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發，百萬號稱紅衛兵的大、中學生在慘烈的武鬥中喪失了年輕的生命，幾十萬被視為「階級敵人」的知識份子不是被殺就是被投入大牢、永世不得再見天日。莽莽神州大地上，唯有上海市郊農村一個鮮為人知的角落嗅不到絲毫酣戰的硝煙。從1964年11月起，這裏就一直先後關押著來自全市各大專院校的34名「反動學生」，他們因「思想反動」、「反黨反社會主義」，在此接受兩年或三年的「勞動考察」或「勞動教養」（又稱「兩勞」），不得參與「文化大革命」。
說到中共奪政以來所實施的暴政，人們會列舉：鎮反、三反五反、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六四和鎮壓法輪功，但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紀60 年代中後期，中共還發動過一場全國性的鎮壓反動學生鬥爭。當時，毛澤東認定高教領域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一口咬定少數大學生思想、立場反動，指示對這一小撮「政治反動」的學生「必須抓緊時機通過揭露與批判進行嚴肅處理」。
不久教育部向全國高校下達了嚴肅處分「反動學生」的決定，全國各地大專院校立即在校園開展揪鬥「反動學生」的「群眾運動」。約有500 名大專院校學生，經批鬥、清算後被押送到專門設置的改造基地實施「勞動考察」或「勞動教養」，即所謂的「兩勞」。
一篇讀後感的代價
1964 年，筆者還是大學在校生，就成為上海34 名戴帽「反動學生」中的一員。禍端來自我在日記上寫下的《基督山恩仇記》讀後感，對蒙冤入獄的主人翁鄧第斯「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人生哲學大加讚揚。政治輔導員接到偷窺我日記的同學密報後，指控我為「仇恨共產黨、仇恨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復仇主義者」，組織全年級師生批鬥我整整四場；我被判勞動教養三年，押送農村勞動改造。
11月12日，由市高教局統一組織， 來自上海交大、復旦、同濟、華東師大、外語學院、一醫、二醫、中醫、化工、華紡、水產、海運和機電專科等十餘所高等院校的十餘名「反動學生」被押運到市郊泗聯公社的磚橋大隊，接受兩勞。此後陸續有十餘名「反動學生」被遣送到磚橋，總數達34人。不久這個上海郊區的人民公社生產大隊便成為遠近聞名的上海「反動學生兩勞」基地。我們共同的罪名是：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三面紅旗，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思想觀點和政治立場「反動」。但具體情況各不相同。
有的難友僅因一時失言而被控思想、立場極端反動：師大的胡樺在反美援越示威遊行時不慎喊錯口號，將「抗美援越」呼喊成「抗越援美」，成為打擊對像；化工學院的姜大維在同寢室同學談到毛主席相當發福、腹部圓闊滿潤時，戲言了一句「可以點天燈了」，因而被指控「惡毒咒詛偉大領袖毛主席」，遭到反覆批鬥。他們倆本來可免處分，但為滿足「打擊面佔學生總數千分之三」的指標，最後為湊數仍被打成「反動學生」，於1965年5月被遣送磚橋勞教，成為兩個最後加入的難友。
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早在1957 年反右鬥爭期間被劃為右派份子的第二醫學院學生封育都，因始終未摘帽、留校待分配，也被遣送到我們這裏勞教三年。當年他已是個三十六歲的中年人，比我們年長十幾歲，誰也搞不清他究竟算是右派份子還是「反動學生」！
我們33個「反動學生」中，屬應屆畢業生的，暫緩分配工作；屬在校學生的，一律停止學籍。按「惡行」輕重，分別被判處「勞動考察」、「勞動教養」兩年或三年處分，按月發給生活費19元、24元或29元不等。處分期滿後，按各人「服刑」表現，准予畢業分配或恢復學籍、返校繼續學習；堅持反動立場不思悔改、且表現惡劣的則予以開除學籍，移交公安機關法辦。
勞動改造
改造「反動學生」的主要途徑是農業勞動。我們中絕大多數是生活在都市中的莘莘學子，從未從事過繁重的體力勞動，一下要像強勞力一樣成天挑擔挖地、耕田施肥，艱辛苦痛可想而知。然而我們必須咬緊牙關拚命勞動，因為他們說只有辛勤勞動的汗水才能洗淨心靈中的污穢和頭腦中的反動思想；勞動中的表現，是衡量我們思想改造好壞的重要標誌。
