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姊妹 夢迴神州

「你好！歡迎！」她們說的是字正腔圓的漢語。墨爾本一棟花園洋房裏，一對身穿中式服裝的希臘老姊妹笑語喜顏迎出來，歲月深刻的臉龐，抹不去早已銘刻心骨的東方優雅。她們笑著自我介紹：「我們也是中國人啊！」

她們是三朵出生在中國天津的希臘小洋花的其中兩朵，她們的大姊（Androniki Doucakis）已經離世。站在我們面前的二姊朱蘭（Dimitra Doucakis）和妹妹玫瑰（Andromache Doucakis），人如其名，美如絢爛的春花。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那段兵連禍結的烽鼓硝煙裏，她們的青春曾那樣生動地綻放過，彷彿驚鴻一瞥。早已湮沒的歷史畫卷一瞬間如此真實的逼進眼前。

烽火戰亂逼著她們的父親帶著妻子和三個女兒，在中國大地上四處躲避，只想尋找一處相對安寧的屋角。他們如此熱愛這片承載著豐富悠長文明的神州土地，以至鐵馬兵戈也無法驅趕他們離開中國。日本人來了，為躲避戰火，他們一家人不得不離開上海，來到已經被日本佔領的大連。接著，蘇聯紅軍來了，因害怕蘇聯共產黨，為避免戰亂，他們又離開大連，逃至北京。最後，毛澤東來了，他們一家人戰慄不安，茫然四顧，偌大的中國再也找不到立腳之地。

「我們不是真的想離開中國。」她們說：「父親選擇去澳洲，因為他說澳洲離中國很近。父親還說，當中國沒有共產黨的時候，我們就回去。」

但父親再也沒能回去，家人紛紛亡故，夢漸漸老去。客心倦歸，相去海山千萬里，又豈是一夢之遙？最小的妹妹玫瑰，為了掙扎著再看一眼闊別60多年的故鄉，2010年以逾80歲高齡之身，帶著女兒和兩個外孫女，飛回故土一一尋訪舊地，無奈時過境遷，重尋無處。

「我們出生在那裏，那是我們的家。」朱蘭緩緩說道。那個家，那個優雅閒適的貴族之家早已在戰天鬥地的時代大潮裏被徹底顛覆。新時代嶄新的腳印又煩躁地踩下去，幾乎連舊日的一抹痕跡也未留下。隨著父母流落他鄉的姊妹三人，沒想到會在自由遼闊的澳洲土地上生根發芽，安了家。如風旋來的花種，曾經親近的中華故土，如今只能在夢裏千百次歸去……

夢迴神州他鄉說故鄉

環顧朱蘭澳洲墨爾本的家，整座小洋房的家居佈置一面是純粹的古典西式風格，另一面是傳統的東方陳列。牆上、桌上到處擺放著舊時的黑白相片，或古樸、或精緻的中國傢私及骨董大都是後來從香港等地辛苦收集而來。「我們喜歡中國的東西。」朱蘭和玫瑰用漢語說道。

她們說，1951年逃離中國來到澳洲後，60多年過去了，中文幾乎已淡忘，但仍會想起一些。她倆用中文稱自己是「杜小姐」，爸爸是「杜先生」，媽媽是「杜太太」，曾經照顧她們的保母是「夏奶奶」，還有「阿媽」，做飯的還有「大師傅」……這些中文名字，60多年了，她們沒有忘記。

你一句我一句，她倆英文敘述裏夾雜著中文，彷彿悠長故事裏藏著的顆顆珍珠。

煙草商致富，傭人幫工多

1911年因土耳其人的入侵，朱蘭和玫瑰的父親杜先生（Charles Doucakis）離開了希臘。她們的爺爺本來打算要送他去美國的一家銀行，但後來他沒有去，而是選擇去了中國。17歲的他在中國開始做煙草生意，勤勞加上天分，使他很快成為當時的大煙草商，家資富有。

