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談過中國經濟進入下行通道，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在生活上的抗壓能力有多強呢？說到底，抗壓能力與兜裏的錢有關。最近，廣發銀行與西南財經大學發表了一份《2018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這是關於人們兜裏有多少錢的調查。使用該報告的數據，我在此文中準備分析一下，人們對經濟下行有多大的抗壓能力。
被調查對象都是誰？
有的讀者可能已經看過有關這個報告的新聞，但是，相關新聞都沒介紹，這個調查反映的是哪些家庭的財務狀況？這份報告不是富人調查，因為戶均總資產只有150萬元（包括房產價值和金融資產）；同時，它也不是房奴調查，因為戶均負債（包括按揭等）只有7.5萬元，這在大中城市裏最多只夠買5平米房子，而按揭族欠下的貸款通常都多到上百萬；它更不是貪官財產調查，因為這個商業性調查是自願參加的，不管是上門訪問，還是電話調查，漏網貪官們大概都會拒絕接受調查，雖然他們知道，來人或來電的，不是中紀委或省市紀委。
根據報告撰寫者的介紹，這個調查在全國華北、華東、華中、華南、西南、東北、西北7大區的23個城市進行，這些城市包括北京、天津、石家莊、南京、濟南、杭州、上海、福州、廣州、深圳、佛山、汕頭、中山、湛江、鄭州、武漢、長沙、成都、昆明、瀋陽、哈爾濱、大連和西安。歸納一下，除了北上廣深四大都市以及廣東省的幾個中小城市外，其它城市都是省會城市，但不包括經濟比較差的華北、西北、西南地區的部份省會城市。調查者根據被調查戶所在地區、家庭資產狀況分組，按各組比重隨機抽樣，最後選取了1,754戶家庭，這些家庭的年收入在67,817元以上。
從以上信息判斷，這個商業性調查的對象主要是城市老住戶當中的中產家庭；之所以這樣理解，是因為只有在城市裏擁有長期老戶籍的住戶，才基本上不需要在過去幾年裏購買昂貴的住房，因此不會揹著沉重的按揭，他們多半以前就擁有自己的住房。城市老戶籍中產家庭有一個特點，他們可能不是炒房大戶，對房價下跌的敏感度不像按揭族那麼大；這樣的家庭資產增值，很可能不是炒房炒出來的，而是已有老房產的價值隨著市價上漲而自然升值；同時，他們的住宅可能以自住為主，屬於不能出售的不動產，把他們的全部資產扣除不動產後的金融資產，才是他們可以動用的金融資源。
從這個調查的地理分佈可以看出，它覆蓋的是經濟相對較好的地區，因此，調查得到的家庭財產數額高於涵蓋經濟落後地區的全國平均水平。由此可以觀察，在經濟比較好的地區的省會以上城市，城市老住戶當中的中產家庭，究竟現在平均有多少金融資產，又分佈在哪些方面，是銀行定存為主，還是理財產品、股票為主？關注這一點，是從中可以分析這些家庭對經濟下行的抗壓能力。
房產致富？
這個調查當中，被調查戶裏戶主年齡在50歲以上的佔53%，30歲以下的只佔8%、總共140戶；而在這140戶裏，16歲到22歲的家庭年收入達到18.5萬，23歲到30歲的家庭年收入達到23.8萬。這說明，被調查對像主要是相同年齡群裏收入比較高的家庭，而不是那些從中小城鎮到大中城市工作、生活，單人月收入只有三五千元、買不起房的年輕人。由於調查機構的目的是了解被調查戶的金融投資意向，所以，它對「月光族」不感興趣，更不反映低收入家庭的狀況。
