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瑞士達沃斯召開了年度世界經濟論壇,有些媒體的評價令人深思。英國《金融時報》 拉娜‧福魯哈爾的文章認為,「與達沃斯的許多會議一樣,該會議小心翼翼地避免談論最緊迫的問題」;而中國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網」的文章則說,王岐山在達沃斯論壇留下的身影略顯孤獨,象徵著今天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同樣略顯孤獨的境遇。中國自認為在經濟發展上非常成功,為甚麼這樣的成功換來的卻是孤獨?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僅與北京的行為有關,還需要到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當中去尋找。經濟全球化事實上已經造成了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美國發起的對華經貿談判,並非對全球化的「破壞」,而是一種對經濟全球化負面效果的校正嘗試。

一、經濟全球化的正反兩面

去年11月2日的《大紀元時報》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洪都拉斯大篷車暴露了全球化思潮的弊端」,談了與這個話題相關的三個基本觀點,即經濟全球化有稅收流失和納稅人錢包失控兩個負面效應,以及受益國和受損國的政府「看門人」立場不同。現在我結合最新的媒體議論,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

經濟全球化是由發達國家的企業推動的全球化產業鏈重組過程,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相關各國經濟、社會的變化。這樣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技術、訂單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而一些發達國家的稅收減少、失業上升、經濟發展停滯。經濟全球化帶動了全球經濟總的發展,但受益國的發展並不能補償受損國面臨的困難;其實,在發展中國家當中,全球化產業鏈的轉移也不斷產生新的受益國和新的受損國。一個最新的例子是,最近部份產業鏈從中國開始向東南亞國家轉移,在這次達沃斯論壇上印度尼西亞工業部長哈塔托對媒體表示,僵持不下的中、美貿易戰給印尼創造了生機,我們是中、美貿易戰的受益者。當然了,相對於得益的印尼,中國就是受損者。然而,印尼會因為自己得益而給中國補償嗎,當然不會,就像中國從來認為,自己從全球化得益時,它並不需要對美國這個受損者補償,因為那是全球化的自然結果,是中國自己的本事。顯然,經濟全球化並不必然是相關各國的雙贏格局,產業鏈從哪些國家外移,這些國家就開始品嚐全球化的苦果。

不管是苦果,還是甜果,在每個相關國家,都涉及到三方,企業、政府和居民。企業只關心成本和利潤,哪裏便宜,就把產業鏈轉移到哪個國家;但是,在失去產業鏈的國家,政府能向得到「甜果」的外國收稅,來支付本國失業者的社會福利嗎?絕無可能。在這一點上,跨國公司作為私營企業,從來不為其母國政府或國民著想,當然不可能為了緩解其母國政府的財政困境,就減少產業鏈外移。所以,經濟全球化最大的負面後果就是,跨國公司的利益與母國政府和居民的利益可能發生衝突;而在民主制度下,這樣的衝突會通過選舉來更換政府,要求新一屆政府採取措施,緩解這樣的問題。

那些左派學者和媒體把這樣的民意稱為「民粹主義」,是因為他們把經濟全球化「政治正確」了,他們認為,誰批評全球化,誰就是政治不正確。其實,全球化與政治正確無關,全球化不過是一個本身隱含著正反兩面效應的經濟過程,不該用「政治正確」的大帽子去誇大全球化的正面效果,同時又用「政治不正確」的大帽子去壓制全球化負面效果的社會反彈。經濟可以全球化,國家卻是地域性的,發達國家的大多數居民不會為了就業,就帶著自己的家庭在全球流動、隨時遷居;為了維護自己的正常生存,他們對政府提出改變經濟政策的要求,具有完全的正當性。西方的一些左派人士為了自己的烏托邦理想,主張取消國界、讓發展中國家的居民自由流入發達國家。在發達國家只佔少數、而發展中國家佔大多數的全球現狀下,這樣的人口流動全球化,必然導致發達國家的衰敗,因為需要社會福利的低技能人口的大量流入,肯定會加重發達國家原有居民的稅務負擔,最終產生對後者的「共產」效應;也許,這樣的「共產」效應正是上述烏托邦理想的內核。

二、中國為甚麼孤獨?