朱蘭回憶說：「我父親來中國時還是個小夥子，他只上到高中，但他學習非常努力，自己學習了很多東西，特別是煙草方面的知識。我父親是一個煙草商，做買賣。他在中國結婚的，有了家庭，過得很愉快，他願意留在中國，對他來說，那是他的家。我父親是個樂天的男人，所有的人都喜歡他。我父親是個好小夥子。」

「我們三個姊妹都出生在天津，」朱蘭說：「那時我們在中國的生活非常好。有一位從北京來的夏奶奶照顧我們，我們每天都跟著她。她跟我們說中文。我們家人都跟奶奶說中文，她像我們的第二個媽媽。」

三姊妹1930年攝於天津。

三姊妹會說很多種語言。在家裏她們跟父親說希臘語，跟母親（Elizabeth Doucakis）說法語。在上海居住時，她們上的是法國人辦的學校。在大連時，她們上美國人辦的學校。她們在學校裏學英語，也學日語。「中文曾是我們的第一語言，因為我們出生在那裏。」朱蘭和玫瑰說。

母親是出生於埃及的希臘人，來中國時不會說中文和英文，但她會說意大利語、阿拉伯語、法語和土耳其語。玫瑰說：「非常幸運的是，我們在上海的中國廚師，我們叫他『大師傅』會說意大利語。因為他曾經在一條意大利船上做過廚師。『大師傅』每天早上來到母親的睡房，先用意大利語問候，然後問母親，今天中午吃甚麼？我在中國認識的這些中國人都非常好，我們都很喜歡這個中國男人。」

雖然她們的家是當時的巨富，家裏傭人幫工很多，但三姊妹從小就知書達理，心地善良，現在從她們身上依然能看出中國傳統大家閨秀的風度和氣質。玫瑰說：「父母從小就教育我們，對傭人要禮貌客氣，因為這些人都是幫我們的。那些傭人在我們家都很開心。」

三姊妹，從左至右依次為妹妹玫瑰、二姊朱蘭、大姊，抗日戰爭之前1936年攝於上海。

三朵小洋花，親暱中國保母

三姊妹如花似玉，性格各異。二姊朱蘭說：「我們三姊妹非常不同。我很固執，像個男孩子。因為我是老二，父母很想要個男孩，結果我還是女孩，老三又是一個女孩。我姊姊很活躍，但很認真，不淘氣。」她指著身旁的玫瑰笑了，「我的這個妹妹是個很安靜的女孩。我父親很信任我，讓我來照顧我的倆姊妹，因為我像個男孩，很調皮，我父親把我打扮成男孩，留著短頭髮。我們三姊妹每天去上學，因為我的姊妹都是很聽話的女孩，所以我父親每天還要另外教我。」

玫瑰也笑道：「二姊是很淘氣，還會爬樹，總是有主意。」

不過，談到現代的女孩，姊妹倆異口同聲地說：「我們是好女孩。我們彈琴、唱歌，那真是一段好時光。現在的女孩太瘋，太淘氣。一個男人怎麼能娶這麼淘氣的女人？」

還有一件兒時趣事，朱蘭到現在還記得：「夏奶奶是北京人，她有一個兒子叫二元子，四歲，很淘氣。那時我三歲，妹妹兩歲。她兒子帶我倆去我家的酒窖，那裏有世界各地的煙。二元子給我們煙抽。夏奶奶到處找我們，後來在酒窖找到了我們，一看，我們正在抽煙！」朱蘭笑著用中文說：「二元子特壞。」

當然也有不好玩的時候。「有一次夏奶奶休假，來了另一個阿媽代替她來照顧我們。」朱蘭回憶說：「這位阿媽在領我們去公園之前帶我們去了屠宰房，因為她的丈夫在那裏。那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妹妹還小，大概兩歲，我三歲。太可怕了，很多血水在地上……」

