中國城市。他表示，該術語強調了「世界互相聯通的風險」。
他說：「我們通過這種相互聯繫創造財富。但是當你有一個像中共這樣的實體在提供不透明也不清晰的數據時，這就是風險。」
弗里德曼表示，特朗普政府仍然希望從這場危機中擺脫出來，在最大限度地降低全球化的不利影響的同時保持其上行優勢。但是他也指出，在2004年的一份有關2020年世界前景的報告中，美國情報官員預測，只有「一種重大全球衝突」的發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續發展。這個發展是甚麼？即全球瘟疫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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