兩、三個月後，我們個個煉成鐵塔金剛，從挑稻、挑糞、挑河泥、挑豬糞，到趕牛耕田犁地、開溝排水、拔秧栽秧、搖船掌舵，無所不能；三夏農忙季節，我們在烈日下一天勞動十六、七小時，全身曬得漆黑，衣褲浸透汗水，擰乾後汗水居然可盛滿一臉盆。
勞動的肉體折磨，我們還能咬咬牙關挺過去；不能忍受的是心靈折磨。每日收工之後，必須進行政治學習，不是在燈下讀「毛選」，就是學習黨報社論和紅旗雜誌政論，聯繫思想實際批判自己過去的反動言論，深挖自己反動思想的根源。
每年有一次思想改造鑑定會；各人所屬院校都會委派政工幹部參加鑑定。每人事先必須寫好思想改造小結，在鑑定會上宣讀，然後難友們參與講評，彼此揭發新的反動言行，各校政工幹部和常駐管教幹部最後表態，對個人的現階段改造做出評估。
首次思想改造鑑定會在我們抵達基地後半年舉行。三個「頑固不化、抗拒改造」的學生遭到嚴厲的批判；我是其中之一，原因是有改造積極份子揭發我在學習「毛選」時躲在蚊帳裏讀英文版《基督山伯爵》，說明我抗拒改造，蓄意籌劃向共產黨、向無產階級復仇。半年的艱苦勞動、洗腦和誅心式的思想改造因此付諸東流，我被告知必須從頭開始改造。
殺一儆百
到了1966年底，我們在磚橋「兩勞」已有兩年，33個改造對像的一小半處分期滿，按規定應該恢復學籍或分配工作，但兩、三個月過去了，沒有絲毫動靜。我們要求領導給個說法；高教局掌管「反動學生」管理、改造工作的處長陳秉圍專程來到磚橋對我們訓話，強調我們的「罪行」屬敵我矛盾性質，是政府姑念我們尚是青年學生，才寬宏大量未訴諸法律，按對待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處理。
他還聲色俱厲地說，我們這些人的反對動思想根深蒂固，思想立場的改造是極其艱鉅的，不是通過兩、三年勞動考察、勞動教養就可以辦到的；必須痛下決心，紮紮實實勞動、改造一輩子。最後他告誡我們：牢記自己的「反動學生」身份，不得參與文化大革命，老老實實接受改造；至於何時解除處分，我們想都不能想，由組織處理。
這番訓話後不久，高教局突然來人，宣佈對我們中的一員、外語學院的周森根同學加重處分：開除學籍，遣送回原籍交群眾監督勞動。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猶如晴天一聲霹靂；在座其餘「反動學生」驚得目瞪口呆。
周森根原是外語學院德語系的應屆畢業生，畢業前夕曾向政治輔導員「交心」，坦承自己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篤信並擁護三民主義。當時正值高校揪拿「反動學生」，周森根因而為擁護三民主義、摒棄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獲罪，遭批鬥後突然精神失控，譫囈不止而被送入精神病院，待病情稍有好轉便被押送磚橋「勞動教養」三年。
「勞教」期間他比我們中任何一個都更認罪服罪、更賣力勞動，迫切希望早日解除處分、分配工作。為贏得管教幹部袁圓芳的好評，他主動交代「餘罪」，稱1962 年蔣總統宣佈反攻大陸、光復中華時他寫過一部電影文學劇本《陸游傳》，在劇本中他藉陸游「王師北伐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愛國激情，抒發自己苦盼三民主義重返中國大陸的情思；並將劇本原稿上繳「組織」，以示真心認罪悔改。
袁圓芳曾在我們學習毛選大會上當眾表揚周森根向組織暴露思想、真誠接受改造的態度，要我們向他學習。不料時隔兩個月，袁圓芳突然翻臉，請示高教局後拔劍出擊，在全體「兩勞」人員大會上宣佈：以「仇恨共產黨、期盼國民黨復辟」的罪名，加重處分周森根，並下令當場將周森根押回原籍，改造終身。
儘管宣佈追加處分的會上沒有人發言，但人人心裏明白：此舉純屬「殺一儆百」。時值文革全面鋪開，管教的「牢記身份、老實接受改造」的「訓詞」猶自縈迴在耳，領導突然讓我們目睹有人因堅持反動立場而遭到加倍懲處，顯然是要阻嚇所有在座的「受刑者」：膽敢圖謀不軌、堅持爭取自由和就業權利，必遭同樣下場！（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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