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陸官媒發文稱,經濟學中的「奧肯定律」在中國「失靈」了,表示儘管經濟增速放緩,但「我國勞動力市場已接近充份就業水平」。然而據花旗銀行日前發表的研究報告指,中美貿易戰將使50%的台灣科技廠商撤離中國,並將造成近300萬人失業。

《人民日報》7月2日發表文章說進入7月,又一批大學畢業生走上社會,文章引述重慶大學畢業生羅小華的話說:「身邊不少同學手握兩三份錄用通知,前景都不錯!」「只要想工作,機會有很多!」

文章還稱2018年城鎮新增就業1,361萬人,「再創歷史新高,城鎮調查失業率保持5%左右較低水平」;今年1~5月,「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連續3個月下降」;並稱「有信心讓億萬百姓端穩『飯碗』」。

華裔獨立經濟學者冷山表示,中共官媒這時寫這篇文章,正說明中國的就業問題已經非常嚴峻了。「目前就業情況很慘澹,本來中國這10年來的地產泡沫就讓很多資金脫實向虛,民資融資成本高,廠房租金高,人工稅費高,很多都做不下去了,很多廠子成片關閉。比如蘇州、東莞、溫州等製造業城市,基本都空心化了。」

他對《大紀元》記者說:「最近的貿易戰,對做加工業的製造工廠打擊很大,美國市場丟失了,內銷沒有起來,這些工廠正在加速倒閉。而民營企業解決了我國60%左右的就業,民企受到的雙重打擊,是中國失業潮的主要原因。」

網易在2018年10月刊出的一篇名為「今年上半年國內504萬家企業倒閉,失業人數超過200萬」的文章稱,2018年上半年倒閉企業504萬家,至2018年3月,全國企業總數約3,100萬家,半年就倒閉了六分之一。

此外,中國大陸也出現了裁員潮,其中裁員規模最大的是為蘋果手機生產屏幕的伯恩光學,其在廣東的工廠去年年底裁退了8,000名員工。

外資撤離 失業壓力大

《自由時報》7月7日引述花旗銀行的報告稱,美國加徵關稅後,台灣科技廠商在中國的成本優勢減弱。台灣工廠在中國僱用1,000萬名工人,60%是資訊和通訊科技產業,累計的投資金額超過660億美元,「未來幾年30%至50%的台廠將撤離中國,並將裁撤177萬至295萬份工作」。

《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n Review)7月3日報道,儘管G20峰會期間中美兩國宣佈貿易戰休戰,但是許多大科技公司仍正在或準備將部份生產轉移出中國。

這些公司包括:亞馬遜(Amazon)、谷歌(Google)、惠普(HP)、戴爾(Dell)、索尼(Sony)、任天堂(Nintendo)、華碩、聯想和微軟(Microsoft)等。

據中共官方數字,全部在華外企吸納的直接就業人數超過4500萬,此外還有靠著外資生存的供應商、上下游企業,估計人數過億。冷山表示,目前外資加速撤離是中國失業潮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他認為,目前很多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國企債務過重,這也限制了國企公務員等體制內系統的就業容納能力。

「目前很多城市都在驅趕低端人口,比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讓大家做一些小商小販,加上實體店租金成本太高,以及電子商務低成本的衝擊,這成為失業潮的第四個原因。」

他說:「還有,城市的基建和房地產開工項目減少,很多農民工返回農村,其實這也是失業。」

另外,高校的就業率都是造假,冷山介紹說,學生不簽「就業協議」就不發畢業證。「目前大學生失業的很多,所以國家這幾年都在鼓勵知識青年下鄉,其實就是學毛的那一套,讓這些勞動力在農村損耗掉,避免在城市裏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素。」

官媒忽悠百姓

《人民日報》稱,按照經濟學中的「奧肯定律」,「就業規模與經濟增速高度相關,增速下降往往帶來就業下滑。可是,這一規律卻在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的中國『失靈』了」,儘管經濟增速有所放緩,城鎮失業率保持5%左右。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中共黨媒又在忽悠中國百姓,「他們混淆是非,顛倒因果。」

他對《大紀元》記者說:「Okun’s Law(奧肯定律)是說,從一個實證主義的數據觀察看來,國家的失業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GDP成長就會減少兩個百分點。是就業下滑導致經濟增速下滑,而不是經濟增速下滑導致就業下滑。」


另外,謝田認為大陸失業率不是中共宣稱的5%,而是外界估算的至少15%。貿易戰導致中國產業鏈外移,新增失業在千萬人。

旅美經濟學家何清漣曾在《大紀元》撰文表示,中共的就業統計口徑頗具「中國特色」,行家都明白其失業率數據不會與真實失業率相符。

其文章指,中共官方的統計口徑裏只統計城鎮失業人口,而中國大陸的農民只要活著,就計入「就業人口」中。如果僅將60歲以上老年農民人數刨除,大陸的失業率是22.9%。

百姓飯碗不穩 不因經濟因權貴

對於官媒所謂的「飯碗端穩了,日子才能安定、踏實、有奔頭……」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表示,其實老百姓的飯碗端的穩和不穩跟國家的經濟發展沒有直接的關係。

「說實話,在改革開放之後,少數權貴壟斷了發展的機會,多數老百姓卻承擔了發展過程中的代價。」

他對《大紀元》記者說,西方國家的制度比較完善,失業的群體能得到救濟。但是(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社會保障都沒有了。「這樣的話就幼無所養,老無所靠。這個年輕人啃老,可老的他又不養。」

他說:「這種情況再加上道德淪喪,各個方面蔓延,實際上老百姓的飯碗,即使經濟好也端不住,因為這是社會問題,如果連社會道德都沒有的話,錢再多,飯碗也是不穩定的。人也是不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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