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劉恆—歷史本相與天機（三）

秦漢一段風雲變幻史，對後世影響深遠。然今日之人往往為其刀光劍影的表象所迷惑，擷取歷史的殘片連綴成型，而迷失或忽略了其本像中一脈貫穿的天道神機。本文意在以漢文帝為主軸，還原一段漢史中談古論今，以期破除諸多歷史偏見與迷惑，見天地人三才玄妙之聯繫。

曉之以理，劉恆以一封書信平定南越，是源於伴隨他成長的黃老思想。中華文化中的「敬天愛民」也在劉恆身上充份演繹。文帝二年冬月和臘月，連續兩次出現日食凶兆，劉恆下詔罪己；並禁止祭祀官員為皇帝個人祈福，恢復古制。

六、尺書定越文帝以道收反王

在其位，就要謀其政。既然做了領袖，就要忙於國是了。眼下就有個棘手的領土問題——南越王國，其範圍北至南嶺（今廣東北部、廣西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帶），西至夜郎（今廣西，雲南的大部），南至海（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東至閩越（今福建南部），都城在番禺（今廣州市）。

南越王趙佗原本是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秦始皇時期，他奉命帶50萬秦軍平定嶺南。秦始皇死後，群雄並起，趙佗讓軍隊嚴守南嶺各關口，防止中原各路軍隊南進，自立為南粵武王。後來，劉邦做了皇帝，趙佗被漢朝冊封為南越王。劉邦死後，呂后當權，搞了一些小動作，對南粵實施鐵器禁運，據說還平了趙佗家的墳，趙佗一怒之下鬧了獨立，自立為南武帝。呂后興兵南下，久戰無功，直到呂雉死了，這個戰場上才有了「中場休息」，劉恆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副爛攤子。

自幼受道家思想影響的劉恆，深知強制是改變不了人心的，他要做的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他派人去真定修了趙佗的祖墳，又召來趙佗的兄弟，給了他們不少精神和物質上的快樂。接著，劉恆寫了一封真誠但不失威嚴的信，讓陸賈給趙佗送去，就是後來著名的〈漢文帝賜南越王書〉：「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漢書．西南夷兩粵北韓傳》）

(插畫 / 志清)

大概意思是：

「趙老叔，您辛苦了。……您老家真定的那些哥哥弟弟們，我也慰問過了，您老的祖墳也給修了。

前幾天，我聽說您派人到湖南折騰我的人，我們這邊受了不少苦，您那邊遭的罪更大吧！如果打起來，肯定會死很多當兵的，讓人家的老婆當寡婦，孩子變成孤兒，父母沒兒子養老，這種撿芝麻丟西瓜的事兒，我可不幹。……我是皇帝，您現在也當皇帝了，一個國家兩皇帝，之間沒有人幫忙通氣兒，那就叫『爭』。只有『爭』沒有『讓』——這種事好人是不幹的。

以前的事，咱們就都揭過不提了，還恢復友好的關係。讓陸賈去把我這個意思說清楚，咱們自己人就不要總動刀了。順便給您捎去一百套中高檔服裝。希望您沒事兒聽聽音樂、搞點藝術，出國旅個遊甚麼的，過得開心點。」

趙佗看了劉恆的信，又被陸賈一番分析開導，生出七分敬、三分怕。他立即下令去掉自己的皇帝儀仗，歸順漢天子。他又給劉恆寫了一封回信，大意是：

「俺這個野人酋長糟老頭子問候您了。俺本來是廣東一個小官，您老爸提拔俺當了高級領導，對俺不錯，您二哥給了俺很多好東西，對俺也不錯。後來，您那個大媽呂老太太當家了，搞種族歧視，不賣給俺們農具，俺沒法種地，也不賣牛馬羊給俺們，偶爾賣給俺們一點，還光賣公的，不給母的。俺那個地方偏僻，不進口點牲口，連祭拜祖宗的東西都沒有。俺又聽說俺家祖墳被呂老太太扒了，俺兄弟也被她『喀嚓』了，俺被逼得沒招兒了，才把自己提拔成皇帝，不是成心給你們添亂。

……俺祖宗是中原人，不敢忘本。俺這個糟老頭子現在都抱孫子了，可是睡也睡不甜，吃也吃不香，為啥呢？因為您家不收留俺。現在既然您當家了，又給俺平反了，俺就不當皇帝了。讓人給您捎點各種顏色的玉器，意思意思。」