就所有被調查戶的平均狀況而言，這些家庭的平均總資產是150萬元，其中房產價值佔77.7%，即117萬。這次調查是2017年做的，所覆蓋的23個城市中，除了瀋陽、哈爾濱、大連和湛江以外，其它城市2017年底的房產均價都已突破萬元；那麼，用調查數據中的自住房房產價值（總資產扣除可投資資產），除以這些城市的平均房價每平米1.5萬元（這是一個偏低的估算，因為一線城市的房價高達4到5萬元），大致可以了解，這些中產家庭倒底有多少房子。我計算下來的結果是，戶主年齡在30歲以下的，他們的自住房產大約平均是八十多平米，而30歲以上的家庭，其自住房平均約100到120平米。這樣的居住面積比較舒適，但同時也說明，這些家庭如果因為經濟需要，要從現有住房中騰出一個房間收取租金，可能性並不大。
這些被調查戶除了自住房之外，還有多少房產可以收取租金呢？可以收取租金的房子屬於投資性房產，從被調查戶的可投資資產中扣除金融資產後發現，戶主在30歲以下的家庭中，平均大約每4戶裏有一戶擁有1套小戶型房子可出租；而41到50歲的家庭裏，每3戶裏就有一戶擁有百平米面積的可出租房；65歲以上的家庭裏，是每4戶裏有一戶擁有百平米面積的可出租房。由此可見，城市中產家庭裏，真正擁有第二套可出租住房的家庭只佔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對大部份沒有第二套住房的家庭來說，房價漲跌帶來的財產增減，其實只不過是一個虛幻的概念，因為房價漲了，他們也不大可能賣了房子去套現；房價跌了，他們也沒有家庭財務損失，只不過感覺差了點。這個結論指出了一點，在城市中產家庭裏，靠房產致富的家庭其實很少；而房價下跌，對大部份只擁有自住房的家庭來說，並不構成多大的衝擊力。
餘錢怎麼用？
城市中產家庭的財產中，除了可出租房子外，就是金融資產了。按這份調查報告披露的情況，所有被調查家庭金融資產的平均分佈情況是，43%是銀行存款，17%是保險產品，13%是理財產品，10%是別人的欠帳，股票只佔8%，剩下的9%包括現金、基金、債券等。
在經濟下行情況下，不同年齡組的需要不一樣。所謂的經濟下行，在一定階段內，先表現為就業機會減少、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已就業者被裁員，同時在職人員薪資縮水。這種情況對年輕人的衝擊是，收入停滯或減少，為此將不得不壓縮消費；對中年人而言，子女教育等開支不能壓縮，一旦收入不夠，也必須壓縮消費；而老人的收入和日常消費本來就有限，所以經濟下行對他們的衝擊力最小。如果青年和中年家庭入不敷出，就只能動用金融資源來維持生計。
那麼，不同年齡組的被調查家庭各有多少金融資源可以動用呢？這個調查得出的數據是：戶主在22歲以下的家庭平均擁有52萬金融資產；23到30歲的家庭平均擁有64萬；31到40歲的家庭平均擁有82萬；41到50歲的家庭平均擁有88萬；51到65歲是54萬，65歲以上是33萬。22歲以下的家庭能平均擁有五十多萬金融資產，應該有相當一部份來自父祖輩的饋贈；23歲到50歲的家庭有60到近90萬，數量不小；而51歲以上的家庭因為有醫療等大項可能的開支，擁有30到50萬金融資產，倒不算很寬裕。從這些數據來看，城市中產家庭的不同年齡群組，其金融資產可以補充或支撐他們在經濟下行階段的生活開支，而不致於度日艱難。
不同社會階層的焦慮
