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70年來的彌天大謊（下）

黃世仁周扒皮劉文彩南霸天是善人

在中共的語境下，傳統社會中在農村扮演教化農民、賑濟災民的地主就是「剝削階級」的代名詞，就是「凶狠、殘暴、貪婪」的代名詞。中共建政後，為了搞臭地主的形象，還樹立了四大惡霸地主形象：劉文彩、周扒皮、黃世仁和南霸天，但真實的歷史超出了中國人的認知。

在這四人中，唯一真實的人物是劉文彩。根據1999年出版的笑蜀先生撰寫的《劉文彩真相》一書，當年報紙上連篇累牘「鐵證如山」的劉文彩的罪惡事實，電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劉家豪宅裏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著「階級鬥爭」的政治模式集體創作出的虛構之作，劉家根本沒有。

另外根據鳳凰台的專題片《大地主劉文彩》，劉文彩不僅不是惡霸，還是對當地教育做出傑出貢獻的大好人。當年宣傳說劉在他的水牢內虐待長工，而事實上他家裏根本沒有水牢……

真正的劉文彩不僅在鎮上修街道，修舖面，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給無房住的鄉鄰，而且還出資修建文采中學（安仁中學的前身）。學校建好後，他還花重金聘請最好的老師，減免貧困生的學費，並絕不干涉學校的教學活動，劉家子孫也不得佔有校產。

其他三個地主雖然是虛構的人物，但也都有原型。《半夜雞叫》中周扒皮的原型是作家高玉寶的同村農民周春富，但後來高玉寶也承認，根本沒有半夜雞叫這回事，完全是藝術上的創作。

要知道，半夜起來幹活，農民看不清作物，完全是違背生活常識的。而周春富的同村人對他的評語是：「不是惡人，不霸道。」可嘆的是，周富春因為高玉寶的這本書，在第一次土改中被劃為「富農」、「惡霸」後被打死。

舞台劇《白毛女》中讓人切齒痛恨的地主黃世仁的原型，比竇娥還冤。據大陸某記者對黃世仁的家鄉平山縣的考察，黃世仁的爺爺黃運全，本是一個老實貧農，經過一輩子的省吃儉用艱苦創業，在四十歲的時候買下了15畝薄田，然後辛勤勞動慘澹經營，最終將105畝地傳給了他的獨生子黃起龍。

念過私塾的黃起龍知書達理，聆聽祖訓秉承父業，低調做人。幾十年來，將父親留下的田地擴大成千畝良田，並且有了名字為仁、義、禮、智、信的五個兒子。黃家五兄弟在當地名聲相當好。

黃世仁是長子，自然接了父親的班兒。他為人善良，經常賙濟鄰里，行善積德，在當地是有名的黃大善人。黃世仁有一妻七妾，兒女成群，家庭和睦。而楊白勞的父親楊洪業是當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稱「楊豆腐」。

楊家豆腐以質好價廉著稱。楊白勞和黃世仁自小就是結拜兄弟。楊洪業41歲去世後，楊白勞繼承父業，因不耐辛勞，加之染上了賭癮毒癮，從而使家業衰敗。當地老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後來，楊白勞在欠下巨額賭債無力償還時，黃世仁借給他大洋1000元，並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兒喜兒。無臉見人的楊白勞外出躲債，最終誤喝滷水不治身亡。又是黃世仁，厚葬了楊白勞，並收養了喜兒。

而《紅色娘子軍》中刻畫的「十惡不赦」的地主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縣當地一個叫張鴻猷的地主，而實際上這個地主也是個善人，不僅從沒有欺壓過百姓，而且家裏也沒家丁、槍枝、碉堡。

紅色娘子軍的第一任指導員王時香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書中曾說：「我們連長龐瓊花，就是電影裏的吳瓊花。她是貧農出身，並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環，也沒有南霸天這個人。這是和電影裏不一樣的。」

雖然歷史與中共宣傳的完全不一樣，但中共為了撒播仇恨，杜撰了一個個「罪惡」的地主形象，中共究竟是一個甚麼樣貨色的政黨呢？

餓死四千萬人不是因為大饑荒

1959年至1961年，中國大陸出現了罕見的大饑荒。在城市，民眾們憑票購買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農村，農民們在有限的口糧吃完後，不僅吃起了草根、樹皮，甚至還吃起了人。

研究資料和披露的數據顯示，至少4千萬人被餓死。2010年，荷蘭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馮客（Frank Kikotter）博士在其專著《毛製造的大饑荒：中國最大災難的故事》中認為，有4,500萬人死於大饑荒。

而中共為大饑荒尋找的藉口就是當時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自然災害，還有蘇聯逼債。事實果真如此嗎？

當然不是。根據國家氣象局當年的統計資料，雖然那三年並非是風調雨順，但仍屬於正常年景。也就是說，雖有自然災害，但屬於正常範圍，而且生長季對於作物增長的影響也沒有偏離平均指標。毫無疑問，將災禍推給「自然災害」是中共擺脫自身責任的手段。

