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張燦輝：談政治講真話是社會良心

日前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袁國勇撤回《大流行緣起武漢》文章，引發譁然，香港日漸限縮的言論自由再次受關注，「政治」已成中共噤聲言論的慣用藉口。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及前系主任張燦輝接受《珍言真語》節目專訪時表示，「不捲入政治的說法，你可以看到它的悲哀之處，只有在極權之下，一個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民價值的極權政府才會說出這種話。」

專訪內容如下：

政治是眾人管理之事史上中西哲人同見解

記者：袁國勇教授寫了文章後撤回，他說「我不想捲入政治中」，香港很多事情都已經被政治化了嗎？

張燦輝：這是一件又可笑又難過的事。有人說我們作為教師，在學校裏教學不涉及政治，這說法根本令人難以想像。道理很簡單，中西方的哲人，比如亞里士多德說過，一切的教育都有目的。目的一，教我們做一個自由的人；目的二，教我們做一個好公民，即是任何人都參與城邦裏的事。他曾經說過一句話，有哪一個人說自己不參與政事、不參加討論城市裏發生的事，他就沒有資格做雅典人。

100年前，1920年孫中山先生在一個演講中開宗明義的說民權大。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生、民主、民權」，在民權裏頭他說了很多的民主，開宗明義的說「政治」，「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之事。政治本身是所有人都要關心的事。如果有人說自己不談政治，第一他可能不理解100年前國父孫中山所說的東西，更加不知道學術界中，怎樣去理解一個人的價值。

亞里士多德說過，人一方面是一個理性的動物，也是一個社會政治動物。正如剛剛所提到的，我們一定涉及到政治的事，只有所有人都去關心城市裏發生的事，才可以正確的理解（管治者）應怎樣去統治或管治人民。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一直以來在政治中，我們的權力如何分配？我為甚麼要給人管治？以前是皇帝說了算，我就是法律，法律就是我；我就是朕，即是天下。天下即是朕的話，所有事都是皇帝說了算。

事實上過去二、三百年裏，西方（國家）的變化，以及後來我們看到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裏，其實不是「皇帝說了算」，最重要的是人民要管理自己的事，孫中山先生說這叫「民權」。在西方（國家）也講人權問題以及政治自由問題，就是說（所有人）一定要參與政治。如果有人說不參與政治的話，我根本想像不到這是怎麼可能會發生的。

再說另一例子，在一個學術被嚴重打壓的時代，明末清初，有一個很重要的儒家黃宗羲，在他（所著的）一本很重要的書《明夷待訪錄》裏說，皇帝應該怎樣做、臣子應該怎樣做。接著他也說到學校，學校裏的知識份子是需要參與政事的，要給皇帝一些意見，他說不可能不參與。所以看到現在我們的大學不理會政治的話，其實是一件多麼可笑的事。

德國哲學家雅思培主張大學是社會良心

記者：我們現在面對（中共病毒）疫情，或者早前在反送中運動中很多人和很多學者都選擇沉默，不想捲入政治中，他們的理由是甚麼？

張燦輝：這個不捲入政治的說法，你可以看到它的悲哀之處。其實上兩次（訪問）我也有提及過，德國納粹黨時代，18至19世紀，他們不管在哪一方面的學問都是一流的，但是他們卻有一種態度，是甚麼呢？在大學裏，他們有一個象牙塔，在象牙塔裏，他們可以討論甚麼都可以，但外面的事卻不關他們的事。我們看到納粹黨1933年崛起時，大學的學者很多都噤若寒蟬，因為不發聲，他們就慢慢地看著人民政府被獨裁者所掌握，他們當然是後悔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海德堡大學的第一個校長雅思培，他是一個很厲害的德國哲學家，他說過大學的目的不單單只是傳授知識，不單單要創造知識，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參與、討論及批評社會的事，他說大學應該是社會的良心。甚麼是良心？如果我們不參與政事、不去監察政府所做的事情，怎可叫有良心？所以大學如果叫我們不關心政治，就完全脫離了現實。只有甚麼情況才會這樣呢？只有在極權之下，我們不敢把話出來，就是一個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民的價值（的極權政府）才會說出這種話。