天真無邪的三姊妹漸漸長大了，後來負責照顧她們的保母也是一位中國人，她們總是提起這位中國「阿媽」。朱蘭說：「『阿媽』是我們的朋友，對我們非常好。她非常聰明，雖然她沒上過學，但她有世代家族積累下來的生活經驗。我還記得，我的小貓病得很重，我們請醫生來給牠看，醫生開藥，說這個藥明天吃，那個藥甚麼時候吃……我問阿媽，我的貓會不會死？她答說，會死。很快小貓死了。她講的是事實。有一次晚飯我吃了餃子，睡不著覺，我告訴阿媽，我睡不著。阿媽說，不要在睡覺前喝湯，太多的水，不行。」

玫瑰笑著點頭：「我們有哪兒疼了，阿媽很聰明，知道怎麼辦。」朱蘭接下話茬講述道：「我妹妹小的時候，她耳朵邊長了個癤子非常疼，我母親帶她去看醫生，吃了藥，但沒有好轉，還是很疼。後來有一天我父母出去吃晚飯，阿媽趕緊到我們的睡房來，帶著一個圓圓的黑東西。她告訴妹妹說：『等媽媽回家親吻妳晚安的時候，妳給媽媽親這邊臉，因為我要在妳那邊貼上這個膏藥。妳不要告訴他們，我不想讓妳媽媽知道，她會生氣的。』然後她把膏藥貼在妹妹耳朵邊。第二天一早，阿媽來把膏藥揭掉，癤子治癒了，不再疼了。我母親很高興，但她不知道這是阿媽照料的緣故，後來我們長大了才告訴母親的。」

夏奶奶與大姊、玫瑰1930年攝於天津。

路邊美食誘惑與文化洗禮

玫瑰從小喜歡繪畫和設計，也喜歡充滿創造性的烹飪藝術。她最喜歡吃的中國食品有餃子、炸醬麵、拉麵、豆腐等；朱蘭最喜歡吃的是餃子、大餅，還有餡餅。她們說，還從來沒嘗過臭豆腐，因為媽媽不讓我們隨便吃路邊賣的食物。

玫瑰回憶說：「我們住北平時，年紀還小，沒有那麼多零花錢。我們三個姊妹總纏著媽媽，吵著要吃外面賣的一種味道很好的麵條。媽媽每次都說不行。後來我們實在忍不住，跑過去看人家廚師做麵條。只見那位廚師兩手抓著麵團，在案板上甩來甩去。那天非常熱，廚師光著膀子，幹得熱火朝天，揮汗如雨。我們眼看著他把麵團在胸前甩幾下，然後再把麵團甩到光背上，前後這麼甩。我們看呆了，回到家再也不跟媽媽說要吃那種麵條了。」

母親和阿媽、阿媽的丈夫在大連合影。

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出生成長的朱蘭和玫瑰，與同樣古老的中華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她們讚歎中華文化美不勝收。玫瑰感嘆：「中國歷史那麼長，是一個古老的國度。希臘也是，中國比希臘還古老。中國的天壇，還有頤和園實在太美麗了！中國人非常客氣禮貌，非常平和。」朱蘭說：「中國人做事很慢，那個時候不像現在這樣快、快、快，那個時候不忙。可能因為我們出生在那兒，我們非常喜愛中國，那兒是我們的家。」

朱蘭和她心愛的小白貓於北平家中。

大連家產被日本人「接收」

居住在已被日本人佔領的大連，她們一家人如履薄冰，那段記憶讓她們刻骨銘心。朱蘭說：「我們在大連的時候，我們很害怕，不過甚麼也沒發生。有一次，我母親和朋友在公園裏說外國話，被特務聽到了，報告給日本人，說這兩個女人在談論時局。日本人就把我父親叫去營房質問他。我們不知道為甚麼。我們想，父親不會回來了。我們一直等，一直哭，很害怕。不過後來父親還是回來了。日本人告訴父親，他們很不高興，讓父親一定告訴母親去公園不許再亂講。」

