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經濟放緩，中共對大陸電影業「割韭菜式」加徵重稅之際，卻對香港放開合拍片限制，方便香港電影進入大陸市場。以《自由行》入圍今年金像獎最佳編劇的大陸流亡導演應亮，對措施感到憂慮。他表示片商為憧憬「放開限制」而投資大陸，只會面臨「更苛刻的審批風險」，「是一個令香港電影消亡」的過程。
本港電影業代表團赴北京訪問前夕，特首林鄭月娥突宣佈中共五項措施放開合拍片限制，引起業界迴響。應亮昨（17日）接受本報訪問稱，對措施的推出時機和原因表示不解。他認為中國電影業今年進入一個比較困難時期，其一是追稅，「從去年開始，很多審批通過的項目都不敢做」，其次是中國整體的經濟在下滑，「實際上投入的資金比以前少，同時投入的安全感也低了很多。」
他補充，去年3月底中宣部接手電影管理，其後整個電影圈從過去傾向娛樂轉向於政治方向，「特別是一些項目監制層面的人，得到一些來自中宣部的意見。」中國電影進一步面臨不景氣，「實際上很多公司都在裁員、倒閉，香港電影工作者開始離開大陸，因為無論是創作自由的收緊，還是事實上的經濟跟深層上的安全感，都降得非常低」。
他表示不清楚「放開限制」的因由，但就擔憂大陸和香港更緊密的融合，會令港產片被消融。「從行政、執行的角度上來講，審批不需要再給錢了，所有的人員的比例都放開了，評獎能夠進步了，實際上帶來的是和（大陸電影）一視同仁的對待，即面臨苛刻的審批風險」，「一旦審批不通過，那你付出的代價就更大了。」
以往中港合拍片被批評為迎合大陸市場，題材變得欠缺香港特色，令香港電影市場步向衰落。應亮認為現今做法，是將中港合拍片的風險「延續性的擴大」，「每一個投資者，每一個參與所謂中國電影這個遊戲的風險的人，必然把審查變成一個更強烈的自我審查，也就是說是一個消亡香港電影的過程。」
雖然不少業界人士都歡迎新政，但應亮認為他們「只是口說而已」。他以最近備受爭議的《逃犯條例》為例，「《逃犯條例》打擊最大的是商界」，而片商和到大陸投資的港商相似，跟中共官商合作緊密，對大陸的情況有切身的體會，「他們應該比我更明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只是恐懼而不敢說出來。」
對於《逃犯條例》的影響，應亮認為此條例衝擊面大，他也因此感到憂慮，重申未來會考慮離開香港。「修例如果通過的話，那就完成了一國一制。完成一國一制後，我這一代也面對49年那一代人的選擇，那麼我一定會作出離開。這是很正常的事情，一點都不奇怪。」
應亮目前定居香港，於去年9月28日獲香港永久居民身份。2012年他因出品改編自楊佳襲警案的《我還有話要說》，電影遭中共政府查禁。警察甚至到香港接觸應亮，要求他剪去楊佳等當事人的名字。應亮拒絕要求後，上海市公安局揚言要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將其逮捕。應亮其後被迫流亡香港。今年他以自己經歷改編的電影《自由行》，入圍今年金像獎最佳編劇，但提名名單被中共媒體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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