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們澆築高樓大廈的地基時，花崗岩粉塵也滲入了他們的胸膛。十多年後他們的雙肺變得僵硬，他們會因呼吸困難氣絕而終，沒人關心他們的求救，而中國塵肺病人還在增加。
施家曦（Gerry Shih）畢業於史丹福大學，是美國《華盛頓郵報》的駐中國記者，曾是美聯社駐北京的記者，負責報道中國新聞。近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他從湖南耒陽採訪的報道，文章講述了多個塵肺病人的故事，以及他們上訪無果的社會現實。
徐春林：這裏本應親人滿堂
中共在1980年批准深圳成為經濟特區時，深圳的人口僅為三萬。在幾十年內，農田變成了蘋果手機的工廠、亞洲第四大證券交易所和超富豪的高樓大廈。深圳的經濟產值從1980年的400萬美元猛增到2018年的3,400億美元，中共官員們經常把深圳稱為中國通往世界的窗口。
對於三十年前的徐春林來說，深圳是走出窮困湖南耒陽市的一條出路。但他怎麼也沒想到有一天他會想在這裏的立交橋上往下跳。
1989年，年僅21歲的徐春林與他的四個兄弟一起來到深圳冒險，他們在這裏的建築工地工作。他回憶說，他當時帶著5000元人民幣（約合現在的710美元）回家過年，立即將它們全部換成了大米，超過3300磅（約1500公斤）的大米堆成了糧倉，這樣他的家人就可以不再挨餓。
四年後，徐春林開始做中間人，他將村民介紹給深圳的分包商，分包商在工地預留了一半的工作給湖南人。慢慢地，徐春林成了一個相對富裕的人，住在一棟帶華麗銅門的三層樓房裏。他在接受施家曦採訪時說：「村裏的每個人都想認識我，因為我有工作。而深圳的每個老闆都想認識我，因為我有人。」
徐春林所說的工作有一個專業的名稱：孔樁爆破井下風鑽工作，就是用手提鑽鑽炮眼，然後裝上炸藥炸出樁孔，有時深度達150呎（約45米）。然後，他們將鋼筋水泥倒入樁孔中，成為高樓大廈的支柱。
但是，徐春林並不知道，當鑽頭鑽進花崗岩層中時，二氧化矽粉塵一旦吸入肺腑就具有不可逆轉的危害。在過去的十年中，湖南有100多名前勞工死於塵肺病，這是一種無法治癒的疾病，因吸入的塵埃微粒導致肺部產生疤痕和硬化。
徐春林在深圳礦區工作的四個兄弟已經去世，他自己也被診斷患有晚期塵肺病。徐春林指著他空蕩蕩的房子說，如果他從未接觸過風鑽工作，這裏將會住滿了他的兄弟、侄女和侄子們。
桑植縣的悲劇：重蹈覆轍
陡峭的砂岩峽谷遍佈桑植縣，這是湖南省的一個貧困縣，這裏幾乎沒有工業，甚至沒有農業。但是帶有仿歐式欄杆的多層房屋沿道而建。記者施家曦認為，這是當地人在深圳等城市打工後的回報，也是用人命為代價建立的。
「每個人都會蓋一棟大房子，然後沒人住在裏面。」前鑽工谷中平（音譯：Gu Zhongping）在開車時說。他並指出，在一棟房子裏，一名前深圳鑽工正在死亡或已經死亡。
村民們表示，自2009年以來，桑植縣已有超過26名前鑽工死於塵肺病，他們說死亡人數正在增加，另有約100名重病人者。儘管沒有官方數字，但在網上找到的湖南市級文件支持了村民的主張。2017年的健康檢查顯示，有290名村民患有塵肺病，其中大部份在桑植。
2013年，《新京報》報道，在耒陽農民工逐漸退出深圳風鑽行業後，桑植縣的農民工開始接手。資料顯示，自2004年後，張家界（桑植縣所屬市）在深圳做風鑽工的民工約有300人。
桑植縣芙蓉橋鄉的谷龍國自2006年到深圳做風鑽工，2013年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表示對打風鑽的危險有一定了解，並說：「（耒陽）導子鄉的現在，極可能是我們的未來。」
既然如此，他為甚麼還要做風鑽工呢？谷龍國表示，家貧齡大，風鑽工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他說，現在戴的口罩比以前要厚，有海綿墊，吸收的灰塵比以前少了很多。
塵肺病：2300萬壯丁或為此付出生命
剛開始，吸入岩石沙灰和微小礦物晶體的工人不會立即感覺到症狀，但是在幾個月，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裏沉積下來的顆粒卻會對肺造成毀滅性的破壞。一旦患上塵肺病，走路，甚至說話，都變得困難，平躺會造成窒息的感覺，因此大多數患者在小型氧氣機旁睡覺。在後期，他們會遭受劇烈喘息，體重急劇下降，經常感冒和發燒。肺炎和肺結核很容易致命，肺部遲早會停止運轉。
在發達國家，與工作有關的肺部疾病一直保持穩定或下降，因為煤礦開採等工作的減少和安全標準的提高。但在中國，塵肺病人卻正在增加。