朱蘭還曾在大連見到過溥儀，「他當時是滿洲國的傀儡皇帝。有一天我們上學正在外面玩，這時我們知道溥儀經過這裏，我們都要低頭鞠躬，不允許看，所以我沒有看到他的面孔。」

她們一家在大連有一處北部海濱的房子，她們住在公寓第八層。當時蘇聯共產黨要來了，她們在蘇聯紅軍來之前離開了大連，舉家逃至北平，「我們很害怕蘇聯共產黨。」朱蘭說：「從大連到北平，日本人只允許我帶鋼琴和我的小白貓離開大連，我母親被允許帶上少量珠寶，我父親非常害怕，幾乎所有的東西都留在家裏，他說只要能走就行，他只帶走一些收集的郵票。我們一家從公寓裏出來，就這樣離開了。我們就像離開公寓去購物，幾乎甚麼都沒有帶，房子和傢私就留在那裏，日本人不讓我們帶。我還記得我們家裏有兩尊非常美麗的中國佛像，還有中國地毯、瓷器、骨董……我們的房子就這樣沒了。」

朱蘭說：「我們去了北平，日本人已經在那裏。我們當時很害怕，我們作為敵人被其他人管制。我記得那時我父親在臂上戴著一條紅色帶子，上面寫著希臘的『希』字。我們很幸運，活了下來。日本人抓走了美國人和英國人，沒有抓希臘人。」

日據時期，父親杜先生臂上所戴的標誌希臘人身份的帶子，幫全家保了命。

抗日勝利，短暫的幸福時光

抗日戰爭勝利，是朱蘭和玫瑰記憶裏最快樂的時光。時隔60多年，她們依然記得和平夜1945年8月15日的情景。朱蘭回憶說：「我們有兩個朋友，他們是兩兄弟。他們一人有一台收音機，日本人沒收了一台，沒想到還有一台留下了。每天晚上，父母都會到他們家聽新聞，然後打打牌。那天晚上，又到了聽新聞的時間。父親說，唉，今天不聽了，天天都差不多，我們打會兒牌就回家吧。晚上回家，我們睡不好覺，因為那天晚上到處都是日本音樂。我們一無所知，還覺得很奇怪，怎麼那麼多日本音樂呢？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聽到大門外『砰砰砰』急促的敲門聲。我想，哎呀，是不是日本人來了，要把我們抓起來。我們都非常擔心。打開門一看，是我們的一位朋友，他啊啊說不出話來。我想，糟了，是不是日本人殺了他的妻子，殺了他的孩子。後來他才告訴我們，原來是他聽到了新聞，日本投降了！這真是令人興奮的消息。」

朱蘭感歎說：「世界大戰結束了！我們自由了！沒有日本人了，沒有戰爭了，像天堂一樣！那時我們經常在家開party。我們在北平見到了美國人，我們非常高興看到三個降落傘在使館區著陸，有美國人，也有英國人，日本人仍在那裏，但他們不被允許再殺任何人。我們在中國最高興的就是美國人來了，我們自由了，可以去任何地方。那個時候，我父親還請來所有希臘裔美國士兵，在家裏開party，一起喝茶，吃飯，聊天，他們都是從戰場回來的。後來我母親還收到這些士兵們的母親發來的感謝信，感謝我母親照顧了她們的兒子。」

抗日戰爭勝利，朱蘭（右一）在車站上迎接美國人。

玫瑰也說：「這些士兵都非常年輕，非常好。他們很喜歡來我們家開party。我們跳舞，玩遊戲，就像一家人一樣。」

「1945年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時光。」朱蘭說：「只是這段幸福時光很短暫。到1949年毛澤東來了，我們又開始恐懼，我們又有麻煩了。」

