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致力於中國和東亞政治經濟學研究的Peter Zhang日前在英文大紀元發表評論文章，分析了中國人的「斯德哥爾摩症」以及對黨和國的界限區分模糊的現象。
以下是Peter Zhang所發表文章的翻譯稿。
最近一些媒體在炒作說，特朗普總統指稱幾乎每個在美國學習的中國留學生都是間諜，儘管他在說的時候沒有明確點名這個國家的名字。
2月13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在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作證說，中國（共）的大規模間諜活動，無論是教授、科學家還是學生，都在美國各地運行，不只是大城市有，小城市也有。
「我認為學術界對此的天真程度產生了自己的問題。它們（中共）正在利用我們所擁有的，備受我們尊重的，非常開放的研究與開發環境。但它們正在利用它。」雷說。
目前，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就讀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大約有35萬人，佔全部外國留學生的35%。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成員邁克爾·韋塞爾（Michael Wessel）認為，北京正在招募他們中的一些人來確保獲得技術知識。
諸如前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博士生劉若鵬將敏感技術傳遞到中國的事例並不少見。儘管新聞媒體常常沒有將其報道的像俄羅斯間諜案那樣的轟動。
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CSSA）內幕
中國學生和學者協會（CSSA）幾乎存在於所有註冊中國學生的美國大學。他們受到當地中共領事館的影響，並且經常受其資助。
CSSA不是一般的學生俱樂部，相反，他們幫助監督中國學生，執行一系列中共政府的任務，比如在校園內騷擾所謂的「反華」演講者；歡迎來訪的中共領導人，風雨無阻地站在他們的酒店外面。
2015年，當中共國家領導人訪問華盛頓時，中共大使館利用微信和一些CSSA聯繫，動員了大約700名附近大學的中國學生參加迎接活動。參加者揮舞著紅旗歡迎共產黨領導人，每位學生之後得到一些辛苦費。有些學生甚至是從相對較遠的地方，比如維珍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乘坐幾個小時的大巴參加活動的。
還有一個令人驚嘆的例子，2002年時任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對冰島進行國事訪問時，在歐洲的數百名中國學生被動員飛到冰島迎接。冰島當局屈服於江澤民的壓力，在接待江澤民期間，冰島根據北京提供的一份黑名單，拒絕已經到達冰島雷克雅未克-凱夫拉維克機場的數百名法輪功和西藏抗議人士入境。
似乎中共覺得光有CSSA還不夠，中共現在已經公開在美國大學校園建立其分支機構。
在接受《外交政策》採訪時，一位伊利諾伊大學成立的中共黨支部學生成員說：「在我們回到中國後，我們必須與我們的老師進行一對一的面談，講述我們自己在國外的表現以及其他人的表現……我們不得不談論是否其他學生有一些反黨思想。」
諸如此類的中共黨支部在加州、俄亥俄州、紐約州、康涅狄格州、北達科他州和西維珍尼亞州都有運作。
在一個歐威爾式（Orwellian）社會中，學生互相監視的「文化」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事實上，學生們也被鼓勵舉報他們的教授。
由於學生的舉報，廈門大學71歲的尤盛東教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翟桔紅以及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譚松都成為了近期的受害者，他們因為在課堂上發表了政治上的不正確評論而被停止教學。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
我曾經問過一位中國留學生，他是一位忠誠的基督徒，「你為甚麼要響應CSSA的呼籲去迎接來訪的中共領導人，而你在中國的地下教會的兄弟姊妹正在四處躲藏，正在被這個無神論的共產政權迫害？如果你要是去代表他們進行抗議，這我倒可以理解。」
他顯然不知所措，在是否應該履行其「愛國」義務或捍衛自己的個人信仰之間掙扎。由於中共數十年的系統宣傳，將國家與黨等同起來，他已很難區分中國與中共之間的界限。
很可能有一些活躍的CSSA成員，其父母或祖父母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曾有一段艱難痛苦的經歷，但中共似乎已經成功地說服這些學生「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一普遍口號。
曾在牛津大學接受過培訓的精神科醫生楊景端是首位能夠解釋中國人多年來所遭受內部衝突的中國醫生。2006年5月，楊醫生在哈佛大學燕京禮堂為眾多的與會者發表演講，他以中國著名作家丁玲為例，來說明全中國人是如何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在1973年發生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一起銀行搶劫案後流傳出來的詞彙，常被用來描述受害者對施虐者所經歷的矛盾情感。
丁玲在50年代的「反右運動」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勉強倖存了下來，令許多人大吃一驚的是，在右派平反後，她還大力為共產黨的「反右運動」做辯護。當然，丁玲並不是個例，因為一個靠恐懼和精神控制而維持的歐威爾式社會可以大規模地生產具有這種扭曲思維的個體。
雖然住在北京中南海的中共領導們可能沒有人曾經聽說過斯金納（B.F. Skinner），但似乎他們已經精通了斯金納的行為修正模式，甚至比西方許多諮詢家掌握得都更好。
斯金納的模式被稱為操作性條件反射，這一理論是基於行為可以通過外部刺激來塑造的前提。通過多次實驗，斯金納發現這種刺激，特別是獎勵或懲罰，最有可能影響在良好控制環境中的個體的行為。很少有政權比中共更好地隔離他們的公民，以便更好地操縱和控制他們的思想和行為。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長期受害者通常不會意識到他們的思想被扭曲或者他們已經成為受害者。中國人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沒有接受過客觀事實的教育，而是被灌輸了中共政府希望他們相信的思想。這對中國人民以及居住在中國境外的人來說都是危險的。
這並不是說一個西方國家政府完全沒有意識形態的操縱，但兩者存在很大的不同：一個成功的西方國家政權依靠的是其公民的積極參與，而共產主義政權的成功依靠的是其民眾的被動依附，其只有通過不懈地宣傳和對所有媒體的嚴厲控制才能實現，包括為6億互聯網用戶提供與世隔絕的內聯網。
因此，對被大規模威權體制挾持的全體中國人來說，治療他們的唯一辦法就是創建一個自由社會。
克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或多年共產主義教育思想控制所帶來的影響，可能是所有中國人面臨的最艱鉅的任務之一，特別是那些真正有機會在自由社會中轉變自己的海外學生。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寫到：「除非他們覺醒，否則永遠不會反抗，但除非他們反抗，否則不會覺醒」。
美國大學可能會發現投資資源去學習中國共產黨體制下的思想控制和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會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而不是專門向海外中國留學生提供科學和技術知識。有關這些主題的研討會可以幫助學生們克服他們所遭受的持續而陰險的宣傳所帶來的創傷性影響。這樣他們就能夠感覺到足夠安全地去進行批判性和創造性思考。
英國前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說：「未來的帝國是頭腦的帝國。」如果我們要幫助中國成為一個和平和值得信賴的國家，培養一個健康的頭腦也許是一個好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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