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歡迎大家關注新聞看點，我是李沐陽。

外界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10月1日香港警察在荃灣近距離開槍，擊中了一名中五（高二）學生的左胸。子彈距離心臟只有3厘米，目前這名中彈的曾姓學生生命危殆。警方已經確認，他們的確曾開實彈槍。

香港人捨命抗爭3個多月，究竟為的是甚麼？許多人都在問。唐太宗李世民說過，「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我們來看看中共在70年中做了甚麼，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前30年「化私為公」造貧率世界第一

前兩天中共發表了白皮書《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自稱中國70年的發展之所以成功，應該歸功於中共領導。聲稱帶領中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使中國人「擺脫了物質短缺，總體達到小康水平」等等。

事實果真如此嗎？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指出，脫貧率掩蓋不了造貧率，中國人的貧窮就是中共製造的。前30年，中共的造貧率是世界第一。

票據時代

在中共統治中國以後，中國物資就進入了緊缺時代。特別是文革期間，生活必需品都相當匱乏。那時中國是「票據時代」，買甚麼都得憑票。甚麼肉票、肥皂票、火柴票、糧票、布票等等，各種票證都有。

當時中共總「抓特務」，說台灣國民黨特務到大陸搗亂搞破壞。人們總想看看特務長啥樣，但一個也沒見到。後來聽人講個笑話：台灣特務想進入大陸搞破壞是癡心妄想。因為他到中國大陸沒有任何的票證，食物都買不到，不出一個月就得餓死。

直到老毛死的時候，中國經濟一片匱乏。中共也承認國力疲弊，不過它把問題歸到了「四人幫」和林彪身上，說是這兩個反黨集團搗亂破壞。

坑農政策

了解中國歷史的人知道，中國經濟之所以凋敝，是因為毛的政策嚴重阻礙著經濟發展。

中共建立政權時宣揚「追求農民解放」，實現「耕者有其田」。但實際從頭到尾，整個都是騙局。中共先把土地給農民，然後再一點點收回來。中國農民受的坑害最深。

政權穩固後，農民先受到最嚴酷的剝奪，直接跌落到最底層。當局開始在農村推行「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制度」。

「人民公社」，使全國農民都成了它的奴隸，要按照中共指令生產和種植。誰想養幾隻雞、種幾棵青菜，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以致造成「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幾乎都是農民。

中共還有針對農村和農民的「剪刀差」政策，就是從農村低價收購農產品供應城市，把城市的工業品高價賣給農村。

中共用這個辦法，從農民身上搜刮資金，支持工業發展，追求所謂的「國家強大」，實際是中共政權的穩固。

城市居民糧食不夠吃，挨餓是身體浮腫，但農民挨餓直接就是餓死了。

歷史學者楊繼繩深入調查後表示，僅四川省就餓死1000萬，當地「人吃人」的現象很普遍。

工商業改造

中共篡政之初，不斷給資本家吃寬心丸，讓民營企業家放心發展。那是因為它的政權還不穩，需要安撫人心。當它政權穩定了，凶相就露出來了。

1952年，「官僚資本」被收為國有了。中共先把私人工商業變成公私合營企業，然後再把公司合營變成國營企業。當年6月6日，毛批示文件說，「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中共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強令執行，「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在中共的明搶豪奪之下，到1966年9月，3萬家工業企業被國有化。但是這背後，卻有無數的工業業者忍受不住，而選擇了自殺。

《經濟學人》幾年前曾談到，假如1949年不是中共統治中國，而是蔣公取得了勝利，那麼今天的中國會是甚麼樣？毫無疑問，中國不會有殺死幾百萬地主的土改，不會有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等等。中國早就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了。

後40年「化公為私」官員腐敗世界第一

毛在1976年嚥氣的時候，中國已經是一片凋敝，民不聊生，中共不得不採取了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共把鄧小平描繪成「總設計師」，聲言改革開放是「偉大決策」，「頂層設計」，給中國人帶來了大好處、大福利。

但胡平表示，就農村來說，前30年走的是集體化，後40年走的是去集體化。

80年代，一位中共官員曾這麼描繪「改革開放」：「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是說，經濟改革改掉的東西，正是中共前30年建立的東西，現在只不過又回到了1949年以前的模式。

農村改革 開放私有經濟

大家知道，中共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業開始的。當時全國許許多多人吃不飽，這種情況下，中共允許農民有一點「自留地」，弄一點私有經濟。

中共鬆了一下卡在農民脖子上的手，只這一點，卻有出人意料的結果：經濟績效大幅提升，多數人可以吃飽飯了。

這又成了中共的功勞，它拚命給自己臉上貼金，說是它領導的結果。

旅美經濟學者夏業良表示，中國的經濟改革「只是農民從最原始、最淳樸的理念出發，在馬上要餓死的情況下做出的被迫選擇。中共只是稍微寬容了一點」。

換一個角度來想，中共的改開以前，還是這些中國人，為甚麼那麼貧窮？如果不是中國人懶惰，那是誰在阻礙著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幹勁，使他們長期陷於貧困呢？

這些問題，都是中共盡力迴避的。

大家知道，中共把安徽鳳陽小崗村稱為「改革開放的發源地之一」。一個村莊，怎麼成了改開發源地之一了呢？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實在沒有活路的小崗村18位村民立下生死契約。「我們分田到戶，家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全年上繳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從這份生死契約當中可以看出，這18位農民是冒了極大風險的，做好了「坐牢殺頭」的準備。