根據中共國家衛生委的數據，2018年，約有87.3萬名中國工人患有塵肺病，高於2000年的約55.9萬名。北京一家非牟利組織「大愛清塵」估計，真實的患者人數要高得多，可能約為600萬人。
正在研究這場危機的中共官員表示，中國有2300萬工人有患上這種疾病的危險。衛生部門和研究人員估計，這遠遠超過印度的1150萬高風險工人，美國的200萬和歐洲的170萬。
湖南的悲劇誰之過？
中共於1978年12月18日開始推行實施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中國社會正面臨著因追求現代化而積累的各方難題。
農民從農村來到城市尋找工作，近3億農民工就業於合法的灰色地帶。中共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儘管2008年頒佈了一項法律要求所有僱主提供書面合同，但2016年只有35%的農民工與僱主簽訂書面合同，這一數字還正在下降。大愛清塵2014年的全國調查發現，患有這種疾病的工人中只有7%簽署了合同。
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工業和勞工關係學院國際項目主任、中國勞工專家埃裏·弗萊德曼（Eli Friedman）表示，中國的建築業是一個因工死亡佔所有行業因工死亡人數四分之一的行業，也是靠包工頭非正式僱用工人的行業。他說，中共的勞工系統應該「將風險降至最低。」
香港中文大學職業健康研究中心主任謝立亞（Shelly Tse）教授說，由於塵肺病的潛伏性，深圳的工人受到了進一步的傷害。
謝教授說：「當工人在10年後感覺到逐漸惡化時，他們已無法確定自己患上這種疾病時所服務的公司了。公司也可能已經破產了。」
維權過程中發生警民衝突 風鑽工被逼跳橋
徐春林看著他村莊的死亡人數激增至70多個，6人因病自殺。像曹家這樣的當地氏族遭到了破壞，他們埋葬了在深圳患上塵肺病的三個兄弟。
他說：「我們必須做點甚麼。人們需要生存。」
在湖南的桑植縣和汨羅市，生病的工人開始被動員起來，將他們的訴求帶到深圳。
2018年11月上旬，他們數百人佔領了深圳的一棟政府大樓，之後警察用警棍和胡椒噴霧將他們驅散，進一步令他們虛弱的肺部受創。
根據四名抗議者、維權人士和新聞報道的說法，就在與警察發生衝突期間，被警察逼上立交橋、逼向角落的工人們威脅集體跳向八車道的深圳高速公路自殺。
徐春林表示，他當時已準備為此而死。
但他後來表示，他感到要對這些鑽工們負責，因為他是1990年代率先將鄉親們帶到深圳的湖南人之一。
徐春林說，站在那個立交橋上，他向他們大吼，不要靠近欄杆，不要瘋狂，保持鎮定，改日再戰。
談判於第二天早晨11點開始。幾周後，宣佈了一項協議：深圳將為塵肺病人者支付17,000至35,000美元，並支付醫療費用。但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
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學家瑪麗·加拉格爾（Mary Gallagher）表示，在缺乏健全法院的情況下，中共通常以這種方式解決勞資糾紛。農村請願者組織群眾，反覆示威；官員們希望通過一次性付款來安撫他們。她說：「但是他們從不承認系統性的失敗。」
徐春林繼續上訪：只為良心
湖南請願人與當局之間的衝突仍在繼續。請願者說，數十名希望返回深圳或北京謀求更多補償的工人被一再攔截，並至少有一次被警察粗暴對待。
受災地區的村莊已受到密切監視。在前往桑植縣的一次採訪途中，《華盛頓郵報》的一名記者被便衣警察包圍，被迫離開該省。當局還騷擾了在另一次採訪中受訪的村民。
對於桑植縣抗議領袖來說，這場爭端沒有解決。他坐在一間農舍，策劃著他去深圳或北京的第13或14趟上訪之旅。他擔心官方報復，並在匿名的情況下發言。
他說：「這個社會不存在正義。它擁有的榮耀、財富和摩天大樓建在我們的脊樑上。」
在湖南風景如畫的山谷中，現年51歲的徐春林說，多年來隨著村民們一個接一個生病，一些家庭來懇求幫助，另一些家庭則詛咒他在深圳為鑽工找到工作。
在過去的兩年中，他花了12,000美元在深圳為抗議者提供食宿。他在微信上為全國塵肺病上訪者家庭提供建議。他探望耒陽的寡婦，因為他們的丈夫曾經跟隨他南下工作。他還在上訪。
他說，他想要的只是政府對這種疾病的公開數據信息，而不是金錢。
「這是良心。」#
（本文首發於《真相中國》周刊 2019.12月號/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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