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鳴縣(現屬南寧市的武鳴區)位於廣西的中南部,距南寧市區32公里,文革中屬南寧地區管轄的一個縣。這裏的地勢自東北向西南傾斜,四周為高山、丘陵與山地,中部為盆地、低山、階地、平原錯綜其間,大明山即位於該縣的東北部,河流成羽狀分布,以武鳴河為主。

據史料記載,該地置縣始於隋代開皇11年(紀元591年),時稱武緣縣。唐、宋年間雖幾經更置縣名,但自明清以來仍以武緣縣稱之,可謂歷史攸久。即至進入民國年代後,舊桂系首領陸榮廷統治廣西時,他是本地人,因崇尚武德,欲以「武」鳴示天下,把「武緣縣」更名為「武鳴縣」,一直沿用至今。

該縣地處亞熱帶季風區,雨水適宜,加之土質肥沃,向以農產品豐富著稱。縣內以壯族為主,約占總人口的86%,是壯族發源地之一,廣西的壯語即以武鳴壯族方言為標準語,漢、瑤、苗等民族約占14%。這裏的各民族向以農耕為主,勤勞樸實,本分,歷來和睦相處。

然而在文革中的1968年,在「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是群眾的專政」、「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狠抓「反共救國團」——等等歪理邪說的挑梭毒害下,這裏卻發生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凶殺慘案,至今仍令人痛心疾首,對凶殺案的指揮者及殺人凶手無比憤恨。

文革期間筆者在桂林,是一個學校「老多」派(屬廣西「4•22」派)的負責人之一,親歷了這裏文革運動(從紅衛兵造反,奪權,武鬥,到造反派遭到鎮壓、屠殺)的全過程,慘遭廹害。

1971年「林彪『9•13』事件」後被宣布「解放」,其後1974至1978年間曾在武鳴縣境內從事過幾年的野外地質工作,所到之處都聽到了這裏在文革中發生的許多大屠殺的悲慘亊件,無不令人震驚與悲痛、憤慨。

退休後因熱衷於文革史的回顧、反思與寫作,查閱了包括武鳴縣在內廣西許多地方的文革史料,並拜訪了不少文革的親歷者、知情者,獲得了不少武鳴的文革史料。現綜合整理如後,以供熱衷於了解文革歷史的讀者和文革史的研究者們參考。

一、文革初期歷史的簡要回顧

從武鳴縣的地方誌史料中得知,1966年文革運動在全國爆發後,6月6日,中共武鳴縣委成立「武鳴縣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領導和指揮全縣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7月,縣委文化革命小組同那時的「四清」工作團決定,從各機關單位抽調幹部324人組成工作組,分派到縣城中學和街道,指導「文化大革命」工作。

其後,「四清」工作團在陸斡集訓城廂、陸斡、羅波、兩江4個區及東風農場的小學教師,歷時86天,開展「文化大革命」。集訓初期曾有1名教師自殺身亡。在集訓中,一批教師被批鬥,278名教師被精簡下放(1988年,被精簡的教師全部回收)。

與此同時,撤銷區,設立13個公社,下轄170個大隊,2946個生產隊。受北京、桂林、南寧等地紅衛兵運動的影響,8月中旬,縣城中學部分學生成立紅衛兵組織,走上社會開展所謂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運動,把古建築物、文物、古蹟、家譜等都一律列為「四舊」對象,進行砸、燒、封。

9月中旬,學校紅衛兵開始外出串連。至次年春,先後外出串連的師生達4600多人,占在校中學生總數70%。全縣支出串連補助費10多萬元,糧食15萬多公斤。

此時,縣委文化革命小組開始審查幹部,至11月,共審查58人,其中錯誤地排隊定為三類(犯有錯誤)進行批判19人,定為「四類」(犯有嚴重錯誤)交群眾鬥爭26人。

12月中旬,召開縣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出席369人,因遭到「革命造反派」的衝擊而休會。此後,人代會制度遭受破壞,被迫停止活動。1967年1月26日,因受上海所謂「一月革命風暴」的影響,縣委機關「革命造反派」聯合奪了縣委領導的權。

隨後,各機關單位相繼被奪權,原領導幹部一律「靠邊站」,不少幹部被批鬥。3月5日,根據上級指示,縣人民武裝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3月16日,成立縣人民武裝部「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下設辦公室。

各公社相應成立「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和辦公室。5月4日,武鳴高中部分學生成立「6754部隊」(後更名為「4.22」派群眾組織)。6月,縣內群眾組織分裂成兩大派,一派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支持韋國清;一派為「4.22」火線指揮部(簡稱「4.22」),主張打倒韋國清,從此兩派的鬥爭興起。

8月16日,南寧群眾組織「聯指」所屬的「汽司」、「小八」300多人,乘7輛汽車到縣人武部奪槍,被縣城幹部群眾阻攔,槍彈裝上車未能開走。

後經縣人武部支左軍代表出面與武鳴「聯指」代表及搶槍的群眾組織代表協商,槍枝暫交武鳴「聯指」分到縣委、縣人委兩大院中的各單位「聯指」暫保管。到8月26日,全部清點,所有槍彈交還縣人武部。