南越從此復歸於漢，一場經年的戰爭被劉恆半尺書信消弭於無形。

老子說：「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只要稍有學識修養的人，沒有遇到問題就喊打喊殺的，正所謂「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留侯論》）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的是，出現問題的時候，首先要改善自己，就像孔子所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劉恆尺書定越，為這句話做了一個完美的註腳。

七、敬天愛民劉恆演繹真實王道

尺書定越式的處事風格，不是劉恆的獨出心裁，而是源於影響和伴隨他成長的黃老之學——中華真正的起始文明——道家思想。道家的「無為而治」在整個劉恆時代得到了充份的體現。不僅如此，中華文化中的「敬天愛民」在劉恆身上也充份得到了演繹。

文帝二年冬月和臘月，連續兩次出現日食，這在講究「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社會，引發的效應，不亞於連續兩次大地震。按照我們祖先對天地的認識，日食代表的是凶兆。對此，劉恆下詔罪己，做了一次「公開檢討」。

他說：「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災，以誡不治。……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丐以告朕。……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史記．孝文本紀》）——如果君主不賢德，施政不公平，那麼上天就顯示出災異現象，警告他，這個君主當得不好。11月最後一天發生日食，這是天象上最嚴重的災異現象。天下能不能管理好，這個責任都在我一個人身上。……大家都要認真想想我的過失，你們知道的、見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夠的地方，懇請你們告訴我。我怕外族侵擾邊境，因此邊疆的防務一直沒停止。現在既然不能撤除邊防軍，怎麼還能增加兵力來保衛我呢？

劉恆的實際行動是「罷衛將軍」——為了節省財政支出，劉恆減少了自己的一支衛隊；太僕掌管的現有馬匹，只需留下一些夠用就可以了，其餘的都交給驛站使用。等於削減了總統車隊，只留幾輛夠用的，其他的都捐給各地招待所了。

這番舉措並非劉恆的矯情、做作。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左傳．襄公十四年》）——君主是祭祀天地神明儀式的主持人，也是萬民的希望。所以，如果天子缺乏德行，就會使社稷遭受天降之災，因此，明智的君王在遭遇天災時，都會反省、檢討自己的過失，三皇五帝時早有先例。

商朝初年，天下連續五年大旱，於是，湯王「以身為犧牲」（《墨子．兼愛下》）——拿自己的身體祭祀上天，要把自己架在柴火堆上燒了，而且，他在對上天的誓言裏說：「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可謂誠感動天。誓言已畢，就要點火的時候，突然，天降大雨，商湯因此得救，萬民歡騰。（《呂氏春秋．順民篇》）

而今，上天示警，但災難未至，劉恆自然不必把自己「烤」了，不過，他因「日食」凶兆而下詔罪己，也的確承傳了古風。

作為天子，天下的災難要自己一肩挑，可是天下的福氣卻不應歸自己所有。因為，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只要對百姓有利的就去做。（《左傳．文公十三年》）《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就是祭祀，包括祭祀天地山川、祭祀祖宗，歷朝歷代都設有主管祭祀的官員，天子也要每年按時祭祀天地祖宗，這在信仰天人合一的中國傳統社會，是頭等大事。但是，到了秦朝，負責祭祀的「秘祝」卻專門負責為天子個人祈福，這與軒轅黃帝開啟的華夏文明宗旨大相逕庭，等於在助長天子的私心。這個陋習也遺留到了漢文帝的時代。

劉恆是個很傳統的人，這種違背傳統精神的東西，自然不能保留。他說「我不夠賢德卻長期治理天下，這已經讓自己很慚愧了。以前聖明的天子，都是給廣大的民眾帶來恩惠，卻不求回報。現在，我聽到官員在祭祀上天的時候，祈求把福氣都給我一個人，卻不為百姓祝福，我自己聽了都臉紅。我不賢德，卻獨自享受天降之福，百姓卻沒有份兒，這會讓我變得更不賢德。」（《史記．孝文本紀》）從此，禁止祭祀官員為皇帝個人祈福，撥亂反正，恢復了秦之前的古制。

「律法」的改革，體現道家的「無為而治」對社稷萬民的益處。劉恆首先倡議廢除的，是從秦朝延續來的「連坐法」。在劉恆的一再堅持下，立法部門的官員們終於廢除了「連坐法」，讓天下多少人免受無妄之災。

親嘗湯藥的漢文帝（wikimedia）

八、幾欲選賢讓國恆心廢除惡法

劉恆想復古的事情，可不止一兩件。

從夏啟開始，除非國家元首自己不著調——像夏桀商紂，否則，天子之位基本都是子承父業，已經成了不成文的規定。可是劉恆想像三皇五帝時一樣，退位讓國。所以，當有關部門向劉恆提出，該從兒子中選一個作太子時，劉恆拒絕了。