說達沃斯會議避談重大議題,以及王岐山在達沃斯論壇上身影孤獨,這兩個評價談的是同一件事。這次世界經濟論壇避免談論的最緊迫問題之一,就是中、美之間正在緊張磋商的經貿談判;這場談判的結果,無疑對全球化的走向有重大影響,但世界經濟論壇的參與者們只在走廊上私下議論紛紛,卻不願意到講台上就此發表意見。

達沃斯論壇的「門票」很昂貴,只有大公司才能作為會員參會,基本會員的年費是6萬瑞士法郎,再加上每個出席者要交2.7萬瑞士法郎,合起來相當於一個參會者每次開會要交8.7萬美元。參加達沃斯論壇的各國企業界精英們,「昔日在這個年度盛會上總是躊躇滿志,而今年與會者普遍懷著一種擔憂」(引自英國《金融時報》社評),為甚麼他們那麼喜歡全球化,且深為其前景擔憂,卻又不願意公開討論當前全球化遇到的問題呢?或許,至少有兩個原因:其一,他們的公司可能與中、美兩國都有業務,兩邊都不敢得罪;其二,因為他們就是這些問題的當事者之一,比如,造成全球化負面影響的因素之一,恰恰就是跨國公司的全球逃稅問題,對此,他們當然不喜歡研討了。

批評經濟全球化的發達國家部份居民有他們的道理;避談全球化弊端的跨國公司精英們也有自己的難言之隱;那麼,與全球化關係密切的中國政府,面臨的又是甚麼難題呢?無疑,中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從來沒有這麼重要過;但是,舞台上的「角兒」,並不一定只聽到掌聲,被「喝倒彩」也是常事。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所以中國正在努力地維護全球化;但中國孤獨的根源,也與全球化有關,原因在於,全球化並不是一套完美無缺的制度框架,而是一個從意識形態到體制結構都漏洞百出的現實存在。

中國的孤獨不僅僅在政治制度層面,那是過去七十年來的常態;中國的孤獨還在於,北京當局關於經濟全球化的認知,是一種單維度思維,只看經濟全球化帶給自己的好處,同時從不承認自己的獲益與他國的受損有直接關係。它有一種典型的辯解方式,即全球化讓美國消費者買到了大量廉價的中國產品,所以是兩國的雙贏。這種辯解的尷尬在於,當全球化的新趨勢正在把產業鏈從中國向印尼等國轉移時,中國是應該為了維護全球化而讚揚印尼的獲益以及中國的受損,硬把這種局面稱為中國和印尼的「雙贏」,還是應該反對全球化新趨勢對自己的「傷害」?其實,美國消費者並不在乎印尼產品取代「中國製造」,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有沒有工資買日用品;而恰恰在這點上,最近兩年美國消費者因為美國政府的政策轉變而感受到了工作機會的增加,現在美國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已經下降到50年來的最低水平。

事實上,在不斷變動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沒有永久的獲益者。中國的製造業成本必然會隨著「世界工廠」的形成而不斷上升,由此引起部份產業外移、失業增加。北京當局的孤獨在於,與民選政府不同,當局的正當性和經濟繁榮綁在一起了;經濟下行不僅僅令當局格外緊張,而且還面對對內宣傳上的困境:曾經的經濟繁榮是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就,那今後的長期經濟蕭條是否就是政策的敗筆呢?這是一個自己挖出來的「坑」。

三、「做蛋糕」還是「偷蛋糕」?

