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因恐嚇申請信息公開的學生而成為眾矢之的的北京大學，在尷尬、草木皆兵中迎來了一百二十周年的「生日」——儘管五月四日並非是其真正的生日。而之所以選擇這一天作為北大的「生日」，是因為在中共的宣傳中，「五四運動」是「先進青年」因無法容忍社會現狀的腐敗黑暗，出於「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的熱忱而發起的「反帝愛國學生運動」，最初的參加者不少來自北大。
事實果真如此嗎？經過對這段歷史認真研究後，香港歷史學者馮學榮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他表示，這場運動「除了打傷一個人、燒毀一棟房、撤了三個官、留下暴力的火種之外，沒有甚麼裨益可言：既沒有救國，也沒有立德。一場胡鬧，僅此而已」。
五四運動誘因與學生攆走蔡元培
「五四運動」的直接誘因是1919年的巴黎和會。在巴黎和會上，西方國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給了打敗德軍、已然在山東經營的日本，而北洋政府代表則表示，作為戰勝國，依據中日1915年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民四條約》而被日本控制的青島，應該歸還給中國。
民國北京政府還提出給日本補償，支付其出兵青島（打德軍）的軍費開支，但遭到了日本、美國、英國等的拒絕。
無奈之下的民國北京政府密電談判代表、外長陸徵祥可以簽約。得知密電消息的「國聯同志會理事」林長民，立即寫下《外交警報敬告國人》一文於1919年5月2日刊登到當時北京的主流報紙之一《晨報》上，稱：「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
一些得知消息的北大學生遂聯合北京十三所高校三千多名學生於5月4日上街示威遊行。當日下午1點鐘，學生們匯集在天安門，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的口號，並要求懲辦親日派高官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
據脫離中共的前高官張國燾《我的回憶》記載，5月4日，北大學生是從北大舊校址沙灘紅樓開始遊行的。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曾追上學生，苦口婆心地勸阻學生不要遊行。作為遊行示威學生領袖之一的張國燾站了出來，駁斥蔡元培道：「蔡校長！這事與你無關！你本來就不知道此事！你不必干涉！」就這樣，張國燾和北大的同學們，硬是把蔡校長給攆走了。
暴徒學生火燒趙家樓 打暈外交官員
高呼著口號的學生先是到了使館區、向外國使館提交了《陳情書》，但卻沒得到任何回應。憤怒的學生遂轉而奔向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趙家樓。
得到風聲的曹汝霖不想在街上被學生認出並被當街打死，於是飛奔回家躲避。在家門口，他遇到了北洋政府臨時派來保護他的三、四十名警察，但警察們說：「上面有指示，要求我們這些警察務必文明對待遊行示威的學生。所以，我們這次連警棍都沒有帶，不知怎樣保護你才好。」曹汝霖只有苦笑。
最終，警察們想出了在曹家大門貼封條的辦法，來阻擋學生。因為撕毀政府的封條就是犯法。但顯然，警察們低估了憤怒學生的能量。鬧事學生仗著人多勢眾，不但衝破了政府的封條，衝進了曹家，更有憤怒的學生執起一塊大石頭，朝曹汝霖年邁、癱瘓的老父親猛地砸過去，幸好曹家的一個丫環挺身攔住，為老人家擋住了這塊石頭（事後，那丫環疼痛了好些日子）。
因曹汝霖躲在衣櫃裏，學生們並沒有找到。但憤怒的學生並未罷休。當他們在車庫中發現曹汝霖的一輛車，車旁有一桶汽油時，遂放火燒掉了曹家，這就是令人震驚的「火燒趙家樓」事件。
曹家起火後，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政府外交官員章宗祥被迫逃了出來。因被學生誤作是曹汝霖，被學生們圍毆。有一個學生還拿起一根鐵棍，朝章宗祥後腦掄過去，章立即暈倒。幸好章宗祥的日本朋友中江丑吉衝了出來、死死護住章宗祥，而使其沒有被學生打死，但其經醫生檢查後，「大大小小的傷，一共有56處，而且還有腦震盪」。
章宗祥在場的另一朋友丁士源，則質問旁觀的警察：「學生們都動手打人了！這不叫行使民主權利！這叫行凶！你們當警察的，怎麼還不管一管？！」
警察們由於上面有令，紛紛扭頭不理。好在北京市警察局長吳炳湘及時趕到，大喝一聲，學生們才轟然逃散。行凶者被抓到的，沒有幾個。
學生打人的驚人消息一出，北京衛戍司令段芝貴立即放話：「老子我要派部隊進京，嚇唬嚇唬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暴徒學生！」
民國北京政府總理錢能訓聞聽後，立即反對：「中華民國的國防軍隊，是一支對外的武裝，怎麼可以用來對付自己的老百姓？！」
自然，軍隊沒有進駐北京，被捕的學生也很快被釋放了。雖然在全民輿論下，民國北京政府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撤了曹、章、陸三個親日派高官的職務，但卻並沒有解決青島問題，日軍一直駐紮在那裏，並保持了對青島長時間的實際控制。
直到1921年在由美國牽頭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迫使日本簽署了旨在「保全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經濟利益各國均沾」的《九國公約》，日本才被迫同意與中國簽署《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簽約之後，日本從青島撤軍、回國，把青島還給了中國。
