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雲：災難對比 武漢疫情和切爾諾貝利事故

「這是個權威的國家，不是人的。國家總是排在前面，人的生命價值為零。他們總會找到辦法的，不發公告，沒有恐慌。人們懼怕上級遠甚於懼怕核污染。大家都在等指示，等電話，不作為。」談到切爾諾貝利事故，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研究所前所長，瓦西里・波里索維奇・涅斯特任科這樣說。

1986年4月26日，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大爆炸，駭人的輻射污染了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前蘇聯地區，輻射雲飄至北歐、西歐、東歐甚至北美，數百萬人受到影響，幾十萬人因此患癌，數萬人在其後數十年裏死於癌症，許多嬰兒天生畸形。這場災難造成的經濟損失約為兩千億美元。

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切爾諾貝利的聲音》記錄了幾十位事故親歷者的證詞，瓦西里・波里索維奇・涅斯特任科就在其中。他在核電站爆炸後向白俄羅斯當局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建議應立即向人群採取預防措施。可是，蘇共的官僚聽不進報告，還阻撓他的工作，甚至向他發出威脅。

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中共當局隱瞞實情、發佈失真的病例數據、打壓傳播真相的公民，引起國內洶湧民憤。許多人由此聯想到切爾諾貝利災難，當年蘇共沒有及時披露訊息，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肺炎暴露了中共的無能和邪惡本質，加深了它的困局，紅色政權岌岌可危。

安全文化的缺乏與切爾諾貝利事故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後，蘇聯當局始終沒有公佈電廠偵測器之原始數據，因此相關細節難以釐清。有關事故的原因，存在人禍論和反應爐設計缺陷兩種觀點，人為因素還是主因。

國際核安全諮詢組（INSAG）在調查報告中明確指出：「安全文化的缺乏導致了此次事故，這不僅是切爾諾貝利電廠，更是蘇聯核電設計、營運、監管的整體結構性問題。」

安全文化的缺乏也體現在救災中。例如，爆炸發生後，第一批到達電站的28名消防員並不知道反應堆的危害，也沒有人向他們說明。由於當時溫度極高，他們脫掉了消防衣，穿著襯衣就衝進了火場，徒手爬上正在溶解的屋頂，在短時間內受到了超過人一生可以承受的輻射量。

1986年4月27日，瑞典一個核電廠的技術員發現周圍空氣中出現了高得不正常的核輻射，瑞典政府通過其駐莫斯科的使館向蘇聯交涉，戈巴卓夫得知此事，才知道核電站爆炸的嚴重後果。當時蘇聯科學院院長等官員對事故不以為然，戈巴卓夫在回憶錄裏描述了他們的態度：「沒甚麼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業反應堆發生過同樣的情況，他們都解決了。為避免核輻射，就需要多喝水、吃東西和睡好覺。」

4月28日晚9點，蘇聯電視台在新聞節目裏公佈了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消息，距離事故發生已將近三天。

4月30日，烏克蘭當局作出決定，次日基輔市的五一節慶祝活動照常舉行，時間從四小時縮短到兩個小時。5月1日，風向轉變，基輔地區也遭到污染，大批市民包括兒童走上街頭歡慶，根本不知道自己暴露在輻射中，沒有採取任何防護措施。

1986年5月9日，莫斯科舉行了衛國戰爭勝利的慶祝活動。5月10日、11日、14日、16日，六名在4月26日參與核電站救火的年輕消防員在莫斯科的醫院先後去世。

發生於1986年4月26日的切爾諾貝利爆炸被視為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站事故。圖為1986年10月核電廠的外觀。（ZUFAROV/AFP/Getty Images）

白俄羅斯科學家的證詞

「我們要在身後留下事實。人們需要事實。」瓦西里・波里索維奇・涅斯特任科回憶當年，披露了前蘇共政府對信息的監控、對真相的壓制以及對於穩定的熱衷。

4月26日，涅斯特任科到莫斯科出差，在那裏聽說了核電站的事情。於是，他撥電話給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尼古拉・斯林科夫，但是有關人員卻不為他接通電話。

「我用的是政府的電話線，但他們已經開始封鎖消息。只要你一談事件，線路就中斷。所以，他們顯然在監聽！你知道那是誰——有關部門。政府的政府。哪怕我是給（白俄羅斯）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打電話。我嘛，我是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研究所的所長，教授，通訊院士。但我照樣會被掐線。」

