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的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五反」運動是1951年中共政府開展的一場政治運動。「三反」是指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是指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無論是「三反」所反的「三害」（貪污、浪費、官僚主義）還是「五反」所反的「五毒」（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經濟情報），從字面上講，都屬於任何社會都會加以鄙視的失德和犯罪行為。

在任何時候和場合，對這樣的行為進行譴責批判甚至懲處，在一般民眾眼裏，都具有充份的合法合理性。對此類行為加以懲處本是常態，但是中共慣用搞運動來整人並達到使人恐懼並順從的目的。

由於運動宣傳從字面上就使工商業主處在不道德及非法的位置上，不僅便於動員群眾，而且使鬥爭物件在道義上喪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只能任其處置。在整個運動期間，雖然鬥爭物件自殺、甚至全家自殺的事件在各地都有，但沒有聽說有過反抗行為，也無力反抗。

中共搞「三反」的主要目標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前中國國民黨黨員及無黨派官員。「五反」運動始於1952年1月，其主要目標為國內的資本家。

中共先搞「三反」的目的主要是要從這些官員口中拿到與資本家交往的證據，然後很快轉入「五反」，也就是說整資本家才是目的，既可從資本家身上搜刮錢財，使其恐懼，又可打掉其尊嚴，為後來工商改造（公私合營）的掠奪鋪路。即「三反」是「五反」的開胃菜而已。

「三反五反」運動的波及者

「五反」運動，使當時留在大陸的所有資本家在劫難逃。政府打著「反偷稅漏稅」，強制資本家補交稅款,有些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繳納，這樣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只好一死了之。

其實當時政策上並沒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時還留著這些人「生蛋」。當時報紙連編累牘重點報道工商界的罪行，這些「奸商」的滔天大罪，言之鑿鑿，聞者髮指，只要五反中有油水可榨，就先送他一項重罪，再發動工人去鬥爭，要他自動自覺地把錢拿出來。可是很多人實在受不了兇殘的鬥爭，為維護尊嚴，寧可走上絕路。

自2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病者，即不下萬人。醫院是最忙碌的單位，內科、外科搶救自殺者的工作量最大，接診中風、神經病人成了急診大夫們最大的任務。

自殺方式，以跳樓、投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售賣，故欲求安臥而死，也不可能。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死亡，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死。跳江的死者更倒楣，不見屍首就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會繼續遭到逼迫，所以只好選擇其他死亡方式，讓中共看見屍體也好死了心。

當地棺材店一掃而空，中共為節約木料，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開火葬場，也時時爆滿。

自殺者的遺書有一個普遍特點，為了死後不給家庭找麻煩，總是痛駡自己一頓，然後再歌頌人民政府的「德政」。

上海從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資本家是全家數口一起自殺。

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彙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今天又有多少商人、資本家跳樓自殺。

中國航運大王盧作孚被「運動」後，於2月8日吞服安眠藥自殺。

冠生園創始人冼冠生於1952年4月被圍困在辦公室裏兩天後，跳樓自殺。

與此對比，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創辦者陳光甫1949年後先到香港觀望中國政局的發展，後明確拒絕共產黨的北上邀請，確定留在香港經營在香港的上海商業銀行，後定居台灣，得以保全財產和善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