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選擇作麻醉科醫師,是因為有著某種程度的社交障礙。我們並不喜歡跟病人說話,也不喜歡聽病人說話,只想在病人說話之前就讓他睡著。

因為這樣的個性,讓麻醉前訪視門診變成一件很惱人的工作。在這個門診裏,充滿各式各樣的病人。你必須詢問病人過去的病史,並向病人解釋麻醉的風險,假若可以獲得越詳細的病史,你得到的資料越多,麻醉的風險可能就會越低。

這意味著過程中你必須說很多話,或是聽病人講很多故事;當你知道得越多,就好像經歷了他的人生,經歷了他的歡樂或者是悲傷,而我本身就是一個把自己人生搞得亂七八糟的人,實在也沒有力量可以去知曉病人背後的故事,或者去背負他人的人生。對於看門診這件事,我一直採取很負面的態度,假如可以不要知道,我都不想知道。

今天門診進來了一對老夫婦,他們看起來和善,而且舉止得體。我問婦人說她要開甚麼刀?她說前幾天做大腸鏡檢查,醫師跟她說大腸裏面有腫瘤,而且腹腔裏已經到處都是了。她做了切片的檢查,但是切片的組織太小,沒辦法分辨是甚麼腫瘤,所以明天要用腹腔鏡進去腹腔取一些大一點的組織切片,重新化驗。

她說最近肚子痛得厲害,她已經吃到了第四級的管制藥(一種弱嗎啡,用來控制中重度的疼痛),效果還是不好,而且開始頭昏想吐。她已經好幾天都沒有吃東西,精神越來越差,體力也益發虛弱。

我聽她講完,其實就知道大概已經是癌症末期,癌細胞在腹腔內轉移,到處亂竄,侵犯各個組織器官,切片的目的只是要病理報告確定診斷,分析是哪一種癌細胞,對化療藥物有沒有反應,假如對化療藥物有反應的話,或許還可以多活個三、五年。

我開始跟她解釋,隨著疾病的進展,她的疼痛可能會越來越嚴重,最後可能必須吃一點嗎啡,甚至有時候連嗎啡都難以控制,到那個時候,我們會傾向做神經破壞術,在腹腔神經叢附近打一些純酒精。純酒精會讓神經脫水死亡,進而達到止痛的目的,但是缺點是,腹腔神經叢受到破壞之後,有些病人會開始拉肚子,但是這是不得已棄車保帥的方式,到那時,有痛過的病人都會寧願拉肚子,也不會選擇疼痛。而且現在的醫學證據顯示,越早做神經破壞術越好,因為到了末期,癌細胞侵犯神經,淋巴腫大,就算腹腔神經叢附近打入酒精,酒精無法擴散,沒辦法將神經完全破壞,反而沒有甚麼功效。

接著我開始跟她解釋明天我們會怎麼讓她睡著,她睡著時,我們會怎麼在旁邊照顧她,手術結束她醒過來的時候,會開始感到傷口疼痛,而我們又會怎麼幫她做疼痛控制。

我有時候覺得「解釋」這件事,是一件很難拿捏的事。講少了,病人並不知道我們會在她身上做些甚麼,她後來可能會怎麼樣,她必須冒甚麼樣的風險,而這些風險她到底有沒有辦法承擔?萬一出事了,她會怪我手術前沒有跟她說清楚嗎?

講多了,她們對這些還沒有發生的事感到害怕、感到焦慮,那她們的心理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對抗這些嗎?

我大概已經講得太多了,讓婦人感覺到她已經經歷這些她還沒有經歷過的事,或者是她突然間意識到前面的路,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平順好走。她簽完麻醉同意書之後,轉頭,然後嘆了一口氣……那一口氣在診間裏是如此微弱,卻又如此沉重,空氣就這樣為之凝結……

老先生並沒有打破沉默,說出甚麼話來安慰她,就只是在桌底下伸出他的手,緊緊握住婦人的手。

我假裝沒有看見這一幕,繼續說我想說的,埋頭寫我的資料,那一雙在桌底下緊緊握住的手,一直到離開診間之前,都沒有放開過。

我以為當人生到了最後,假若有一雙可以這樣緊緊握住的手,或許死亡也就沒有那麼可怕。(——摘編自《麻醉醫師靈魂所在的地方》(聯經出版公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