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在微信朋友圈裏發佈的一條消息加重了國人的震驚與悲痛。

消息稱,「就在剛才17:30分,有一個人從司門口的橋上跳下來了,生前他一直站在橋上哭,哭的很憂傷很絕望」;「他哭訴的大意是:自己被感染了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家裏不能待,怕傳染給妻小,醫院也沒有床位了」;「現在連吃的都沒有了,生不如死啊……」

有微博披露,消息中提到的這位「中共肺炎男子」就是「因為得不到救治,又不想感染家中妻兒」,加上「社區醫院相互踢皮球」,才「選擇了在武漢武昌最熱鬧的司門口跳橋自殺」。

對此,有中國人痛心的說道,「大家經歷了這幾天,再審視自己的家底,自問:我們經得起一場重病嗎?我反正經不起,就算我的收入已經超過國內百分之多少的人,我也經不起,我連醫院裏的一張病床都搞不到」。

知乎上有人說,中國的ICU醫療支出「一天2萬起」。鑒於國內的調查顯示,60%的中產人士年收入在30萬人民幣以下,因此「國內中產遇上ICU,可能撐不了幾天,就會遭遇『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在世衛組織看來,「一個家庭除基本生活費外,醫療支出超過剩餘收入的40%」,就是「災難性支出」。可見,對中國的中產們來說,重病就如同「災難」一般。

很多人都無法想像,在這個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厲害國,不僅有龐大的群體「因病致貧」,甚至還有難以計數的民眾「因病致死」。由於看不起病,中國大量的底層甚至以「在家鋸腿」、「離家出走」、「喝藥自殺」等極端方式來應對重病。對那些窮苦的老百姓來說,一場重病就真能逼死他們。

在這個「公共醫療」已被當成「生意」的中國,一般人沒有錢是住不進醫院的。如今,中共肺炎一爆發,就連帶著讓中國衛生領域的另一黑幕也昭然若揭,那就是沒關係,即沒權力、沒地位,也同樣住不了醫院。

一直以來,在北、上、廣、深的三甲醫院裏搞不到床位,或許並不讓人感到稀奇。但稀奇的是,不會像今天這樣,活生生把人逼死。此時,患者若住不進醫院,就只能等死。與其痛苦、無望的等死,還不如自決,在現下人滿為患的醫院裏,不知還有多少遲遲得不到救治的肺炎病人想用自殺來擺脫厄運、尋求解脫?

在這些人中,更多的都是些沒權、沒錢的底層。如今遍觀世界都很難得見,身染重病之人,若是沒錢、沒關係,就得不到救治。難怪有人說,中國根本就沒有中產階級,只有兩種階級,一種是我們,一種是「能搞到病床」的階級。

問題是,在公立醫院裏搞不到床位的往往都是普通公民,二者都姓「公」,卻並不是一家人。花納稅人的錢建立的公立醫院,只能讓徵稅的官老爺們「搞到病床」,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以權謀私、恃強凌弱。如今,在這個疫病高發的非常時期,高幹及其裙帶們若還霸佔著普通老百姓的床位,剝奪他們被救治的權利,那就太不人道了。

有人在網上披露,「大陸常見的因病返貧、網上到處借錢的病人家屬在歐洲發達完備的醫療體系中並不存在。此外,歐洲人看病也不需要找關係,對醫院來說,只看病情輕重,不看病人身份,是流浪漢還是官員,都一視同仁,更不存在高幹病房」。

從這樣的對比中不難發現,「完備的醫療體系」以及對病人的「一視同仁」,靠的不僅官員的良知與道德,還有獨立的司法以及建立在人性、道義之上的民主體制。中共推行專制暴政,其本身就是一個吃人、殺人的體制。

這樣的體制顯然不會對人、對生命有絲毫的尊重與敬畏。當中國有大量的肺炎患者因病喪命時,連美國的商務部長都能在新年的慶祝活動上,呼籲所有人為「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的遇難者默哀。而中共這廂,卻仍在歌舞昇平的搞團拜、辦春晚,極盡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之能事。習近平在新年致辭時,乾脆對「武漢」提都不提。

面對大量、無辜的生命瞬間逝去,武漢市長根本不怕承認,「我獲得信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習近平也十分淡定的說,「這次疫情的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而湖北黃岡的那位衛健委主任則更是在鏡頭前從容不迫、一問三不知。他們的態度與說辭就好像在詮釋毛的那句「經典名句」——中國「死3億人沒關係」,令人不寒而慄。

既然「死3億人」都「沒關係」,那麼大量的中國人在得了中共肺炎時只能等死,也就不足為奇了。正如女作家盛雪在其發佈的「武漢臨時政府湖北獨立宣言」中所說的,「釀成此次肆虐全球之災難純屬人禍,根源明確」,如今武漢成為「死亡之城」,難以計數的中國人面臨瀕死的絕境,都與有權、有錢的中共覺得死人「沒關係」有關。

說到底,此前的重病、此時的瘟疫會成為中國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全拜中共所賜。害人、奪命的中共不解體,中國人難獲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