他們並不是要殺人越貨、謀財害命，只是要靠自己和自家人的誠實勞動自食其力，自謀生路，以求溫飽。但這要冒著掉頭的風險，需要立下生死狀。可以想見，中共強推的人民公社制度有多殘暴。

城市改革 「個體戶」自由創業

中共鬆了一點手，農民的貧困就迅速得到緩解。於是當局也嘗試放鬆對城鎮居民的控制，讓城鎮經濟走出困境。中共自稱城鎮改革「富有遠見」和「睿智」，但實際同樣是倒逼之下、被迫應對的結果。

毛靠著獨裁專制的權力，大搞運動治國，導致經濟災難接連不斷。城鎮經濟發展停滯，人們就業成了大難題。此時，毛推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將1600多萬城市青年強行送到農村，毛說知青在農村「大有所為」。

毛一死，大批「知青」返城，意外地給城市經濟帶來了生機。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指出，返城的「知青」自謀生路，重新恢復了被中共消滅了幾十年的私有制。「他們擺小攤、開小店」，變成了個體戶，就是私有制。「知青」返城開闢了一塊「廣闊天地」，使私有制、個體戶重新下種、生根、開花，才有了後來的民營企業。

中共當時喊出一個口號「自己找米吃」，要工廠自己到社會上去看有甚麼需要，然後根據需求生產。中共有了鬆動，於是曾經奇缺的電風扇、收音機和單車等等，很快滿足了市場需求。

權貴子弟大發橫財 腐敗遍地開花

毛死後，鄧小平成了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他提倡「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結果，富起來的都是紅二代，他們壟斷了國家外貿和資源，跟外國人做生意。

80年代，像鋼材、水泥、木材等緊缺的國家物資，買這些需要批條。省部級以上的紅二代們通過關係拿到批條，然後以兩三倍的高價賣出去。

1979年，中共副總理王震之子王軍（前中信集團董事長）找到另一個副總理兼建委主任谷牧，說要開公司，辦生意。當時谷牧就批給他20萬人民幣。曾有人計算，1978年的1萬人民幣，相當於現在的1447萬。20萬呢？至少也是現在的2億8千萬。

中共權貴子弟大發橫財，成了八九六四的導火線。中共殺了1萬多要求懲治腐敗和「官倒」的大學生，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此後，江澤民腐敗治國，公開宣揚「悶聲發大財」，使中共官場的腐敗全面深化發展。也為後來習當局反腐清理政敵、中國社會全面轉左設下伏筆。

可以看出，中共的經濟改革，實際就是以共產名義「化私為公」，然後以改革的名義「化公為私」。兩種完全相反的壞事，中共都幹了。

70年回到原點 私有再轉共有？

70年過去了，農民還是最底層，需要勞動力的時候，他們可以進城打工。認為他們是麻煩的時候，即使在漆黑冰冷的冬夜，也可以驅趕到大街上。

新一輪「殺豬」行動

而那些發展起來的私營經濟，也成了中共眼中的肥肉。中共可以肆意鯨吞侵佔私有財產，開啟了新一輪的「殺豬」行動。

10天前，杭州抽掉了100名幹部，作為政府事務代表，進入阿里巴巴、吉利等100家企業。太原已經試點，派會計接管私企財務。

很多跡象顯示，中共鼓吹的「公私合營」正在穩步推進。「公私合營」，說白了就是動用國家力量，變相剝奪民營企業的財產。

如今的私企，面臨著「貸款難」等多重壓力。生存艱難的私企，很多不得不被迫出讓。惠譽評級（Fitch Ratings）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共支持的購買者收購了47家上市私企的股份，而去年全年只有52家。

民主人士魏京生指出，當今的中國富人，跟當年中共篡政時一樣，可以被中共政權任意宰殺。

磨刀霍霍向港商

中共的眼睛也在盯著香港富人。它把眼下的香港問題歸結為經濟問題，說香港年輕人抗爭是因為買不起房、就業前途黯淡等。外界看來，中共已經把刀口對準了香港的地產商和其它私營企業。

9月26日，香港地政總署公告稱，以每平方呎1124港幣的「特惠補償」的方式，收回68公頃784幅私人土地。而這個價格，僅僅是2017年香港房地產地價的十分之一。換句話說，港府的特惠價格，就是「變相搶劫」。

前不久，中共國資委在深圳向國企高層訓話，要他們多收購香港企業股份，爭取拿到更多話語權和決策權。

中共已經開啟了經濟管控香港的進程。

港人爭自由民主人權 抗掠奪式暴政

諸多事實，香港人看在眼裏，也因為信息自由，看到更多中共的惡行，並感受到了自身權益被中共的蠶食。無論大陸香港，中共可以任意宰殺屠戮民眾，任意侵佔民眾資產。

這一切，就是因為中共的統治，中共不會給人自由，不會給人應有的基本人權。

香港眾志創黨主席、26歲的羅冠聰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表示，香港人要求的是系統性的改革，香港社會的繁榮與尊嚴要建立在法治、人權保障、自由和自治的成功之上。「但是沒有民主，這些價值觀和地位就岌岌可危。」港人爭取的是「真正的民主與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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