過去10年來，圍繞著資產保值，城市中產階層的焦慮點不斷轉移。先是炒股遇到股市大跌，現在他們金融資產當中平均只有8%是股票，炒股已經不再是他們的興趣所在；曾經有一部份有房中產階層試圖購進新房，把金融資產轉變成會增值的房產，現在，隨著房地產市場進入蕭條狀態，炒房也不再是他們的選擇，這份調查報告也披露，城市有房中產階層的按揭負擔其實已經降到很低的水平；面對上漲的物價和高企的房價，如何讓自己手中的財富不貶值，理財產品曾經是街頭巷尾的熱議話題，但前年開始，理財產品和基金經理人頻頻「跑路」，於是中產階層又不得不把他們將近半數的金融資產重新放回銀行帳戶，寧肯利率低，也要保資產安全。可以說，前些年，在股票、房產、理財產品等諸多選擇之間，城市中產階層為財產保值而焦慮不已；如今，選擇少了，甚至沒了，這種為選擇而焦慮的感受可能反而減輕了。所以，城市有房中產家庭並不是社會各階層當中，短期焦慮最強烈的階層；而其他社會階層的焦慮可能強弱不一，對經濟下行的承受力也各不相同。
幾億農民都有自有住房，本來生活水平就不高，如果全國經濟狀況不佳，他們出去打工或靠在外子女匯款的來源減少，還可以通過種植和養殖來維持日常生活；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民對經濟下行的抗壓能力大得多，沒多少錢，也能抗下去。
與農民相反的是城市裏的上億中低收入階層，包括在城鎮定居的農民工家庭以及城市低收入居民家庭及家中未就業的青年人，他們可能對經濟下行的感受最為強烈。這個社會群體的積蓄有限，如果待業青年本人或父母沒有就業機會和足夠的收入，其生活水平會下降。
有一個社會群體因期望值比較高，今後的焦慮感會越來越強。這是指從鄉村考進大學、畢業後留在城市謀職的青年人，以及從中小城鎮到大城市謀生的青年人，他們曾經的夢想是在大城市裏定居，成為中產階層的一員。一旦他們在城市裏買了房，成為高房價之下承負著沉重按揭的按揭族，在經濟下行時期，他們既擔心工作機會不保，付不了按揭，又擔心房價下跌，吞掉自己的首付，甚至把他們這些按揭族變成「負資產族」（若房價跌過三成，他們的房產淨值可能小於按揭餘額，這樣的房產就變成了「負資產」）。對他們來說，退回家鄉沒出路，留在城市則十分艱難。
按道理，擁有多套房產的富人似乎是對房產下跌最擔憂的階層；其實，對他們來說，最大的擔憂還不是房價下跌，而是資產「鎖死」。富人的財產不是幾筆銀行存款或一兩套房子，而是多種多樣的房產、投資等。對他們來說，財產管理意味著按照市價計算而得出總數，財產增減就是一個數字概念。當然了，他們對經濟下行的承受力非常大，雖然財產總數不漲了，但足可以花上許多年。問題在於，他們所期待的，其實不是守著財產安心度日，而是希望把財產變現，轉移到他們認為安全的地方，即國外。恰恰在這一點上，他們非常焦慮，因為現在當局對購買外匯和將外匯轉移境外，限制越來越多，就算房產能降價出售，也未必可以順利轉移到國外。從這個角度去看，富人的財產其實已經被「鎖死」，不管他們在境外有幾國居留權，帶不走錢，出了國也神氣不起來。
事實上，富人當中財產最多的人，早已在外匯管控強化之前把部份財產轉移境外了。現在「鎖死」焦慮最強的人，多半是那些在境外沒路子、想出國又不摸著門的「土財主」，他們怕「共產」，但又躲不掉；還有一批人，就是悄然躲過反腐運動的官員，他們積累的財富不少，但見不得光，「見光死」的不只是錢財，還包括他們自己。所以，他們的焦慮甚至可能比經商的富人更嚴重，因為護照被收上去，錢財轉不走，上繳就是罪，心虛也得守。
以上分析表明，經濟下行主要衝擊的是城市中低收入階層，而最窮的農民反而受影響有限，中產階層的抗壓能力相對比較大；至於富人的焦慮，與經濟下行時期的抗壓能力無關，這樣的焦慮內生於「中國特色的道路」。
（大紀元首發，轉載須經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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