全世界正受著這次瘟疫影響，一些世界領袖所說的話，令人動容。1,700萬票選出來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她的那一篇演講為甚麼會感人呢？因為她用一個很誠懇的態度說，德國是一個公開的民主（國家），以及民主是甚麼？德國政府一切的政策都是公開的，開放的。她說，最重要的是當我們知道很多的市民住進醫院的時候，我們要記住這些不是統計不是一個數字。他們是你的父母、祖父母，你們的妻子、丈夫，是你們的朋友。她清楚表明每一個生命都很重要。民主社會的政府會關心每一個人，而不是關心甚麼面子或經濟的問題。

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關心每一個人，這是德國經過很多悲慘的經驗和歷史得來的結果。當看到納粹黨，人不當人，猶太人、其他人都不是人，納粹可以殺掉他們。當一個政府理解到每一個人都是人的話，就完全不同了。因為每一個人都擁有人權，我們不單單要有生命，我們更加要有自由。

像美國獨立宣言一樣，我們有追求幸福的權利，這權利是不可推翻、不可剝削的權利。在現代政治中，甚麼是憲法？就是被統治者為甚麼要給統治者統治呢？以前我爸爸是皇帝，天下江山是我打回來的；我革命成功了，當然由我來做皇帝，由我來指揮一切。這些（封建皇朝）已成過去，我們知道了一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不同了），當然這是經過很多人思考出來的。

18世紀（哲學家）盧梭，他提出Social Contract「社會契約」，君臣之間有一個協議，這個（社會契約）已被落實了。在美國，華盛頓趕走了英國人後，他沒有做皇帝，他知道憲法的原則，就是政府與人民之間有一個契約，憲法要保障人民的權利，同時讓人民監察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也說保障人民自由等，但講是不行的，要落實才行。香港基本法也應該要保護人民，要管治政府，要控制政府，不然的話有甚麼意思呢？

中共政治宣傳謊言千次還是謊言

記者：關於（中共）病毒的源頭現在有很多的爭議，中共說這病毒是美國傳給它的，又說全世界都欠中國一個道歉，甚至說它現正援助很多深受疫情影響的國家，變成一個救世主的形象，為甚麼它會有這種定位呢？

張燦輝：只有這個年代才會這樣，在一百年前是不會這樣的。因為現在有不同的媒體，極權國家最重要的是對媒體的控制。其實不用多說，Propaganda，在媒體的宣傳上，像納粹黨所謂「當一個謊言說一千次，一萬次，大家便相信了。」當年納粹黨已懂得利用電影和傳媒作宣傳，現在中共鋪天蓋地的宣傳，控制住了大多數的輿論，所以大家都認同皇帝是穿了「新衣」，大家都不敢出聲。當然我們知道亦理解當中的理由，大家都害怕白色恐怖。

但儘管在一個很封閉的社會裏，很多人都會知道真相。比如過去幾個月裏，我在國內的朋友知道很多事情，他也翻牆看很多不同的東西。那為甚麼很多人信官媒呢？因為那些人不敢說自己不相信，就算知道它們撒謊，也不敢站出來說它們在撒謊。

我覺得這個年代很悲哀。為甚麼有些人生活在一個尚有自由的地方，也不願意站出來，指出中共的謊言。

不忘勞思光教授教導知識份子要發聲

記者：你為甚麼這個時候選擇出來講真話呢？

張燦輝：我經常說在過去幾十年，回歸前的港人真是很幸福、很自由，英國殖民地給了我們法治和自由，但沒有給我們民主。我發覺過去那麼多年裏，很多東西我們沒有爭取過，這其實是可以爭取的。同時最重要的是受到我老師勞思光教授的教導，他說「我們要和良心對話，在面對不公、不公義的時候，我們要發聲」，他是一個典範，他反對共產黨，他反對國民黨，他對香港97的問題發過聲。所以我覺得知識份子就是要出聲，知識份子不應在大學的象牙塔裏只顧做學術研究，享受著自身的安全便算了，知識份子要對社會有責任。

