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袁國勇撤回《大流行緣起武漢》文章,引發譁然,香港日漸限縮的言論自由再次受關注,「政治」已成中共噤聲言論的慣用藉口。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及前系主任張燦輝接受《珍言真語》節目專訪時表示,「不捲入政治的說法,你可以看到它的悲哀之處,只有在極權之下,一個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民價值的極權政府才會說出這種話。」

專訪內容如下:

政治是眾人管理之事 史上中西哲人同見解

記者:袁國勇教授寫了文章後撤回,他說「我不想捲入政治中」,香港很多事情都已經被政治化了嗎?

張燦輝:這是一件又可笑又難過的事。有人說我們作為教師,在學校裏教學不涉及政治,這說法根本令人難以想像。道理很簡單,中西方的哲人,比如亞里士多德說過,一切的教育都有目的。目的一,教我們做一個自由的人;目的二,教我們做一個好公民,即是任何人都參與城邦裏的事。他曾經說過一句話,有哪一個人說自己不參與政事、不參加討論城市裏發生的事,他就沒有資格做雅典人。

100年前,1920年孫中山先生在一個演講中開宗明義的說民權大。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生、民主、民權」,在民權裏頭他說了很多的民主,開宗明義的說「政治」,「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之事。政治本身是所有人都要關心的事。如果有人說自己不談政治,第一他可能不理解100年前國父孫中山所說的東西,更加不知道學術界中,怎樣去理解一個人的價值。

亞里士多德說過,人一方面是一個理性的動物,也是一個社會政治動物。正如剛剛所提到的,我們一定涉及到政治的事,只有所有人都去關心城市裏發生的事,才可以正確的理解(管治者)應怎樣去統治或管治人民。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一直以來在政治中,我們的權力如何分配?我為甚麼要給人管治?以前是皇帝說了算,我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我;我就是朕,即是天下。天下即是朕的話,所有事都是皇帝說了算。

事實上過去二、三百年裏,西方(國家)的變化,以及後來我們看到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裏,其實不是「皇帝說了算」,最重要的是人民要管理自己的事,孫中山先生說這叫「民權」。在西方(國家)也講人權問題以及政治自由問題,就是說(所有人)一定要參與政治。如果有人說不參與政治的話,我根本想像不到這是怎麼可能會發生的。

再說另一例子,在一個學術被嚴重打壓的時代,明末清初,有一個很重要的儒家黃宗羲,在他(所著的)一本很重要的書《明夷待訪錄》裏說,皇帝應該怎樣做、臣子應該怎樣做。接著他也說到學校,學校裏的知識份子是需要參與政事的,要給皇帝一些意見,他說不可能不參與。所以看到現在我們的大學不理會政治的話,其實是一件多麼可笑的事。

德國哲學家雅思培 主張大學是社會良心

記者:我們現在面對(中共病毒)疫情,或者早前在反送中運動中很多人和很多學者都選擇沉默,不想捲入政治中,他們的理由是甚麼?

張燦輝:這個不捲入政治的說法,你可以看到它的悲哀之處。其實上兩次(訪問)我也有提及過,德國納粹黨時代,18至19世紀,他們不管在哪一方面的學問都是一流的,但是他們卻有一種態度,是甚麼呢?在大學裏,他們有一個象牙塔,在象牙塔裏,他們可以討論甚麼都可以,但外面的事卻不關他們的事。我們看到納粹黨1933年崛起時,大學的學者很多都噤若寒蟬,因為不發聲,他們就慢慢地看著人民政府被獨裁者所掌握,他們當然是後悔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海德堡大學的第一個校長雅思培,他是一個很厲害的德國哲學家,他說過大學的目的不單單只是傳授知識,不單單要創造知識,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參與、討論及批評社會的事,他說大學應該是社會的良心。甚麼是良心?如果我們不參與政事、不去監察政府所做的事情,怎可叫有良心?所以大學如果叫我們不關心政治,就完全脫離了現實。只有甚麼情況才會這樣呢?只有在極權之下,我們不敢把話出來,就是一個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民的價值(的極權政府)才會說出這種話。