毛澤東來了，恐懼填滿日子

朱蘭說：「日本人和共產黨來了，我們都害怕，共產黨更令人恐懼。日本人還有他們的原則，共產黨沒有任何原則，他們可以殺人沒有任何原因，包括對外國人。我知道日本人殺了很多中國人，俄國人也殺了很多中國人。但共產黨是中國人自己殺中國人，這真是一場噩夢。我們很幸運，但是很多人都被殺死了，包括我的一個意大利朋友沒有經過審判，就被共產黨槍斃了，很令人傷心。還有英國大使館裏一位職員妻子的妹妹嫁給了一個很好的意大利人，他也沒有經過審判就被槍斃了，我們不知道任何原因。共產黨不經審判槍斃人，當然讓我們非常恐懼。你不知道他們甚麼時候會來，把你帶走。毛澤東來的時候，我們在北平，那時我們已經長大很多了。我們知道共產黨來了會奪走你的財產，因為這些也曾發生在蘇聯人身上。他們是共產主義，他們有不同的思想，而我們是資本主義。那時候，每天晚上我們的男僕總要來跟我們說晚安。我們家一共有六個捅火棍。我就對他說，每天晚上你把那個捅火棍，放在我父親、母親、我姊妹還有我的床下，這樣讓我心安一些，因為我很害怕共產黨，不想讓他們進來。」

朱蘭說：「我們很怕，我妹妹總是透過窗戶看外面的飛機裝卸炮彈。那是一片很大的開闊地，一些小的飛機在這裏降落和起飛，他們就在我們的窗戶外面把炮彈裝上飛機。我對父親說，我們不能這樣生活下去。我父親也非常害怕，他帶著四個女人——我母親和三個女兒，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父親就去找英國大使館，問他們我們能否暫時來大使館居住。所以共產黨來的時候，我們逃到了有高牆的英國大使館，直到共產黨進城。共產黨進城後，我們才回到自己的公寓裏。」那時北平已經被更名為北京。

「我們受到監視，不能出國。屋子裏不允許有美元。他們（共產黨）會把你的美元賣掉，不允許你把美元帶進來。而且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事先得到允許。共產黨叫我們的傭人給他們報告情況。每天晚上我們的傭人必須要到營房，告訴共產黨，今天誰來我們家了，我們今天去過哪兒。我們知道這些，是因為傭人告訴我們的，他們很好。」朱蘭說。

妹妹玫瑰1950年北京結婚照，玫瑰身旁是二姊朱蘭，玫瑰先生的身旁是大姊。

三姊妹住在北京時，玫瑰的男朋友Krut Sandell先生是一位住在天津的瑞典人。朱蘭說：「他很愛我妹妹。他想每周末都來我家看望她，但有個共產黨的警衛在他那裏。每個周末他都得對警衛請示，警衛就問：『你又要去北京？你為甚麼不快點娶她，這樣不就沒有這麼多麻煩了！』接著很不耐煩地給他的文件蓋個章。1950年，他們倆終於在北京結了婚。」

玫瑰和先生攝於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身後是七百多年歷史的哈德門，1960年代已經被拆除。

玫瑰回憶道：「我們結了婚，一起回到天津。警衛很高興，對我丈夫說：『你終於不用去北京了，我們也不用給你蓋章了。』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思想還比較自然，還沒有那麼共產主義化。當地人還放鞭炮迎接我們，這是他們看到的第一個外族婚禮，見我們來了，他們都拍著手說來了來了。這樣的場面我真沒想到。」

玫瑰和丈夫在天津居住下來。共產黨規定，他們的傭人必須是黨幫忙找的，而且不准辭退。「他們領我看了看各個房間，到了廚房，我看到一位廚師，當時一看到他，我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因為那是以前媽媽曾經辭退的廚師，他經常拿家裏的東西，對人很不好，有一次，他還手舉著刀子追我阿媽，我媽媽就把他辭退了。現在他竟然就站在我的廚房裏。我告訴我先生，我先生也沒辦法，我們辭不掉他。他在我們家裏，廚房裏的東西總是短少。」回顧當年情景，玫瑰心有餘悸。

「有一次，我想做一個蛋糕，家裏有很多東西，足夠做一個很大的蛋糕，但後來他端到飯桌上一個非常小的蛋糕。他解釋說，材料不夠，只能做這麼大。我們家的後院很大，種了很多蔬菜水果，還有蘋果樹，我看到他在後院偷偷賣我們的蔬菜和水果，我覺得非常傷心，又不敢說。我媽媽見我哭，就安慰我說，不用捱太長時間，等共產主義沒了，一切都會正常的。」

