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下午4點,中南海勤政殿召集戒嚴緊急會議,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並決定以武力清場。
北京學者陳小雅所撰寫的史書《八九民運史》全面記載了發生在30年前的天安門事件。本文根據陳小雅2016年出版的《八九民運史》修訂版摘編整理而成。
(接上期)
部隊是否在11點前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真相仍須等待檔案解密。但這個時間,恰好是前往軍事博物館開會的38軍副軍長張美遠回到部隊的時間。另外,瀋陽軍區40軍少將軍長吳家民的回憶也佐證了這個估計。此時,他的軍隊正被阻隔在北京城東北角的三元橋和東直門一帶。
據吳家民回憶:「6月3日23:10,有個穿便衣的人說甚麼也要見我,說有重要指示傳達。我見了他,他掏出工作證,是某領導機關的副部長,來傳達上級首長指示,命令部隊當晚一定要到達指定位置。必要時可以果斷處置。」「他剛傳達完,軍區前指也來指示,通報了萬壽路37戒嚴部隊鳴槍示警驅散人群,迅速開進的情況。」這兩段文字,都明白無誤地證實,在那個時間段,上級確實通過正式渠道,發布了「可以開槍」的暗示。
目擊者說……
「大約夜裏11:20,部隊開始向木樨地的人群掃射。我身旁的一位婦女中彈後只哼了一下便倒在地上,鮮血從彈孔裏噴出,可能她已經死了。」〔1〕
「當我們(從復興醫院)回到木樨地時,部隊又向前推進了幾米。士兵們對著學生和平民不停地射擊……我們得到在復興醫院死去的19個平民的姓名。」〔2〕
「大約在午夜,我們把車停在路邊,走到距離路障約100米處,士兵正在胡亂開槍。死屍和傷員橫在街上……我在地上發現了兩種武器的彈殼:AK-47型和58口徑機槍。」〔3〕
「截至6月4日凌晨2:45,光是復興醫院就有26人死亡……一些身著白大褂帶有紅十字號的救護人員也被打傷,並送到復興醫院。」〔4〕
學生鍾羅白回憶道:「當我們來到木樨地時,就見到數千人聚集在路口,有學生,也有市民,許多人眼裏湧出悲憤的淚水……」有幾百人尾隨著部隊。「短促的槍聲,使人們停下來,紛紛臥倒在地。」「我們尾隨著人群,也臥倒了,當我的手伏在地上時,覺得黏黏的,仔細一看,原來是一灘血,我襯衫的下擺被染成紅色。這時槍聲停了下來,我和葉傅連忙將這灘血拍照下來……最後無法再拍了,因為太多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灘血,有的血很厚。幽暗的路燈下,可以看到黑色柏油路上,布滿了人們踏了血跡而留下的暗紅色的腳印。」
「驚魂不定的人們,又重新集聚起來,高呼『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審判你們!』槍聲又響了,人們開始重新臥倒,又重新救護倒下的受傷者,後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就這樣,每行進10米,需要5分鐘,這5分鐘內,至少要倒下四五個人。」
6月4日凌晨1點,當38軍開過之後,王曉明騎車來到木樨地,仔細觀看了流血的情況:「在木樨地交叉口,我看到八大灘血漿,每灘血漿直徑在1米左右。這血漿是血和肉的混合物,稠糊糊的像肉醬,不凝固。我看像炸子兒炸出來的。另外,從路口向西有一條約30米長的血道。血道在路口處約有3米寬,向西逐漸變窄,血道上的血液已經凝固變黑。」〔5〕
22號樓(部長樓):在家不出去也中彈死亡
近6月3日午夜12:00,《人民日報》總編室收到記者從木樨地打回的電話:「軍隊向平民開槍,傷亡慘重!」接著是這個地段的22樓(一般叫部長樓)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的關山復的一位家人打來的,說他家的女婿、在冶金部工作的尹敬,只是去廚房取水,剛剛把燈打開,就被軍隊從街上打來的子彈擊中,當場身亡,時年36歲。