全世界正受著這次瘟疫影響,一些世界領袖所說的話,令人動容。1,700萬票選出來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她的那一篇演講為甚麼會感人呢?因為她用一個很誠懇的態度說,德國是一個公開的民主(國家),以及民主是甚麼?德國政府一切的政策都是公開的,開放的。她說,最重要的是當我們知道很多的市民住進醫院的時候,我們要記住這些不是統計不是一個數字。他們是你的父母、祖父母,你們的妻子、丈夫,是你們的朋友。她清楚表明每一個生命都很重要。民主社會的政府會關心每一個人,而不是關心甚麼面子或經濟的問題。

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關心每一個人,這是德國經過很多悲慘的經驗和歷史得來的結果。當看到納粹黨,人不當人,猶太人、其他人都不是人,納粹可以殺掉他們。當一個政府理解到每一個人都是人的話,就完全不同了。因為每一個人都擁有人權,我們不單單要有生命,我們更加要有自由。

像美國獨立宣言一樣,我們有追求幸福的權利,這權利是不可推翻、不可剝削的權利。在現代政治中,甚麼是憲法?就是被統治者為甚麼要給統治者統治呢?以前我爸爸是皇帝,天下江山是我打回來的;我革命成功了,當然由我來做皇帝,由我來指揮一切。這些(封建皇朝)已成過去,我們知道了一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不同了),當然這是經過很多人思考出來的。

18世紀(哲學家)盧梭,他提出Social Contract「社會契約」,君臣之間有一個協議,這個(社會契約)已被落實了。在美國,華盛頓趕走了英國人後,他沒有做皇帝,他知道憲法的原則,就是政府與人民之間有一個契約,憲法要保障人民的權利,同時讓人民監察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也說保障人民自由等,但講是不行的,要落實才行。香港基本法也應該要保護人民,要管治政府,要控制政府,不然的話有甚麼意思呢?

中共政治宣傳 謊言千次還是謊言

記者:關於(中共)病毒的源頭現在有很多的爭議,中共說這病毒是美國傳給它的,又說全世界都欠中國一個道歉,甚至說它現正援助很多深受疫情影響的國家,變成一個救世主的形象,為甚麼它會有這種定位呢?

張燦輝:只有這個年代才會這樣,在一百年前是不會這樣的。因為現在有不同的媒體,極權國家最重要的是對媒體的控制。其實不用多說,Propaganda,在媒體的宣傳上,像納粹黨所謂「當一個謊言說一千次,一萬次,大家便相信了。」當年納粹黨已懂得利用電影和傳媒作宣傳,現在中共鋪天蓋地的宣傳,控制住了大多數的輿論,所以大家都認同皇帝是穿了「新衣」,大家都不敢出聲。當然我們知道亦理解當中的理由,大家都害怕白色恐怖。

但儘管在一個很封閉的社會裏,很多人都會知道真相。比如過去幾個月裏,我在國內的朋友知道很多事情,他也翻牆看很多不同的東西。那為甚麼很多人信官媒呢?因為那些人不敢說自己不相信,就算知道它們撒謊,也不敢站出來說它們在撒謊。

我覺得這個年代很悲哀。為甚麼有些人生活在一個尚有自由的地方,也不願意站出來,指出中共的謊言。

不忘勞思光教授教導 知識份子要發聲

記者:你為甚麼這個時候選擇出來講真話呢?

張燦輝:我經常說在過去幾十年,回歸前的港人真是很幸福、很自由,英國殖民地給了我們法治和自由,但沒有給我們民主。我發覺過去那麼多年裏,很多東西我們沒有爭取過,這其實是可以爭取的。同時最重要的是受到我老師勞思光教授的教導,他說「我們要和良心對話,在面對不公、不公義的時候,我們要發聲」,他是一個典範,他反對共產黨,他反對國民黨,他對香港97的問題發過聲。所以我覺得知識份子就是要出聲,知識份子不應在大學的象牙塔裏只顧做學術研究,享受著自身的安全便算了,知識份子要對社會有責任。

多年來對於看不過眼的事情,我不吐不快。而且我希望其他受過勞思光老師教導的同學,都可以來發聲。一個人說皇帝沒穿衣服,會覺得他可笑,但當二個、三個,很多人都說出來時,大家便會知道真相。

記者:現在是很關鍵的時刻,對於人類來說,面對著從來沒有見過的公共衛生的危機(中共病毒威脅),在這一種情況下,是不是可以表現出人性的光輝或醜惡,醜陋?