自1966年6月文革的暴發至1967年的兩年中,這裏雖有文革動亂和兩派之爭,但並未有發生武鬥和凶殺案,和廣西及全國其它地方相比大致是相似的,並無什麼特殊之處。

但進入到1968年,特別是自1968年5月以後,這裏卻成了一個恐怖、悲慘的世界,全縣各地所發生的凶殺慘案,至今仍令人震驚與無比憤恨。

二、武鳴大屠殺慘案是怎樣發生的

為了穩定文革中廣西的混亂局勢,中央從1967年5月開始組織廣西兩派代表和黨政幹部代表、軍隊代表到北京學習和談判。那時的周恩來總理和文革領導人自當年6月1日至11月中旬,先後八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幹部代表和軍隊代表,聽取各方意見。

接見中周總理對「4•22」派(特別是對桂林「老多」派)有所贊楊,說他們「確實激進,敢於造反」,並指出「『老多』護路有功」;對「聯指」一派和軍區則有所批評。

在此基礎上,1967年11月中旬韋國清和廣西軍區都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革中「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要「向毛主席請罪,向革命群眾請罪」。

兩派同時達成了大聯合的協議,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同時作出了《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並成立了「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下稱「區革籌」)。至此廣西的形勢應當變好,廣西人民、特別是各地受壓的「4•22」派的人們是高興的。

然而後來的一切事實說明,形勢不但沒有變好,反倒愈來愈糟。原來韋國清們交出的檢討是假的,「聯指」派的所謂「聯合」也是假的,「消滅『4•22』建立革委會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

在韋國清的暗中支持下,在「聯指」派幕後黑高參的指揮下,自1967年冬以來至1968年的初夏,在廣西的一些地方就不斷發生「聯指」派武裝圍剿「4•22」派的事件,並出現了亂抓人、打人、乃至殺人事件,如在廣西的荔甫、全州、容縣、玉林、梧州、上思、欽州、宜山、羅城、巴馬、寧明、大新、武鳴——等等許多地方都出現了類似的事件。

使這些地方的「4•22」派組織被壓垮,許多人被抓,少數人被殺害,一些倖存者則被迫上山或下鄉躲藏,一些人則逃到「4•22」派力量強大的南寧、栁州、桂林等城市謀生。

面對此種情況的出現,那時的廣西當權者表面上也喊兩句「嚴禁武鬥」、「禁止亂殺人」,但實際上是並無作為,表面上在喊「制止」,實際上卻是在暗中支持,終使事態愈日擴大。

在此種形勢下,各地受壓的「4•22」派當然不服,就組織人員到南寧向「區革籌」和廣西軍區上訪,要求他們出面制止武力圍剿和屠殺。南寧、栁州、桂林的「4•22」派也全力配合各地「4•22」派上訪團,向「區革籌」和廣西軍區表明正當的訴求,要求他們出面解決問題。

但問題不但未能解決,在南寧、栁州、桂林這三座「4•22」派力量強大的城市,「聯指」派也公然在挑起事端,搶槍,占據點,乃至抓人、打人,無惡不作。他們的險惡用心就是要刺激「4•22」派起來反抗,也搶槍、占據點,有意製造武鬥的緊張形勢。

面對此種嚴俊形勢,三座成市的「4•22」派被廹站起來抗爭,發表嚴正聲明,揭露各地「聯指」派圍殲「4•22」派和亂殺人的嚴重事件,指出「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在繼續犯錯誤,並大力揭露「聯指」派的陰謀。

同時也學習「聯指」派搶槍、占據點,以求自衛和反抗。這樣做的結果,正中韋國清和「聯指」派設下的圈套,他們就可以利用控制的宣傳工具大造輿論,誣指這三座城市是什麼「伍修集團」(支持「4•22」派的領導幹部伍晉南)的最後堡壘」,是「反革命和國民黨殘渣餘孽」的最後據點,企圖搞「反革命爆亂」。

如是他們就可以向中央謊報軍情,就可以組織農民進城,並調動部隊圍剿南寧、栁州的「4•22」派和桂林的「老多」派。由此,一場圍剿和反圍剿的大規模武鬥終於在這三座城市爆發。 

如果說在1967年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支一派、壓一派,僅僅是支持「聯指」派用棍棒、石頭進攻「4•22」派,對「4•22」派的壓制也僅是政治上施壓,發出忠告、警告書之類的,再就是逮捕「4•22」派的個別負責人,把他們打成「反革命」而已;1968年則不一樣了,此時他們大權在握,可以欺上瞞下,肆意妄為,調動民兵武裝和部隊來圍殲「4•22」派,放手讓「聯指」派來屠殺「4•22」派和「地、富、反、壞」分子。

同時為了配合這場圍剿,他們又無中生有的製造「廣西反共救國團」冤案,發出所謂的「6•17公告」,誣指「反共救國團」就在「4•22」派中,號召各地大抓「反共救國團」分子。此後,由於韋國清們的謊報軍情,又欺騙中央下達了「七三布告」。正是因為上述的一切,一場滅絕人性、反人類的大屠殺終於在全廣西出現。(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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