被共產黨搶劫一空，卻不准離開

二十世紀初，中華大地上災禍連連。先是民國初期軍閥混戰，接下來是日本侵華戰爭，後來是國共內戰，最終共產黨奪權。在這兵荒馬亂的歲月裏，朱蘭和玫瑰一家在中國大地輾轉流離，都沒有想過離開中國，那片土地給他們帶來太多美好的回憶和人生的輝煌。直到共產黨來了，父親意識到這是比日本人和俄國人更令人恐懼的惡魔，他們別無選擇，為了保命，只好離開。「毛澤東來了以後，我們都走了，如果不走他會殺了我們，他殺了很多西方人，他甚麼都幹得出來。」朱蘭說。共產黨的嗜殺給朱蘭留下了慘痛的回憶，甚至60年後當玫瑰回中國旅遊時，朱蘭還很擔心妹妹的安全，幾乎每晚都會給她打電話，問她平安，擔心她會被殺死。

朱蘭說：「與共產黨相比，日本人還是講原則的。在大連時，他們想要我們的房子，他們的長官經常來我們家，很客氣地問，我們想要你們的房子，你們甚麼時候可以搬走？父親就找房子，找不到房子，我們就繼續住在那裏。他們會一直來問，一直在等，但並沒有把我們趕走。」

玫瑰說：「共產黨來了，我們家失去了一切，生意、房子和錢。我身邊所有的朋友也失去了一切。父親有一位美國朋友，他逃到香港的時候，我和丈夫去接他，給他訂了酒店，但他說住不起，他的錢都沒有了。我們就把他接到自己家裏住。他在中國的最後日子還是家裏的傭人給他買食物，他才活下來。所有的外國人都是一樣，被搶劫一空後，不是殺掉就是趕走了。我們還是幸運的，父親把一部份錢存在英國和美國，所以我們來到澳洲後並不是一無所有。而其他朋友，那些只把錢存在中國的，最後都是身無分文。」

朱蘭說：「我們了解共產黨，所以我父親最終決定離開，但共產黨不讓我們走。他們拿走了我們的生意、我們的錢，然後他們不想讓我們走。共產黨問我父親：『你為甚麼要離開中國？』我父親說：『你拿走了我的錢，拿走了我的生意，我還怎麼住在這裏？』那人說：『你可以做其他的。』最後沒辦法，我父親找了一個藉口，他說：『你是中國人，我是希臘人。你希望你的孩子嫁給中國人，那麼我也希望我的女兒嫁給希臘人。』那人說：『喔，我明白了，那是當然。』第二天一早，門鈴響了，還是那個中國士兵，他領來一個希臘男人。那個希臘男人我們認識，可是我們不喜歡他。這件事真讓我們發笑。後來我嫁給了一個英國人，大姊嫁的也是英國人，我妹妹嫁的是瑞典人。說起來，在中國的這些故事真是不可思議。」

逃離中國，在澳洲等待共產黨消失

朱蘭說：「我們等了半年的時間，共產黨才給我們簽證，我們得以在1951年離開大陸。我們在中國的錢都被凍結了。離開中國時，我們只帶了隨身的衣物和裝這些衣服的小箱子。他們說，這個不能帶走，那個不能帶走。我們只能按著單子上列的可以帶的東西帶，當然錢是不能帶的。只有我母親可以帶走一些銀飾和一張小的中國桌子。我在北京舉辦過慈善鋼琴音樂會，那架從大連帶來的三角平台式鋼琴，我們在離開中國前已經偷偷把它賣了。我曾在一次聚會活動中看到那架鋼琴，別人在彈。我當時哭了，我知道這是我的那架鋼琴。它已經很舊了，我偷偷取下鋼琴上一塊小木片留作紀念。離開中國時，我只帶了一些紀念品和那塊小木片，我一直保留到今天。我們把行李放在大箱子裏，離開了中國。幸好我父親還把一部份錢存在英國等其它國家。我們很幸運，雖然家產沒有了，但我們人還好。」

