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三的班主任是個教歷史的右派,就住在學校操場角落——垃圾堆旁新蓋的簡易紅磚房裏,才五十多歲的他,蒼老得像六十多的人,同學們私底下都叫他「老頭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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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通常印象中的教師迥異,也沒有通常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更沒有車轆般空泛的訓斥。他坐在那裏,靜默著卻意味深長。銀針般沖天的寸髮,全部倔強地豎起。一抬眼,額頭上三道深深的橫紋就往上頂,木刻般滄桑的臉,冷銳的眼神,緊抿的嘴唇,孤狼般堅忍......像個苦役犯,非同尋常的苦役犯。

他不苟言笑,我甚至覺得他不會笑。他的凜然使我們不敢放肆,他的寡言贏得我們好感。十多年來,我們被家長、老師們喋喋不休的嘮叨包圍著,耳根生繭,不勝其煩。

到底要甚麼樣的班主任呢?四班的「笑面虎」馬列主義老太太,我們避之唯恐不及;教數學的李秉凡老師沒當上教導主任,他那含譏帶諷、灰心喪氣的神色,真讓人受不了;語文老師劉翠英是個嗓門嘹亮的潑辣女人,嬉笑怒罵,不絕於耳,鬧得慌。

勸學

一天傍晚放學時分,老頭兒老師環視著學生,像飽經風霜的老農話家常一般,打開了話匣子。

「咱們現在的學習勁頭兒呵,就像那煤油燈似地忽閃忽閃的,勁頭不足啊!」 「我以前在二中教學,那是53年,有這麼個老伙計,他是實習生,叫我幫看看他怎麼能把課講得更好。這個人呢,很能幹。由於工作關係,我和他接觸最多,關係也挺密切。

他原來是長春政法大學的,當時是滿洲國,長春叫新京。一個政法大學、一個軍事大學是最難考的,他能考上說明學習很不一般。他畢業後,就分到國民黨部隊裏當文官。48年長春被解放軍圍困,他們這支隊伍就投降了。

後來他被下放到農村水田裏插秧。國民黨軍官嘛,當時都要改造、勞改,這麼幹了4年。放出來後,又考學,這不,來當歷史教師了嗎?這個人吶,很能幹又博學,我一直很尊敬他。

我就問他,你怎麼學的?

他說:就是下功夫。一天就睡4個小時。我說:哎呀,那能扛得了嗎?他說:我鍛煉哪!

他家離學校大老遠的,得走一個小時。他就這麼快走,像競走似的。另外抽出時間跑步、打拳,鍛煉身體。他還拿年輕時的照片給我看。我一看像個大力士,就這體格!

聽他這麼說呀,我也鍛煉,一直堅持到現在。鍛煉完了,很精神,才能應付一切,從容不迫。這個老伙計文革時不知挨了多少場批鬥,別人都搖搖晃晃,暈倒的、上吊的、受不了了。他,嗨,咋沒咋地,身體好,精神頭兒足,頂住了!!

這是一;再一個人呢,就是我那二小子。

77年不是恢復高考了嗎?他拿著報紙給我看,這回可不管甚麼成份不成份,右派不右派,反正我得考大學!

好傢伙,這就開始幹起來了。成天翻弄書,好多不會呀!悄悄問他媽:『哎呀,我怎麼忘了?』嘿,就這個水平!那40天,天天只睡3個小時。就這麼著,高考分數離錄取線還差幾分。他怎麼上那麼快呢?因為剛開始大家都忘了。

這回不行,再考!他和青年點的幾個知青一起,白天在生產隊出苦力,晚上學習。都這麼並排在炕沿几上蹲著,一碗苞米糊糊,喝兩口,抓幾粒鹹鹽,根本就沒油水。哎,這一年就考上了。他是讓那種榨油般的生活給逼的,是光著腳下地呢?還是穿著皮鞋壓馬路呢?這是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問題。要考不上,我就完了。他懷著這麼種信念拚命學的。

二小子上大學後,落實政策,右派平反。我家也搬回城了。

我看咱同學,現在誰也沒這麼艱苦過,也就是條件環境強多了。甚麼社會主義人人平等?坐小轎車的,跟掃大街的能平等嗎?好的位置都叫高幹子女佔去了。高考對下層老百姓的孩子來說,是一線希望,一個可以競爭的機會。過去皇上都重視科舉制度,作弊洩題的都要嚴懲。就是要給平民百姓一條路,憑著自身的勤奮和才幹,可以立足的可能性。肯吃苦用功才能把握機會。」

他的勸學篇樸素實在,言之有物,勝過任何說教。教室裏靜靜的,像海綿吸水,我們全聽進去了。

弦外音

上歷史課,他匆匆地領我們翻閱教材,時常不得不照本宣科,讓我們背高考重點題,但在拐彎回頭之際,他會藉古諷今,半嘲弄、半幽默地滲透真相實情、點評感慨,只要你用心去聽。弦外之音是我最愛聽的。

「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砸的廟,燒的書,老鼻子了!為甚麼呢?沒甚麼書看, 沒有獨立的思維和判斷能力,好煽唬、好利用,更容易統治。運動來了,知識份子首當其衝,就是他們腦子裏有自己的思想......57年的時候,把我們用大卡車拉到人民文化宮,說是幫黨提意見,結果全是右派,全是右派!!」

「毛澤東把老幹部全都打倒批臭,踏上億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卸磨殺驢,兔死狗烹啊!」

他是我們見過的最真、最耿直的老師,難得罕見的、沒被壓垮的錚錚鐵骨。「右派都是大好人哪!」同學們悄悄議論。◇(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