王岐山在達沃斯論壇上說,只有「做大蛋糕」,才能「更好地切分蛋糕」。在這方面,北京當局也面臨一種孤獨的處境,因為很多國家都在擔心,除了有「做蛋糕」的,還有「偷蛋糕」的。當前中、美經貿談判當中的核心議題是侵犯知識產權,這就涉及「偷蛋糕」問題。在國際知識產權領域,中國早就加入了《專利合作條約》(1970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983年)、關於《集成電路的知識產權條約》(1989年),但同時卻使用各種手段,大規模地侵犯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如此作為,北京確實是「孤立無援」的,沒有哪個國家願意站出來說,我們支持「偷蛋糕」。

但客觀地看,在其它領域,北京當局倒不是唯一的「偷蛋糕」者,在歐盟成員國裏也有類似現象。最近歐盟發出警告,馬耳他、塞浦路斯和保加利亞公開「出售」其公民身份。以馬耳他為例,來自阿拉伯國家、俄羅斯、亞洲或南美洲的申請人不必居住在馬耳他,他們只要在馬耳他購買了房產且保留5年,期間來島上探視1次,就達到了申請入籍的條件。而持有馬耳他這個歐盟成員國護照的人,作為歐盟公民,可以自由居住在歐盟任何成員國,並享受居住地的醫療和養老金,還可以作為遊客,免簽證進入美國。

據德國之聲報道,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和「全球見證」在去年秋季的一項研究報告中估計, 過去十年中一些歐盟國家為了賺錢,已發放大約10萬張「黃金簽證」(指投資移民簽證),其中6千人已經獲得歐盟公民身份。這些簽證的大部份是西班牙、塞浦路斯、葡萄牙和英國簽發的。僅塞浦路斯就通過出售護照獲得48億歐元,在塞浦路斯遭到金融危機的重創之後, 這個地中海島國便開始通過這種方式來獲取資金。其實,歐盟 28個成員國中,20個成員國都允許以不同數額的投資換取長期居留權。

問題在於,對想要移民歐洲的外國人來說,他們的投資移民國未必是他們真正的移民目的地;他們最喜歡的居住地並非保加利亞或塞浦路斯、馬耳他,而是法國、德國、英國等地;利用保加利亞或塞浦路斯、馬耳他作為跳板,輕而易舉地獲得歐洲公民的身份後,就可以在法國、德國、英國長期居留。這種情況下,保加利亞或塞浦路斯、馬耳他通過「賣公民身份」,獲得了一筆無需償還的「買路費」,而法國、德國納稅人卻要為這樣的外國移民支付各種社會福利開支;也就是說,法國、德國的「蛋糕」被保加利亞、塞浦路斯、馬耳他「偷」走了一塊。稱其為「偷」,是因為如此「出售」其公民身份,是白佔其它國家的便宜。

這個例子說明,在歐盟這個區域「全球化」試點地域,制度上無數的漏洞為「偷蛋糕」創造了各種各樣的機會。制定公民法以及發放簽證,本來是每個國家的內政,但「人口流動全球化的歐盟試點」卻為「偷蛋糕」開了大門。對這個問題,全球化的無條件贊同者往往避免談論。直到一些國家的「蛋糕」被「偷」得太多了,這些國家的原有居民才不得不正視這樣的「兩難」話題。英國退歐過程中,這就是個重要因素;美國與墨西哥的邊界長期以來形同虛設,直到洪都拉斯「大篷車」隊雲集邊境,矛盾才爆發出來,而美國民主黨的左派「國家無疆界」思維,至今仍然阻礙著邊境築牆的計劃。

歐盟的上述問題顯示,「偷蛋糕」的行為,不只是外國移民的個人行動,也包含其成員國政府的不當作為。同樣,在侵犯知識產權的問題上,北京當局除了通過技術間諜、網絡入侵等非法手段獲取技術,也在經濟全球化的掩護下,通過對發達國家高科技公司的風險投資來獲取知識產權。中、美經貿談判的僵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侵犯知識產權這個問題得不到實質性解決。

經濟全球化在意識形態上本來就沒有「政治正確」可言,也不是甚麼神聖不可侵犯、不能反思的經濟現實,因為它事實上已經造成了一系列上面談到的問題。中美經貿談判不是對經濟全球化的「破壞」,而是一種對經濟全球化負面效果的校正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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