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
我成了一個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右派份子。我除了參加樂隊的工作，還必須做一些日常的勞動，如掃地、打掃廁所、倒垃圾等。每年夏種、秋收，要和其它單位的右派一起，下鄉勞動改造。
我最願意去農村勞動了，雖然生活艱苦一些，累一些，但精神上沒有壓力，你只要埋頭苦幹，不惜力，老鄉就會認同你，叫你老李。
有次，母豬快下崽了，我主動提出晚上和衣睡在豬圈，靜候豬一有動靜，就立刻去叫醒老農。半夜，豬哼哼起來，我趕緊去叫老農，結果一胎下了四個肥肥的小豬崽，把老農樂得嘴都合不攏了。直叫我老李、老李，好樣的、好樣的！
我交了好幾個農民朋友，至今還有聯繫。可是在本單位勞動，你必須低著腦袋，不敢抬頭，人們都以一種鄙視的眼光看著你，即使過去談得來的同事，也像躲避瘟疫似的，掉過頭，好像沒看見你一樣。
這些，我都能理解，最令我不明白的是，作為一種懲罰，不讓我拉小提琴而讓我去打。
在我們樂隊隊員的觀念裏，無論是小提琴，大提琴，木管，銅管還是打擊樂器，只是分工，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而打擊樂器，因為音量大，對全樂曲的節奏起著很重要的作用，有時在樂曲的關鍵時刻又起著化龍點睛的作用。不讓我拉琴去打，說明領導有貶低打擊樂之嫌。
無論貶也好，褒也好，叫我幹甚麼，我一如既往，要把它幹好。沒有人教我，我只有自己鑽研、琢磨。我看見電影裏，外國交響樂團打的演奏員，當在關鍵的樂段打時，總是要站起來，兩片銅不是對敲，而是錯開來敲，而且將兩片舉得高高的，不斷地晃動，以達到餘音繚繞的效果。
那年，我參加了舞劇「寶蓮燈」打的工作。主要演員三聖母，在她打開窗戶，讓燦爛的陽光照進她的閨房這一場景中，她興奮地翩翩起舞，臨空一躍，此處有一下關鍵的聲。
我準確無誤地，起立，揚起了兩片銅，將鏗鏘有力，又盪氣迴腸的聲，漂漂亮亮地送到了空中。排練結束在後台，飾三聖母的演員問：
「今天這是誰打的？和從前大不一樣，好像要將我托起來，飛向天空的感覺。」
指揮告訴她，是那個右派李科林打的。她低聲說：
「右派怎麼的？打得好就是好。」
從此，無論是指揮、演員、樂團演奏員，對我的工作、演奏、勞動，都很支援。
翌年，柬埔寨親王西哈努克來華訪問，國宴後，周恩來邀請西哈努克觀看民族舞劇「寶蓮燈」。緊張的排練工作開始了。一個困擾著樂團領導的問題，提出來了。
中共有紅頭文件明文規定：右派不得進入人民大會堂。 李科林不是人民，是人民的敵人，是絕不允許進入人民大會堂的。
樂團黨支部開會研究了幾天還是沒法解決，只好將這一棘手的事向院領導反映，院長不屑一顧地說：
「誰還不會打一個，找個人替一下！」
當這一換人打的事，領導和指揮商量時，指揮堅決不同意換人，並表示，如果領導執意要換人，他無法指揮。
這事迅速傳到舞蹈演員那裏，飾三聖母的演員也表示，如果換人她也不跳了。
一個指揮不指，一個主要演員不跳，這台戲就沒法演了。這下可難住了領導，只好將這一矛盾上交，彙報到文化部。
我萬沒想到我這個小小的右派居然興師動眾，驚動了文化部。文化部領導問：
「那個右派改造得怎麼樣？」
黨支部書記答曰：「工作，勞動都表現得不錯。」
部領導說：「那就特批他進人民大會堂參加演出，不過，要給他規定三條紀律：1，演出休息，只准他在後台，不得四處亂串。（因為那時物資匱乏，只要一說去大會堂演出，大夥都憋足了勁兒，拿出平時的積蓄，去小賣部大大的採購進口香煙，名酒，巧克力之類的） 2，演出結束，首長與貴賓上台與演員，演奏員握手，照像，不准他與首長和貴賓握手，更不得與首長一起照像。3，這次演出是國事任務，很重要，只准打好，不准打壞。」
樂團領導如釋重負，回來向我下達了這三條有如聖旨般的指示。前兩條，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做到，即使你准許我去搶購， 我也不會那麼不識時務地去湊這個熱鬧。第二條，不用說，更不敢去和首長，外賓握手照像了。可第三條，只准打好，不准打壞，卻令我心驚膽顫。萬一因為緊張，或不小心出了錯，豈不是故意破壞國事演出的反革命罪行了？
我懷著一顆惶恐而顫抖的心，進入了人民大會堂，參加了這次特別批准的演出。
平日，我打從不看譜，音樂的旋律，已深深印在我腦海裏。可這次演出卻非同小可，這第三條規定就像緊箍咒似的，箍緊著我的大腦，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自己：可千萬別打錯了。