6月3日晚居住在同一棟樓第14層的中聯部前副部長李初梨家的四川老保母,因探身於陽台,也腹部中彈死亡。在同一棟樓中居住的另一位老人,家中靠大街的牆上也被打穿一個「碗口粗」的大洞。這位老人就是被稱為「中國氫彈之父」的王淦昌。另一位居住在同一幢樓上的中共前總書記李立三之遺孀李莎家,子彈穿過窗戶碰在牆壁上,落在她面前。
急診室的血沒了腳脖子
木樨地被突破後,部隊開到復興門。據丁一嵐回憶:「此時來了兩隊大學生,一隊一二十人,持大旗開進部隊與群眾之間。學生派代表與部隊談判,要求部隊不要進城。部隊拒絕要求。部隊開槍將談判的兩個學生中的一個擊斃了。」
燕京飯店附近,路口南側有許多人躲在暗處觀看,但是沒有人敢到復外大街邊上站著,因為這裏的槍聲仍是響個不停。沒有人用磚頭石子襲擊軍人,也沒有人喊口號,但軍人只要發現有人看他們,立刻無情地開火,身邊一座正在施工的大樓被子彈打得火星迸射。
家居木樨地的陳暉敘述,6月3日晚,他躲在三里河路邊樹叢中,親眼見士兵持槍追殺一青年,對準青年藏身的花壇掃射。此後他又在燕京飯店附近街口,見一士兵持槍追殺一個賣香菸的小販(女孩),直追至女孩鑽進一鐵桌底,打死為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生李相證實了陳暉所說的:「有一個14歲的賣菸的小女孩,背對著菸攤,蹲在菸攤下面,但有半截腦殼沒低下去。結果那半截腦殼被擊中……是蹲下,背對著,頭沒低下來。大家都在議論,這是甚麼『暴徒』啊?!」
事後,兒童醫院參與搶救的一位護士長告訴新華社記者楊繼繩,部隊到達復興門立交橋不久,兒童醫院很快就被送來的傷員塞滿了:「急診室的血也是沒了腳脖子。兒童醫院的病床和手術台尺寸都比較小,但當時也只能在這個條件下進行搶救。開始他們還對送來的傷員逐一進行登記,以便以後向本人或所在單位收取費用,但到了12點時,電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國人民書,指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立即意識到這個定性將使所有的受傷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馬上決定將名單撕掉,保護傷員。」
「兒童醫院主要搶救的是從禮士路到復興門立交橋這一段的受傷者,僅僅三四百米的範圍,送來的傷員達二三百人,死亡者達二十多人。」
楊繼繩循著另一條與復外大街平行的街道一路東行,來到了阜城門內大街的人民醫院:「這裏也是一個大會議室作急診室,傷員很多,不讓記者進入。我問一位大夫這裏的死亡人數,他不說。從裏面走出一位年輕女護士,見我詢問,她拐到沒人處對我說,目前死了兩個,一男一女。一個打中了心包膜,一個打中了肺,都是二十歲左右。女的書包裏還裝著課本。護士說著哭了,用兩手捂著臉跑了……」
據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師丁子霖記載,在同一時段、在上述軍隊開進地區(以木樨地為主)遭槍擊致死的,有大學生、中學生,大學老師、工人、中科院研究人員、婦產科實習醫生、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部門負責人、法院、總政幹休所、鐵路局職員,國家計委體改司機要秘書(轉業軍人)、解放軍總醫院301北門哨兵(武警士兵)、西單民族飯店的廚師。這些遇難者中最小的呂鵬,年齡只有9歲。他(她)們中有的是因為救護別人而喪生,有的死於不准救治。
(待續)◇
注:1—4. 國際特赦,《中國:1989年6月的大屠殺及其餘波》,1990年4月。
5. 王曉明,《目擊實錄》,載《華夏文摘》增刊第38期(199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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