4月27日，涅斯特任科走訪了與烏克蘭接壤的白俄羅斯哥美爾地區，他用測量儀測出環境放射量高達每小時兩萬八到三萬倫琴，「可是人們在田野播種，除草，染彩蛋，烤復活節糕點。他們說，甚麼放射線？那是啥？我們沒收到指示。上頭只是說怎樣收割，進度如何。」

4月29日，這位科學家從早上8點等到5點半，終於見到了斯林科夫。黨的白俄羅斯書記對他說：「為甚麼你的人（核能所的技術人員）拿著測量儀到處跑，製造恐慌？我已經問過莫斯科，諮詢過蘇聯放射線保護局主席伊林教授。他說一切正常。」

後來官員們拒絕接待涅斯特任科，他就大量發信，附上地圖和數據，卻受到了恫嚇。「他們沒收了核能所的全部放射線測量儀，不作任何解釋。我在家收到了威脅電話：『教授，停止嚇唬公眾。你的下場會很慘。想知道多慘嗎？會讓你知道的。』核能所的其他科學家也面臨壓力。」

涅斯特任科還透露了共產黨官員們的特殊待遇：「我掌握領導們服用碘防劑的情況。我們核能所的同事給他們做體檢，他們的甲狀腺沒有顯示放射性污染。如果不服用碘防劑，這做不到。他們悄悄地把子女轉移出去，以防萬一。到污染區時，他們穿戴口罩和防護袍，普通人沒有這些東西。公開的秘密是明斯克有特供牛群——每頭奶牛都編了號，嚴密觀察。他們有特別的農田，特別的苗圃，特別的檢測。」

科學家質問道：「這是甚麼樣的權力！一人施於他人的無限權力。這已經不是小把戲或者謊言，這是針對無辜者的戰爭。」「這已經進入歷史——罪行的歷史。」

旨在揭開史上最慘烈核災真相的劇集《切爾諾貝利》（Chernobyl）劇照。（HBO公關提供）

武漢疫情——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涅斯特任科呈現的事實，宛如今日武漢疫情的翻版。在所謂「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和「人民戰爭」中，人民不是戰勝者，而是犧牲品。描繪「戰爭」「宏圖」的喉舌媒體，正在用謊言編織新的罪惡。

2019年12月初，中共病毒肺炎首例被發現。12月底，八名武漢醫生在朋友圈內發出預警，隨即遭公安傳喚查處，元旦，此消息由武漢警方發佈，央視等媒體轉發，頗有全國聲討「傳謠者」之勢。

2020年1月中旬，湖北省兩會在武漢舉行，期間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新增病例為零」。1月19日，國家衛健委稱疫情「可防可控」；1月20日，中共當局首次告知公眾，此病毒明顯可以人傳人。1月23日凌晨，武漢市突然宣佈封城，民間恐慌情緒陡增，武漢等地病例也開始暴增。可是，之後連續幾天，《人民日報》頭三版對武漢疫情隻字不提，官媒筆下一派歌舞昇平。

與此同時，武漢數十家醫院向社會徵集防護用品，眾多患病市民得不到及時確診和醫治，頻頻向外求救，真實情況再難掩蓋，形勢急轉直下。1月26日晚，武漢市長在新聞發佈會上透露，在封城前，已有五百萬人離開了武漢。於是，病毒被迅速地帶到了其它省份和國家，中共肺炎在全球蔓延，一發而不可收拾。

迄今，中共當局一直隱瞞真相，通過限制確診量和改變統計方法來操控數據，特別掩蓋死亡數字。根據境外專家分析、武漢醫院床位供不應求以及火葬場連軸運作等情況，大陸至少幾十萬人被感染，死者恐達上萬或更多。這場疫情不僅造成醫療危機，也重創中國和世界經濟，並且引發了人權侵害、族群歧視等人道災難。

目前，沒有任何一名中共官員受到實質性的處罰，媒體的真實報道被封殺，討論疫情的微博被封號，在疫區拍攝的公民記者被抓捕，喉舌開足馬力炮製烘托「正能量」、歌頌黨的假新聞。中共仍在自詡「公正透明」，要將欺騙進行到底。

此時，當我們對比切爾諾貝利事故與武漢疫情，可以看出共產極權體制的共性：壓制真相、玩弄人命於股掌之間。

戈巴卓夫曾說：「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可能成為五年之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切爾諾貝利災難的確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其前後的兩個時代迥然不同。」

戈氏曾試圖在體制內推行改革，卻以失敗告終。蘇聯的戲劇化解體留下了重要的啟示。今天，前蘇聯崩潰的多個徵兆已在中國重現，武漢疫情就是最新的警鐘。世界需要為中共垮台做好準備，只有拋棄邪惡，才能迎來新的中國、走入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