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秋的一天,邵陽縣河伯公社五洞大隊第八生產隊會計劉義元賣妻的消息一下子成了爆炸性新聞,迅速傳遍四面八方。

且說1968年秋的一天中午,幾個手拿梭標、鳥銃的民兵,突然闖進屋高聲大叫:「反革命份子劉義元滾出來!」真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血氣方剛的劉義元聽到叫他反革命份子,氣得火冒三丈,厲聲質問:「你們不要血口噴人!我是貧下中農,是生產隊會計,誰是反革命?拿證據出來!」「陳良柱就是證據。」劉義元立即被五花大綁,押到大隊部。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忽然有人敲劉義元的門。打開一看,是陳良柱跪在他面前,邊哭邊說:「好兄弟,我們是一起長大的。我雖然出身地主,但哪裏也沒去過,一直在隊上搞生產。你當會計最清楚,一年到頭我沒缺一天工,未偷一回懶。有人說我參加黑殺隊,這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承認,他們就把我吊半邊豬,逼我交代。人總要講天理良心,沒那回事,我拿甚麼交代?不說又要吊。承認是死,不承認也是死,唯一的生路只有逃走,可是逃到哪裏去?到處在抓黑殺隊,天下老鴉一般黑。你是個好人,請你設法救我一命。我永世不忘!」

劉義元是個有初中文化的人,又是生產隊幹部,想到利用法律來保護他。陳在劉家躲了兩天兩夜之後,劉便對他說:「在我這裏也不是長久之計。我有個辦法,你看行不行?」「甚麼辦法?」「投案自首。」「那不是自投羅網嗎?」

劉義元分析說:「在當前這種形勢下,除了縣公安局,誰也救不了你。你唯一的活路就是跑到縣公安局,就說自己是黑殺隊,特來投案自首。他們就會把你關押起來,你就安全了。」陳良柱覺得有道理,臉上露出了一絲喜悅。

當晚下半夜,劉義元站崗放哨。在劉的保護下,陳悄悄溜出大隊,迅速向縣城塘渡口而去。第二天清早,找到縣公檢法軍管小組,自報投案。軍管小組經查問,知道他是出來逃命的,無法關押,只好把正在縣裏參加會議的五洞大隊黨支部書記李雲松叫來。李馬上掛電話讓隊裏快來接人。就這樣,陳良柱又被前幾天折磨他的兇神惡煞抓回去了,劉義元窩藏陳良柱的事也暴露了。

劉義元駁斥審問他的人:「誰說他陳良柱是反革命?誰說他是黑殺隊?真憑實據在哪裏?他是我們生產隊的社員,我們一同長大,非常瞭解。他為人老老實實,勞動勤勤懇懇,沒有曠過一天工,沒有偷過一回懶。他在我家住了兩天,我有甚麼權力把他趕走?你們說他是反革命、黑殺隊,請證據拿出來,連人一起送到縣公安局去,請政府定罪,該關則關,該判則判,該殺則殺,何必你們勞神費心?如果你們真的成了最高人民法院,有處死人的權力,那麼請問: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的牌子在哪裏?大印在哪裏?你們這些人代替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嗎?」

主審者理屈詞窮,怒不可遏。一杯茶的功夫,劉義元即被打暈,耳膜被打破。

劉義元的妻子陳冬青尚在坐月子,千方百計找熟人拉關係,在傷藥嚴重脫銷的情況下買了四顆跌打損傷丸,抱著嬰兒往公社去給丈夫送藥。丈夫頭腫得像個西瓜,兩口子抱頭痛哭。

幾天後,一夥橫眉怒目、兇神惡煞的人衝到劉義元屋裏,翻箱倒櫃,挖地三尺,尋找劉義元的反革命罪證。劉義元喜歡讀書看報,但又缺錢買不起書,訂不起報,因而在外面看到片紙隻字,就當寶貝一樣撿回來看,碰到一些帶韻味的詞句,還愛引吭高歌。

