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派老師(上)

我高三的班主任是個教歷史的右派，就住在學校操場角落——垃圾堆旁新蓋的簡易紅磚房裏，才五十多歲的他，蒼老得像六十多的人，同學們私底下都叫他「老頭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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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通常印象中的教師迥異，也沒有通常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更沒有車轆般空泛的訓斥。他坐在那裏，靜默著卻意味深長。銀針般沖天的寸髮，全部倔強地豎起。一抬眼，額頭上三道深深的橫紋就往上頂，木刻般滄桑的臉，冷銳的眼神，緊抿的嘴唇，孤狼般堅忍......像個苦役犯，非同尋常的苦役犯。

他不苟言笑，我甚至覺得他不會笑。他的凜然使我們不敢放肆，他的寡言贏得我們好感。十多年來，我們被家長、老師們喋喋不休的嘮叨包圍著，耳根生繭，不勝其煩。

到底要甚麼樣的班主任呢？四班的「笑面虎」馬列主義老太太，我們避之唯恐不及；教數學的李秉凡老師沒當上教導主任，他那含譏帶諷、灰心喪氣的神色，真讓人受不了；語文老師劉翠英是個嗓門嘹亮的潑辣女人，嬉笑怒罵，不絕於耳，鬧得慌。

勸學

一天傍晚放學時分，老頭兒老師環視著學生，像飽經風霜的老農話家常一般，打開了話匣子。

「咱們現在的學習勁頭兒呵，就像那煤油燈似地忽閃忽閃的，勁頭不足啊！」「我以前在二中教學，那是53年，有這麼個老伙計，他是實習生，叫我幫看看他怎麼能把課講得更好。這個人呢，很能幹。由於工作關係，我和他接觸最多，關係也挺密切。

他原來是長春政法大學的，當時是滿洲國，長春叫新京。一個政法大學、一個軍事大學是最難考的，他能考上說明學習很不一般。他畢業後，就分到國民黨部隊裏當文官。48年長春被解放軍圍困，他們這支隊伍就投降了。

後來他被下放到農村水田裏插秧。國民黨軍官嘛，當時都要改造、勞改，這麼幹了4年。放出來後，又考學，這不，來當歷史教師了嗎？這個人吶，很能幹又博學，我一直很尊敬他。

我就問他，你怎麼學的？

他說：就是下功夫。一天就睡4個小時。我說：哎呀，那能扛得了嗎？他說：我鍛煉哪！

他家離學校大老遠的，得走一個小時。他就這麼快走，像競走似的。另外抽出時間跑步、打拳，鍛煉身體。他還拿年輕時的照片給我看。我一看像個大力士，就這體格！

聽他這麼說呀，我也鍛煉，一直堅持到現在。鍛煉完了，很精神，才能應付一切，從容不迫。這個老伙計文革時不知挨了多少場批鬥，別人都搖搖晃晃，暈倒的、上吊的、受不了了。他，嗨，咋沒咋地，身體好，精神頭兒足，頂住了！！

這是一；再一個人呢，就是我那二小子。

77年不是恢復高考了嗎？他拿著報紙給我看，這回可不管甚麼成份不成份，右派不右派，反正我得考大學！

好傢伙，這就開始幹起來了。成天翻弄書，好多不會呀！悄悄問他媽：『哎呀，我怎麼忘了？』嘿，就這個水平！那40天，天天只睡3個小時。就這麼著，高考分數離錄取線還差幾分。他怎麼上那麼快呢？因為剛開始大家都忘了。

這回不行，再考！他和青年點的幾個知青一起，白天在生產隊出苦力，晚上學習。都這麼並排在炕沿几上蹲著，一碗苞米糊糊，喝兩口，抓幾粒鹹鹽，根本就沒油水。哎，這一年就考上了。他是讓那種榨油般的生活給逼的，是光著腳下地呢？還是穿著皮鞋壓馬路呢？這是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問題。要考不上，我就完了。他懷著這麼種信念拚命學的。

二小子上大學後，落實政策，右派平反。我家也搬回城了。

我看咱同學，現在誰也沒這麼艱苦過，也就是條件環境強多了。甚麼社會主義人人平等？坐小轎車的，跟掃大街的能平等嗎？好的位置都叫高幹子女佔去了。高考對下層老百姓的孩子來說，是一線希望，一個可以競爭的機會。過去皇上都重視科舉制度，作弊洩題的都要嚴懲。就是要給平民百姓一條路，憑著自身的勤奮和才幹，可以立足的可能性。肯吃苦用功才能把握機會。」

他的勸學篇樸素實在，言之有物，勝過任何說教。教室裏靜靜的，像海綿吸水，我們全聽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