多年來對於看不過眼的事情，我不吐不快。而且我希望其他受過勞思光老師教導的同學，都可以來發聲。一個人說皇帝沒穿衣服，會覺得他可笑，但當二個、三個，很多人都說出來時，大家便會知道真相。

記者：現在是很關鍵的時刻，對於人類來說，面對著從來沒有見過的公共衛生的危機（中共病毒威脅），在這一種情況下，是不是可以表現出人性的光輝或醜惡，醜陋？

張燦輝：當然可以。我想最起碼我看到全世界，西方國家，德國、法國、比利時，我的很多同學都告訴我，他們如何去做。另一方面，默克爾說，「現在這個關鍵時刻裏，每個人真真正正要關心彼此」。疫情下，我們要爭取時間，令醫學界的研發人員有時間多做一些研究。這個疫情一定會過去的。人類經過那麼多次，比如鼠疫、大瘟疫等等，都挨過去了。重要的是要在這個時刻裏要反省人與人的關係，反省人與自然的關係，反省每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這些很重要，是我們要去學習的。

孫中山民權理念在台灣實現

記者：自從你接受訪問後，大家對你有甚麼反饋，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嗎？

張燦輝：我看到一些反應，對我的留言，有學生說希望我再講下去，因為我講出了他們的心聲。但我也提及過，我只是說出了一部份，我的朋友之中，應該有人比我說得更好。

我一輩子都在大學裏讀書、研究、教導人，我知道大學教授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對我們廣大民眾的責任，所以說到要關心中國，關心中國文化（的發展）方面，不是一種對歷史的關心，而是當下就要去發聲。

我最近再看孫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說的事情，其實現在有沒有真真正正做到呢？

兩年前我去南京中山陵去拜會孫中山，很多人去了，但我發現很多人只是圍著看孫中山的像，忘記了他背後寫的字的含意。就像美國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傑佛遜紀念堂），他把重要的信念寫在那裏。它（中山陵）全用繁體字寫了孫中山相信的自由、民權、選舉的事。

我的一個台灣的好朋友和我說，是的，孫中山是老廣，在廣州廣東省香山縣出生，他去了香港讀書，到全世界搞革命，死的時候安葬於南京，但是遺澤在台灣。他告訴我，孫中山的確創造了中國，可並不是在大陸，而是在台灣。

台灣的政治或許不是最好的。但很明顯，孫中山說的民權，例如選舉，的確目前來說在台灣盛行。台灣每個人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台灣尊重人權。在一個華人地區可以一人一票選總統，而且還選了一位女總統，難以置信，但是台灣做到了。

台灣做到的事，為甚麼我們（香港）做不到呢？很明顯是權力問題。我們的當權者，沒有真真正正地理解到做當權者、做特首的權力來源，責任在哪裏。（林鄭月娥）777張票就可以成為最高權威，所以沒有人記得她。我再這樣理解，蔡英文得到817萬票，德國總統得到1,700多萬票，他們是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我們？沒有。

但無論如何，當有人說學校、大學任何的地方都不應參與政治，這絕對是一個無知的說法。當大家都參與政事、參與討論，那才行。

香港去年的區議會選舉，顯示出香港也有幾百萬人參與政事。我們參與管理，儘管是一個地區的事，也是重要的。多討論，多參與，民主裏不一定每個人都對，不是擁有權力的人就可以為所欲為。我們要去討論，透過我們的理解分析，才慢慢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最終我們最關心的是每個人的生活，不單單是我和你。我們要關心整個社區、整個社會、整個香港，我想這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