日積月累,家裏集起一堆廢舊字紙。搜查者將這字紙全部抄走,仔細查看,終於在一張格子紙上發現幾行莫名其妙的字:「日出東來月落西,程度不知路高低。得逍遙處且逍遙,騎驢跨鶴過竹橋。」他們左看右看,看不出甚麼名堂。

就因為這片廢紙,劉義元被關進大牢。劉的岳父陳昌順,原是生產隊長,也因陳良柱案被抓,送到縣監獄,一年後死於獄中。

時年22歲的陳冬青,也被當做反革命家屬,掛黑牌戴高帽,遊街批鬥,被折騰得不像人樣,奶水全無,月子裏的小女兒餓死在爺爺懷裏。

劉義元在牢裏一坐就是22個月,進來時是個25歲的精壯勞動力,如今是一天三兩米都吃不完,人瘦得皮包骨頭,一雙膝蓋骨一到陰雨天就痛徹骨髓,腰伸不直,腿張不開,頭抬不起,身挪不動,比八十歲的老人還差。

有關方面怕他死在牢裏,又定不了罪,只好放他回生產隊接受監督勞動。當他蓬頭垢面拄著一根棍子慢慢挪到自家門口時,家裏人都認不出來了,夫妻又是一場大哭。

劉義元在監裏患上了嚴重的胃潰瘍,出獄後沒錢治療,拖了一年多,病情越來越重。一天晚上,他深情地對妻子說:「我恐怕活不多久了,現在你又有身孕了。如果我死了,你帶著孩子,還有個老爸,生活怎麼辦?再者,我還頂著個反革命罪名,你就是反革命家屬,孩子也是黑五類,長期受欺,永無出頭之日。」

冬青問:「你是不是想讓我去做流產?」劉義元解釋說:「我是想給你母子找條活路,找一個有前途的人家!」冬青堅決不同意:「我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要活一塊活,要死一塊死。況且我還懷著你的骨肉!」

在參加完一次四類份子會後,劉義元又乘機試圖說服妻子:「冬青,我倆離婚吧,我不能老讓你背這個反革命家屬的臭包袱。你是貧下中農出身,離了婚就可以堂堂正正做人,大搖大擺走路,誰也不敢再對你怎麼樣。」冬青最終同意離婚,但「離婚後我仍住在家裏,不能把我趕出去」。

婚離了,劉義元開始琢磨著勸妻子改嫁。他說:「昨夜我做一個夢,夢見我們的兒子和別人的兒子在一起玩耍,不知為甚麼忽然吵起來了。別人的兒子罵我們的兒子是反革命崽子,要砸死他。兒子哭哭啼啼跑回來問我:『你是反革命嗎?你為甚麼要當反革命?』我說:『爸爸不是反革命,是冤枉的。』有人罵我翻案,用索子把我父子雙雙捆了起來。我從夢中驚醒,嚇出一身冷汗。為你自己的前途和我們未來的孩子著想,你必須忍痛割愛,決心改嫁。」

冬青哭起來,越哭越凶,如生離死別:「你病這麼重,爸爸又老了,身邊沒人照顧,日子怎麼過?」劉義元說:「你如果真的關愛我,就向男方提一個條件,要三五百元錢留給我治病。只要病治好了,一切失去的東西都可以掙回來。」

這時劉義元已在鄰近的新寧縣為冬青找到一位大齡青年。這位青年身體健康,長相不錯,心地善良,出身也好,只因家窮,一直找不到老婆。冬青無奈,同意了這門親事,但向男方提出兩個條件:一、她已有身孕,孩子生下來帶滿周歲後讓劉義元接回來;二、因欠賬要500元還賬。