朱蘭說：「我們被搶劫了兩次，日本人搶了一次，然後共產黨把我們剩餘的也給搶光了。父親離開中國的決定是對的，如果沒有離開，那我們可就麻煩了！」

1951年，她們一家人離開大陸到了香港，在香港停留了五個月。朱蘭說：「我們非常擔心妹妹，因為妹妹留在中國，她在我們後面沒有走成。當時妹妹已經結婚，她和丈夫留在中國，所以我們感到非常不安。我的妹夫是瑞典人，17歲就來到中國，從事水利工程，後來在石油公司工作，因為二戰中瑞典是中立國，所以他留在了中國。共產黨來了，不讓他走，要讓他把石油公司所有的管理經驗都教給他們，才放他走，所以花了很長時間，他倆才走成。我們在香港的時候，我和大姊、父母在一起，我們每天都哭。我們在香港等了她幾個月，等妹妹來的時候，我們已經走了。」

玫瑰歎道：「她們擔心我會被抓，被關進監獄，被殺掉。但是那個時候，共產黨剛來，人們的思想還不是那麼共產主義化，還保持著原來的樣子。因為共產黨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一晚上就改變人的大腦和思想。」

「其實，我們不是真的想離開中國。」朱蘭說：「我媽媽想去日本，我想去加拿大，我父親選擇去澳洲，因為他說澳洲離中國很近。父親還說，當中國沒有共產黨的時候，我們就回去。」

大姊1952年在澳洲墨爾本結婚照。

澳洲受騙，感念文明古國

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在當今中國人的身上是看不到了，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儘管處於戰亂和內外交困之中，但各個階層的中國人依然保持著祖輩傳下來的禮節和「一諾千金」等優秀的品德。朱蘭回憶說：「當時中國人很有禮貌，彬彬有禮，每個人都是這樣，並不只是上流社會有教養的人，就連普通的車伕都非常客氣。」

朱蘭和玫瑰一家人來到澳洲後，雖然澳洲是世界上最和平、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但剛離開文明古國的她們感到不太習慣，「澳洲人跟中國人比起來很粗魯，沒有禮貌。」她們說。

朱蘭回憶道：「我記得我們剛來澳洲的時候住在賓館裏，趕上聖誕節，有人跟我們說：『我去給你們帶一箱威士忌吧，過節了，慶祝一下。』父親說好，就給他50英鎊買酒，那個人拿了錢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我們在中國的時候不是這樣，父親和中國人談生意，去茶館坐坐，喝杯茶，握握手，生意就談成了，事情交給他們做很放心，他們很可信，我們從來沒有被騙過。」

「到了澳洲，我們有過很艱難的一段適應過程。」玫瑰說：「我父親感到生活很艱難，我母親也是，她經常哭。當我母親回到家掏出鑰匙打開房門，屋裏一個人也沒有。原來在中國都有傭人幫她開門，拿東西，脫大衣，家裏總是有人，但現在屋子裏只有她自己，空落落的。」

朱蘭說：「有一次，我母親在廚房裏為客人準備下午茶，她花了兩個小時也沒做好，因為她根本不知道怎麼做下午茶。原來我們有大師傅，每天都會問，太太，今天吃甚麼？來到澳洲墨爾本，沒有了大師傅，我母親開始自己做飯，於是她的廚技就變得非常好。」

朱蘭和玫瑰在異國他鄉依舊不能忘懷曾經耳濡目染的中華文化。來到澳洲後，朱蘭開過華語對話班，教澳洲人講中文。她說：「我們在中國學習中華文化，不過我們姊妹只會說中文，不會寫漢字。剛來澳洲時，中文我記得很好，也曾教過中文。但現在忘了很多，60多年了，我忘記了大部份的中文。」玫瑰則辦過中國烹飪課，教澳洲人怎麼做中國的美食。她也舉辦過慈善時裝設計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