演出順利地進行著，三聖母就要開窗了，要騰飛起來了，我的心也隨著那愈來愈逼近的關鍵的一下而加快，都快蹦出嗓子眼兒了。我全神貫注地， 兩眼目不轉睛地盯著每一個音符，既忘了站起來，又忘了錯開打，更沒有晃動兩片，竟打出了一下從未有過的又乾、又無力的兩塊金屬碰撞聲的啞。
指揮頓時皺起了眉頭，樂隊隊員都回過頭看，以為是換了人。
我真是無地自容，就等著演出結束後的批鬥會了。
演出結束，在後台，飾三聖母的主角大發雷霆，氣勢洶洶，聲色俱厲地：
「今天這個是怎麼搞的？簡直要把我從空中拽下來，這是誰打的？」
人們告訴她還是那個右派打的。她居然沒有繼續發火，若有所悟地說：
「哦，他可能太緊張了， 太緊張了。」
觀眾們都在那裏欣賞舞劇演員優美的舞姿，誰也沒有聽出那一聲致命的啞。在指揮、樂隊隊員和舞蹈演員的諒解、同情下，我算是矇混過關了，老天保佑！
瘋狂的大革文化命
毛澤東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真是史無前例，攪得全國，各級政府，各行各業，直到每個家庭都亂成一團。幾千年傳承下來的優秀文化、古蹟，付之一炬，忠孝、禮義、誠信，毀於一旦。
在這種社會秩序癱瘓的情況下，說拉出去鬥就拉出去，說遊街就遊街，說打死就打死，說轟下鄉就轟走。這一無法無天的所作所為，居然美其名為有階級感情的革命行動。兩派武鬥，都標榜自己是毛澤東革命路線忠實的維護者。
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不要說普通老百姓，即使是國家主席也在劫難逃。
在這一片紅色恐怖的氣氛中，我這個五七年的老牌右派， 在鬥爭、批判指揮時，也拉我上台陪鬥。跪在台前， 脖子上掛上用鐵絲吊著的壓舞台天幕用的重磅鐵砣，幾小時的鬥爭會下來，都勒出一道血印了。
除了這一次算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外，我卻過著一種逍遙的旁觀者的生活。
當時造反派成立了各種五花八們的司令部、戰鬥小組，甚麼紅旗、砸三舊、風雷擊等。他們奪了黨的領導權，過去的領導都靠邊站，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聽候審查、批判、交代。
造反派的頭頭告誡我：
「你不得參與運動，不許寫大字報，也不能看大字報，好好勞動，你的右派問題將來我們會給你解決的。」
我聽了半信半疑，造反派有多大權力？會不會也像五七年那樣，被引蛇出洞，讓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狂熱起來，推翻黨的領導，然後將來被扣上反黨份子的帽子一網打盡？
雖然根據我對過去運動的教訓，心存疑慮，但有人肯為我的事，解決問題，我還是很高興的。
我每天的勞動就是蹬三輪去買漿糊，供造反派們貼大字報。當時全市各單位都在鋪天蓋地的寫大字報，漿糊脫銷，於是不法商人就在麵粉裏摻石灰，黏性極差，貼上的大字報一乾，一陣風就刮跑了。造反派們為了有好漿糊用，也不跟我瞪眼了，盡和我說好話，要我為他們這一派買麵粉多一些的漿糊。
為了尋找品質好一些的漿糊，我不得不起個大早，蹬起三輪，到很遠的地方去搶購，去晚了就被別人買光了。
每次我買漿糊回來交給造反派們時，他們都好像是餓急了的饑民似的，一擁而上，拿著小桶拚命將自己的桶裏盛滿，趕緊拿去張貼甚麼最新、最高指示，我趁他們搶漿糊顧不上監督我的時機，偷偷回頭迅速地瞄了一眼大字報，在我的右側，醒目的大字報寫著：
「xx走資派必須低頭認罪！」
這不是我們的書記嗎？怎麼你也犯罪了？
我看了大字報，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滋味，是同情？是幸災樂禍？還是僥倖自己好在沒有入黨？
我的另一個工作就是：為雙方造反派揪出來並關押起來的人送飯。
他們都被扣上所謂「反動份子、特務、歷史反革命」以及「攻擊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現行反革命份子」等帽子。
造反派頭頭告誡我：
「不得為他們傳遞資訊，飯菜的標準只能買最便宜的青菜、豆腐，不得買雞、鴨、魚、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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