他的理由是：「朕既不德，……謂天下何？其安之。」（《史記．孝文本紀》）大臣們說：「早立太子，正是為了表示重視宗廟社稷，為天下著想啊。」

劉恆說：「那不成啊，你們看啊，我叔叔楚王治國經驗豐富，我堂哥吳王人厚道、智商也高，我弟弟盡心輔佐我，他們不都重視社稷嗎？還有那麼多對國家有功的人，如果選舉道德高尚而且有能力的人來繼承我的事業，國家民眾就有福了。現在不選這樣的人，非要讓我的兒子作太子，人們會認為一心只考慮自己的兒子，不為天下人著想。我極力反對這麼做。」

眾大臣一聽，咱們這位頭兒怎麼總出新花樣啊，咱們還是都按以前的規矩來吧。大夥兒以史為鑑，說：「商朝啊、周朝啊，都延續了一千來年，為啥啊，就是因為他們很早就立了太子啊。還有您老爸當年平定天下，讓子孫繼位，這是您老爸的願望，現在您放著兒子不立，要另外選人，這不是您老爸的願望啊。您還是別改來改去了。」劉恆這才立了自己的兒子劉啟作太子。

現代人對中國帝制時代常常產生一種誤解，認為皇帝可以為所欲為，沒有任何約束。史實卻非如此，自秦始皇吞併六國，結束了夏、商、周三代封建制度以後，幾乎在整個帝制時代，國家權力基本是由士人——也就是知識份子組成的政府掌握的。每個職位有自己的權限範圍，不能逾越。比如，除了清代，皇帝無權直接干預各部門和地方事務，尤其在宋代以前，政府首腦是丞相，有封駁皇帝詔書的權力，就是可以否決皇帝的命令。

立太子的大事，劉恆拗不過大臣；禁暴政，他是一定要堅持的。

對我們這些現代人而言，「律法」的改革，更容易體現道家「無為而治」對社稷萬民的益處。劉恆首先倡議廢除的，是從秦朝延續來的「連坐法」。

「連坐法」是戰國時，由秦國重臣商鞅「發明創造」的，主要內容是：如果一個人違反了法律，若是周圍的鄰居沒有舉報，鄰居們都要跟著遭殃。如果旅客沒有「暫住證」、「身份證」，旅店就不准收留，否則店主就得被抓。當然，商鞅發明了這麼缺德的惡法，不可能不遭報應，後來，商鞅自己被通緝，逃到邊境想住店，因為沒有「身份證」，店主不敢留宿。商鞅因此留下「做法自斃」的典故。

這項惡法後來就一直這麼延續了下來，漢初的「連坐法」雖然沒有商鞅時那麼變態，但是有人如果犯了重罪，還是會累及親人。這種源自「法家」思想的「損招」，自然不能被受道家、儒家教育的劉恆所接受。可是劉恆要廢除這項惡法卻不像安撫南越那麼簡單。安撫南越，劉恆只用了半尺書函，但是，要修改法律得經過相關部門認可。

在當時丞相管理百官的政府體制下，劉恆即使作為皇帝，也不能獨斷專行，不能直接下發詔書。文帝對立法部門的官員說：「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史記．孝文本紀》）——「法律這東西，是社會秩序的保障，是用來制止暴行和表彰好人的。現在（這項連坐法）除了把違法的人判罪，還要把他父母妻兒也治罪，我的意見是不贊同的。希望你們討論一下。」

可是觀念一旦形成，往往容易形成「慣性」，要改變延續了多年的「成法」，並不那麼容易。而且，修改法律多麻煩啊，修改一條，就要牽扯方方面面很多領域，官員們對此持反對態度：「一人犯法牽連他人，這樣做是為了讓人心裏有所顧忌，不敢輕易違法。這條法律已經有些年頭了。算了吧，還是保持原樣方便點。」給了皇帝一個軟釘子。

但是，劉恆很有「恆」心的，堅持要廢掉這條惡法：「我聽說，法律如果公正，民眾就誠實；刑罰得當，民眾才會服從。官員是幹啥的？就是管理民眾，引導民眾向善的。現在既不能引導他們，還要用不公正的法律處罰他們，這是加害民眾的暴行。怎能阻止犯罪呢？我沒看出這麼做有甚麼好處，你們還是好好討論一下吧。」

在劉恆的一再堅持下，立法部門的官員們終於討論，並最終廢除了「連坐法」，從此，讓天下多少人免受無妄之災，可謂功德一件。（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