至於是因為蘇聯逼債更是胡扯。蘇聯1959年撕毀了合同，但撕毀的是只是原子彈方面的合同，跟農業無關。1960年7月16日，蘇聯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撤走在華專家1,390名，但撕毀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了一年有餘。

這說明大饑荒和蘇聯是沒有關係的。而且，實際情況是蘇聯並沒有逼債，是毛為了爭一口氣，要提前還債。另據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透露，當時蘇聯還要援助中國一百萬噸糧食，但卻遭到了拒絕。

對於造成大饑荒的真正原因，馮客認為主要有兩點：一是體制的原因。二是毛澤東的責任。正是毛發動的「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才讓全國各地浮誇風盛行，並將農民的口糧徵購。而沒有了口糧和遷徙權的農民只好在原地等死。可嘆的是，這樣的慘劇卻一直為中共所掩蓋。

「六四」軍人死亡與示威者無關

1989年6月4日，中共在天安門廣場及其周邊地區屠殺學生震驚了整個中國和世界。其後，鄧小平與李鵬、江澤民親自向屠殺中有功勞或重傷、被殺的軍人頒授或追授「共和國衛士」銅章，先後五批共授予了37人，其中死者14人，生者23人。中共將部份死者的死因歸咎於示威者。

真相又是甚麼呢？根據吳仁華撰寫的《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在14個死者中，屬於38軍的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王小兵、徐如軍，是在西長安街翠微路口時，因為轉彎時車速過快，導致油箱爆炸起火，因此被活活燒死。然而，中共官媒卻造謠稱他們遭到「暴徒」投擲石頭、燃燒瓶、火把而使油箱爆炸而死。

同樣被中共顛倒黑白、稱是「被暴徒打死」的還有第24集團軍少尉王景生和39軍政治部少校、宣傳幹事于榮祿。事實上，前者是在1989年7月4日在部隊巡邏途中突然病發死亡，死因是心力衰竭；後者是在6月3日晚跟著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進發時，因受到阻攔，而自己先行換上便衣，想先到天安門廣場拍攝清場照片。結果在途中被中共士兵開槍射殺，被送到醫院後不治身亡。二人之死與「暴徒」都無關係。

此外，六四鎮壓的參與者、曾在瀋陽軍區第39軍116師高炮團雷達站上尉站長、後去澳洲的李曉明，2002年披露，被中共官媒渲染「被群眾放火燒死」的「共和國衛士」崔國政是他所在的116師的一名炊事員。實際上，這是中共軍隊陰謀製造的「偽案」。

大紀元早前還曾報道，目睹整個事件過程的趙真（化名）揭露，中共為了激化仇恨，派遣軍人化裝成工人和學生潛入廣場抗爭人群，在混亂中將軍士長崔國政用鐵管等凶器打死，並澆上用瓶子攜帶的汽油。

化裝的軍警人員大約有7－8人，他們的行動完全是有準備的，動作兇猛迅速，下手是完全直接致命的。趙真還表示，當時現場有100多人以上圍觀，但事實上大多民眾和學生手中沒有任何武器，更不可能有鐵棍、汽油之類等東西。

今天，中共已經將類似的手法用在香港。中共之邪惡可見一斑。

「四.二五圍攻中南海」實為和平上訪

1999年「四.二五」發生了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事件。起因是天津45名學員被非法抓捕。為了向政府反映法輪功實情，防止少數人再造事端，得知非法抓捕消息的法輪功學員一萬多人，自發到國務院信訪辦（位置：中南海西門，即北京市西城區府右街）和平上訪。他們沒有標語，沒有口號，安安靜靜，整齊有序站在馬路兩側，等待向中央政府領導反映情況。

當天晚上，時任政府總理接見了學員代表，聽取並答應了他們的三點訴求，使問題得以解決。

所謂「天安門自焚」實為中共炮製的偽案

天安門自焚偽案，是中共江澤民流氓集團為升級迫害法輪功，煽動民眾仇恨，刻意製造的一宗以人的生命為代價的世紀偽案，是中共欺騙本質的登峰造極。

發動鎮壓法輪功運動並妄圖在「三個月內剷除法輪功」的江澤民，在發現迫害政策無法得逞、難以為繼後，與羅幹等人密謀商議炮製了「天安門自焚」偽案。他們精心選擇了自焚時間2001年1月23日（大年除夕，中國人最敏感的日子）、最能煽情的人員搭配（老人、天真爛漫的女童、花季少女）、最駭人聽聞、怵目驚心、畫面感極強的死亡方式（自焚）、具有現場感和縱深時效性的死亡時間（一對母女：母親當場被打死，女兒在醫治過程中疑似被謀殺）。自焚案發生後，果然激起了民眾的憤慨，中共藉此掀起了迫害高潮。

然而，國際社會通過對「天安門自焚」錄像的技術分析，通過來自方方面面的嚴謹求證，已經證明其為江、羅流氓集團蓄意栽贓法輪功的偽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