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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中國科學：生命科學》雜誌在線發表了由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國強牽頭的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團隊撰寫的專題評述論文：《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

文章從中國公共衛生防控體系、應急響應機制、科技創新、醫療供給與儲備等十大方面的問題進行系統梳理，並在此基礎上著重就加強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體系、完善應急防控體系、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公民知識普及力度、構建相關法律法規體系以及國家生物安全體系等提出相關建議。

上海交大醫學院院長、該文通訊作者之一陳國強院士接受《新民周刊》採訪時表示：「這次疫情也敲響了警鐘，暴露出我國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上的短板和不足。」為了痛定思痛，亡羊補牢，總結經驗，他們在2月7日組織有關人員基於有限的信息，開始思考，兩天形成了這個報告。最近，他們決定有必要發表，引起全社會的反思和進步。」

以下是文中分析的中共病毒疫情中暴露出的十個方面的問題和短板：

問題一：國家重大公共衛生疫情向公眾報告不夠及時、有度，初期科學防控預案缺乏。

文章說，據1月29日來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武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機構發表於《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回顧性病例分析論文《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感染肺炎（中共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報道，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觸者之間就已發生人際傳播。據隨後各方公佈的報道顯示，此後的1月1~11日已有7名醫務人員感染，12~22日，又有8名醫務人員感染。但是，有關部門依然在2020年1月10日向公眾報告「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14日報告「不排除有限人傳人」。

「回顧這一過程，我們認為，在疫情發生的萌芽階段，地方政府在面對可能威脅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重大傳染病，尤其是未知傳染病疫情時應該及時傾聽和回應專家意見，併合理合情地向公眾報告，賦予公眾知情權，既防止造成恐慌，也強化公眾的警覺和自我防護意識。」

文章還指出，國家衛生部門和疾病防疫部門應該在「內部知情期」就制定科學合理的防控預案，既要有最好的預期，也要做最壞的打算。

問題二：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體系建設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

文章指出，中國公共衛生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仍較薄弱，公共衛生體系改革尚處於初期階段，甚至還沒有破題。目前一些傳統傳染性疾病控制還未完全到位的同時，新發傳染病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又突如其來，而SARS疫情後小湯山醫院關閉運行，僅上海保留了因SARS疫情而開始建設的臨床公共衛生中心（其間，多次面臨轉型的問題），多數城市包括武漢，普遍出現識別和應對重大突發傳染病能力不足的問題，難以在應對突發疫情中發揮專業主導作用。

問題三：應急響應機制難以應對威脅人民健康的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

文章特別分析了疫情初期核酸檢測能力不足的問題。

作者認為：面對疫情突襲，病毒的檢測與分離環節暴露出的諸多問題，儘管現有的技術發展能夠確保在最短時間研發出病毒檢測試劑盒，但是平時作為三類醫療器械的檢測試劑盒需要幾年時間才能正式上市。在突發疫情來臨時，如何啟動應急程序，在確保檢測質量及生物安全的前提下以最快速度將檢測權限下放到有資質的醫療機構成為了疫情防控的核心問題之一。但此次疫情暴發後，因為流程尚不清晰，出現了符合資質的醫療機構遲遲無法獲得檢測資質，大量疑似病人積壓給臨床工作帶來巨大壓力，而疾控部門由於短時間研發生產的檢測試劑質量「良莠不齊」，樣本採集標準化程度不高等問題難以將檢測權限下放。在這個過程中，雙方的溝通與協商機制在早期不夠健全，影響病毒感染者的早期篩查和確診，成為延誤診斷的「堰塞湖」。

問題四：科技創新成果基於臨床問題導向的針對性不強，數據共享及轉化應用渠道不通暢，缺乏相關安全等級實驗室。

文章認為，雖然中國自「十一五」開始就佈局實施了傳染病重大專項，並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缺乏對重大傳染病發生、發現、確定的系統性整合式全鏈條研究，仍嚴重存在論文導向的問題，多數研究成果不能對傳染病的快速有效防控起到關鍵技術支撐作用。

問題五：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醫療供給和戰略儲備不足。

文章指出，本次疫情顯示，在應對新發突發特大傳染病疫情時，中國各地戰略儲備普遍短缺，主要表現在應急醫療服務人員和場地提供、應急醫療物資儲備和生產方面。

問題六：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暴露出的一些官員專業化能力不足及缺乏循證決策能力的短板。

文章認為，地區主要領導是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指揮主體，在公共衛生事件萌芽階段的早期判斷與應對上，極為需要第一時間組織專家團隊提供決策建議（而不是一味等中央專家組的意見以及疫情的國家正式發佈）。武漢作為國內臨床醫療、公共衛生及病毒研究最豪華的專業陣容所在地，此次專業團隊在當地政府早期疫情判斷及應對決策過程中的作用似乎沒有得到最大發揮，是需要深入思考與反省的。

問題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輿情應對和輿論引導能力存在較大缺陷。

文章分析認為本期疫情中輿論應對存在三大缺陷：首先，輿情應對理念落後，以「封、堵、防」為核心的舊有輿情治理理念既不能及時杜絕輿情危機的發生，更可能因為應對「失語」造成次生輿情危機的產生，致使民眾產生負面社會心態。其次，輿情應對能力不足，如發佈會風波、紅會風波兩宗風波後續引發的輿情效應對政府公信力產生較大衝擊，而其背後則反映出當前作為治理主體的各級政府、相關機構並沒有把輿情應對能力的提升擺在足夠重要的位置。第三，「體制內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分歧日甚，主流媒體在很多時候重點關注更加全局和宏觀的疫情防控問題，而社交媒體不設門檻，很大程度上表達不滿抗議。當前，正值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關鍵期，必須儘快分析當前輿情中的問題，及時回應輿論關切，才能有效澄清事實、解疑釋惑。

問題八：疫情發生後「次生災害」研判和應對體系有待加強。

文中提醒：在決勝疫情防控戰、絕大多數醫療資源向中共病毒感染者傾斜的同時，也必須注意到還有大量的腫瘤、外傷、尿毒症、其他感染等非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的患者等待救治。如何合理調配醫療資源、建立均衡的醫療保障體系也是確保人民健康、維護社會秩序的當務之急。

問題九：生態文明理念缺位，野生動物市場監管乏力。

文中指出，野生動物是許多嚴重新發疫病的自然宿主，有數據顯示目前70%的新發傳染病，均來源於野生動物。由於理念缺位和市場監管乏力，國內依舊存在公然銷售野生動物及其製品以及以食用為目的非法捕獵、運輸、買賣等亂象。

問題十：民眾的公民質素和科學素養亟待提升。

目前全國已有超過20名中共肺炎患者故意隱瞞病例，此外，在疫情防治時期製造和販賣假口罩、惡意造謠或發佈誤導信息、盲目搶購各類物資、聚集性病例、歧視武漢人等現象也時有報道。文章認為，上述問題表明中國在提升公民質素的這條道路上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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