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聽人說，在異國求學、就業期間，午夜夢迴想家的時候，最渴望卻不可得的，往往是故鄉路邊攤的一盤蚵仔煎、一碗肉圓或媽媽的炒米粉。我旅居荷蘭的那些年，也不乏此種種將鄉愁寄於舌尖的時刻，然而讓我饞到快掉淚了，不光是所謂的台灣味，偶爾還有從小吃到大的西餐，對我而言，那也是家鄉的味道。
比起同一輩台灣人，我算是比較早接觸到西洋食物，原因無他，因為先父愛吃西餐。開始跟著爸爸上西餐廳時，我才五、六歲吧，說不定更小。我們最常去中山北路二段的「大華飯店」，偶爾上嘉新大樓頂樓的「藍天西餐廳」或南京東路的「羽球館餐廳」。後來大華歇業了，我們就轉去小南門的「中心餐廳」。
多半由爸爸點菜，前菜不是燴牛舌，就是燻鯧魚；湯常常是牛尾湯或鄉下濃湯（番茄蔬菜湯）。主菜呢，最常吃芝士烙魚或烙蝦，一小盅端上桌，表面是焗烤到焦脆的芝士，也就是乳酪。揭開來，熱氣氤氳而上，底下是奶油白醬，裏頭埋著無刺的魚肉或明蝦。還有炸豬排，敷了麵包屑炸成金黃，鋪在瓷盤上，偌大的一片。吃豬排時一定要蘸「梅林辣醬油」，爸爸還會吩咐跑堂，多來點酸甜的「酸黃瓜」。
及長才知道，我從小到大吃得津津有味的所謂「西餐」，包括爸爸三不五時便親自下廚熬煮的「羅宋湯」在內，都是源自上海的海派西餐，亦稱滬式西餐。我所熟悉的那些菜色，全是摻雜了中國味的法國菜、德國菜、意大利菜、英國菜和俄國菜，從來就不是道地的西菜。
追憶30年前的台北西餐館
根據舊式身份證，父親籍貫是江蘇東台，但他其實是在與上海崇明島隔江相對的南通長大，成年後在上海住過一陣子。對於像爸爸這樣從小養尊處優又生性好奇的小城富家子弟而言，上海這十里洋場或許是世上最摩登的所在，也是他與西洋接軌的開始。而好吃、也講究吃的父親，與滬上的洋事物最直接也最切身的接觸，想來就是海派西餐了。
海派西餐肯定特別合他的胃口，不然，他怎麼會在來到台灣、結婚生子後，還不時帶著他的本省籍妻子和台灣出生的子女，吃遍台北有名的滬式西餐館？好幾年前，我不知在網上還是書中看到一篇文章，說是60年代末期，台北大華飯店一客A餐（一湯兩菜外加甜點和飲料）的價錢是普通小學教員將近半個月的薪水。倘若此事不假，雖說孩子胃口小，可以點半客，價錢便宜一點，但是咱一家大、小周末去吃頓西餐，終究得花掉當時小學老師一個半月以上的勞務所得！爸爸為了吃西餐，竟如此揮霍。
近二十多年來，越來越多標榜著正宗法國菜、德國菜、意大利菜的餐廳，出現於台北街頭。時代和社會氣氛的變遷，加上父親這一輩的「江浙人」慢慢老去，不中不西的滬式西餐無可避免地凋零了，最終僅存70年代中期遷居信義路二段的「中心」強撐場面，在進入21世紀後又熬了五、六年，才熄火歇業。
父親在世最後幾年，我回台灣探父，三番兩次問他想不想去吃西菜，好比意大利菜或法國菜，他總是不置可否，意興闌珊。有一回跟他聊天，講到兒時的大華飯店，他那天談興甚高，順著我的話頭，一一數說起當年台北有名的西餐館，結論是：「大華算是最好的，不輸老上海的西菜館。」這話一說完，老人家又沉默了，臉上浮現惘然的神情。
就在那一刻，我彷彿明白了，父親愛吃的根本不是「西洋菜」。對他而言，帶著中國味的滬式西餐，並不只是口腹之欲，那當中尚蘊藏著對往昔時光和故鄉的脈脈溫情。換句話說，那其實是父親的鄉愁。而這樣亦華亦洋的「西餐」，眼下也已成為我將永遠懷念的父系滋味。
～轉自萬海慈善航運基金會「停泊棧」期刊6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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