男方表示:第一條沒問題。第二條,只能拿出200元,多了拿不出。最後雙方達成了交錢結婚的協定。劉義元拿著這200元錢,住了20天醫院,劉義元的病好多了。

一天,有人給送來個好消息:冬青分娩了,是個男孩。劉義元馬上向父親報喜。兒子周歲後的第三天,劉義元去接兒子。見了冬青,尷尬之餘,雙手合十,千恩萬謝:「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冬青悲歡交集,喜的是他身體比原來好多了,悲的是他還是反革命釋放犯。

談到接孩子,冬青說:「接回去還是個反革命崽子。再說,兒子尚未斷奶,你接回去如何帶?」劉義元無以回答。「還是等斷奶以後再說吧。」劉義元只好照辦,悻悻而歸。

劉義元空手回來,老父懷疑冬青變卦了。劉義元心病漸重,舊病復發。這時年關漸近,隊裏搞年終結算,兩父子勞動一年,僅得80元錢,還被扣除60元的杉樹錢,僅餘20元。

父親從自留山裏砍了幾蔸杉樹回來做棺材,隊上卻說,反革命家屬沒有砍樹的權力。鑒於砍的是自己栽的樹,從寬處理,不批不鬥,罰60元錢算了。劉義元不服氣,砍自家山上的樹為甚麼要罰款?找大隊幹部評理,大隊幹部說:「你是勞改釋放犯,你父親是反革命家屬,沒有享受社員待遇的資格。」

聽了這個話,劉義元好比五雷轟頂,差點昏了過去。憑空被扣上的反革命帽子,哪一天才得盡頭?以前賣老婆治病想活下去,如今活著又有甚麼意思?老婆改嫁了,兒子又抱不回來,治好的病又犯了,真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哪有出頭之日,不如早死早超生!決心下定,立即到供銷社買了一瓶敵敵畏。

年三十晚上,他把從隊上分來的兩斤臘肉洗淨、煮好、分成兩大碗,一碗給父親,一碗留給自己,說:「爸爸,今天過大年,我娘死得早,父親又當爹又當娘苦苦把我養大,誰知兒子沒有出息,被誤栽冤枉當了反革命,坐了幾年牢,身體搞垮了,老婆被賣了,孫女餓死了,孫子也接不回來,害得您老人家吃了一輩子苦,受了一輩子罪,實在是對不住。」劉義元淚流滿面。

父親反復安慰他。劉義元則就著昏暗的煤油燈,背著父親,將敵敵畏倒在自己那碗肉裏。老人問:「哪來的農藥味?」他說著「沒有」,便端起碗狼吞虎嚥呷起來。父親勸他吃慢一點,別呷出毛病來。

然後胃開始翻騰了,劉義元對父親說:「爺老子,你要挺住好好過,不要為我傷心。」說著哇的一聲,吃的東西全部吐出來了。父親以為是他胃不好,扶他上床休息。

劉義元躺在床上,因疲勞過度,一覺睡到第二天響午。他很納悶,百思不得其解:是農藥失效了?還是藥量太少了?他走下床來,端起藥瓶子就喝,硬是一口氣把剩餘的敵敵畏全部喝光。誰知藥到肚子裏翻江倒海一陣之後,又全部嘔吐出來了。劉義元沒有死成。

一晃又過了五年,1980年10月,邵陽縣公安局發了個30號檔——《關於劉義元被拘留一案的複查結論》,稱對劉「拘捕不當,予以糾正」。劉義元立即拿了這個檔去新寧縣接孩子。

誰知兒子大了,怎麼也無法認同。劉義元滿懷希望而來,滿腹失望而去,只好另找老婆,想重續香火。找了個39歲的寡婦。生活了三四年,孩子連影兒也未見。劉義元只怪自己八字差,命中註定。

後來老父也死了,自己身體也一天天地差,分了兩畝責任田也無力耕種了。帶著後討的老婆南下打工,可是人家嫌他年齡太大,跑了幾個城市也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回家沒有盤費,生活無著,租不起房,住不起家,只好流落街頭,靠撿破爛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