也就是說，青島的回歸，是民國政府利用了西方國家間的矛盾達成的，與五四運動沒有必然的關聯。
五四運動 沒有任何裨益可言
民國政府和彼時北大對學生示威遊行、打砸行動的寬容，與鉗制百姓自由、對抗議的學生開槍屠殺的中共，以及恐嚇學生的北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這足以讓當下的中國人羨慕不已。
是甚麼讓北大等高校的學生忘記了古人教導的「仁愛」？難道對政府的不滿就可以隨意打人？肆意放火？ 這不能不提到新文化運動和對馬列主義的宣傳。
1911年，清朝滅亡，民國成立。起初，科舉的廢除、新政的實行、立憲運動的興起、地方自治的熱潮等，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基本是正面的，中國文化的基本傳統也沒有斷裂。
具體來說，科舉雖廢除，但相對發達的民間社會給予了知識份子更為廣闊的空間。而且民國政府沒有限制民間辦學，民間還有辦報紙、辦出版社和通訊社及宗教活動的自由。
換言之，知識份子成為了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在大學、報紙、出版社等，繼續傳承中華文化。在政府眼中，他們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鋒。
隨著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走向獨裁以及軍閥混戰，中國走向何方成為了很多人探求的課題。其中陳獨秀於1915年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次年改為《新青年》），宣傳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批判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傳統道德，並提出東西方文化一個是舊的，一個是新的，應該用新的去改造舊的。《新青年》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影響了眾多的年輕人。
在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後，陳獨秀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他遂將《新青年》遷到北京，並開始在北大宣傳馬列主義，《新青年》也刊登了不少宣傳馬列主義的文章。而在五四運動爆發的前三天，即5月1日，由中共黨員李大釗主編的《新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出版。五四運動的前夜，李大釗還發表了一篇題為〈「五一節」May Day雜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號召在慶祝日這一天採取「直接行動」。
一方面，由陳獨秀掀起的「新文化運動」衝擊了中國傳統的是非標準和價值標準，否定了傳統上中國人的信仰，並且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使得中國傳統文化第一次遭到了徹底的否定和破壞。
另一方面，對提倡暴力的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的宣傳，尤其是李大釗的鼓動，影響了一部份青年人。沒有人可以保證，在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打傷無辜的學生中沒有受到這樣影響的北大學生。
史載，「五四」第一次示威行動後的當天晚上，學生領袖們就來到北大李大釗的圖書館辦公室，向他匯報當天所發生的事件。李大釗還要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員，將五四運動擴大到其它城市中去。在響應這一號召的人當中，就有李大釗的學生、後來成為中共黨員的鄧中夏。無疑，中共利用五四運動，加強了宣傳，使更多的知識份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此走上了歧途。
可以說，五四運動對中國的發展毫無益處，除了給禮儀之邦的中國留下了暴力的範例，其唯一的後果就是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提供了一個契機。正如馮學榮所言：「五四運動，除了打傷一個人、燒毀一棟房、撤了三個官、留下暴力的火種之外，沒有甚麼裨益可言。」「既沒有救國，也沒有立德。一場胡鬧，僅此而已。」
而當年的大知識份子梁漱溟也曾發表社論、譴責大學生的暴力行為。他一方面覺得應該支持這樣的愛國運動，同時也提到這些學生無論出發點是甚麼，還是犯法了。他說，我們這麼多年來都是在各種革命的名義之下，以大的名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即便是我們要爭民主，或者是為了反抗西方國家，無論是在何種名義之下，也不可以侵犯人權。他表示，我們不應該在愛國的名號之下，做自己任意想做的事情，這是不對的。他提到：「我寧願這些學生去自首，去蹲他的監牢，如果政府可以特赦當然更好」，「如果我是這些學生，我寧願真的坐這個牢，因為我確實犯了錯」。
歷史的發展也證明，「五四運動」是中國噩夢的開始。如今還在紀念「五四」並將其作為生日的北大，自由精神全無就是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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