張燦輝:當然可以。我想最起碼我看到全世界,西方國家,德國、法國、比利時,我的很多同學都告訴我,他們如何去做。另一方面,默克爾說,「現在這個關鍵時刻裏,每個人真真正正要關心彼此」。疫情下,我們要爭取時間,令醫學界的研發人員有時間多做一些研究。這個疫情一定會過去的。人類經過那麼多次,比如鼠疫、大瘟疫等等,都挨過去了。重要的是要在這個時刻裏要反省人與人的關係,反省人與自然的關係,反省每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這些很重要,是我們要去學習的。

孫中山民權理念在台灣實現

記者:自從你接受訪問後,大家對你有甚麼反饋,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嗎?

張燦輝:我看到一些反應,對我的留言,有學生說希望我再講下去,因為我講出了他們的心聲。但我也提及過,我只是說出了一部份,我的朋友之中,應該有人比我說得更好。

我一輩子都在大學裏讀書、研究、教導人,我知道大學教授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對我們廣大民眾的責任,所以說到要關心中國,關心中國文化(的發展)方面,不是一種對歷史的關心,而是當下就要去發聲。

我最近再看孫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說的事情,其實現在有沒有真真正正做到呢?

兩年前我去南京中山陵去拜會孫中山,很多人去了,但我發現很多人只是圍著看孫中山的像,忘記了他背後寫的字的含意。就像美國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傑佛遜紀念堂),他把重要的信念寫在那裏。它(中山陵)全用繁體字寫了孫中山相信的自由、民權、選舉的事。

我的一個台灣的好朋友和我說,是的,孫中山是老廣,在廣州廣東省香山縣出生,他去了香港讀書,到全世界搞革命,死的時候安葬於南京,但是遺澤在台灣。他告訴我,孫中山的確創造了中國,可並不是在大陸,而是在台灣。

台灣的政治或許不是最好的。但很明顯,孫中山說的民權,例如選舉,的確目前來說在台灣盛行。台灣每個人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台灣尊重人權。在一個華人地區可以一人一票選總統,而且還選了一位女總統,難以置信,但是台灣做到了。

台灣做到的事,為甚麼我們(香港)做不到呢?很明顯是權力問題。我們的當權者,沒有真真正正地理解到做當權者、做特首的權力來源,責任在哪裏。(林鄭月娥)777張票就可以成為最高權威,所以沒有人記得她。我再這樣理解,蔡英文得到817萬票,德國總統得到1,700多萬票,他們是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我們?沒有。

但無論如何,當有人說學校、大學任何的地方都不應參與政治,這絕對是一個無知的說法。當大家都參與政事、參與討論,那才行。

香港去年的區議會選舉,顯示出香港也有幾百萬人參與政事。我們參與管理,儘管是一個地區的事,也是重要的。多討論,多參與,民主裏不一定每個人都對,不是擁有權力的人就可以為所欲為。我們要去討論,透過我們的理解分析,才慢慢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最終我們最關心的是每個人的生活,不單單是我和你。我們要關心整個社區、整個社會、整個香港,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香港白色恐怖一浪浪 珍惜當下僅存之民主自由

記者:區議會選舉泛民大勝,不過香港警察最近拘捕了不少區議員,包括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瓊被捕,他們(港府)想做甚麼?

張燦輝:這是一場很長時間都打不完的仗,白色恐怖一浪接一浪來。例如我現在可以接受你的訪問,可能有一天也會有人不讓我接受訪問,因為這會影響到很多人,當局可能會做些事情。

但我想現在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可以聊天。香港還有學術自由,我寫東西沒人會禁止我,當然要出版是困難的,有很多地方不肯幫我登報,也不肯給我出書,但有人肯的話,是可以做的。

自由像空氣,我們沒有空氣會慢慢窒息,失去時才覺得可貴。因此我們在當下要去爭取,去運用,去享受自由的權利。希望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在建制派裏都可以做一些事情。我在第一輯《珍言真語》說過,我相信歷史是人創造的,我們沒有一個必然的歷史規律是必定如此的,因為歷史是人造出來的,這是很重要的。◇

注: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部份內容經過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