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好人生的上半場 ——專訪作家張曼娟（上）

雖然短短9個月的時間，但是我覺得我每一天都鉚足了力氣在過日子，我覺得我每一天都在做到壓搾自己到最後一滴，我覺得我心安理得。它的意義不僅只是9個月，香港對我最好的啟發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做甚麼事情，你鉚足了勁去做，你就能做好那件事情。——張曼娟

走在中年的路上，我們不知道老年會是甚麽樣，但從身邊老人的身上，或可看到我們未來的身影。可以提早做好準備。

再見那道美麗的風景

每次我獨自步入寬敞安靜的中環廣場，在45樓轉Lift前往49樓時，我都會暗自喜悅。望向落地窗外那一覽無遺的海景，心中竊喜，感覺在喧囂世界的一隅，我獨享了此刻美景。

六年後，重踏此地，會見昔日的朋友——張曼娟，心中為她當年的匆匆離開而感不捨。2011年，張曼娟擱置筆硯，戴上政府官銜，接替香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新聞組（原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一職。自此，我便成了這裏的「常客」。可以近距離欣賞這位華文世界十大暢銷書作家之一，擁有各個年齡層粉絲的氣質美女——這是我的榮幸。

幾乎每一次她舉辦活動，我都出現，而她亦總像一道美麗的風景，裝點著那裏。可惜9個月後，她辭職離場。雖然短暫，我卻收穫滿滿，在她身上我學到了很多很多。我體會到「一絲不苟」和「態度」的深層含義。

來時，她為等待特製的蜜糖果醬見面禮而「姍姍來遲」；走時，又為等製臨別贈與的手工皂而苦等雨過天青，又滯留多日；那蓋在果醬瓶上的紅綠花布和她親自手綁上去的草繩，手工皂住進的紙盒小房子，還有它所傳遞的心意：「莫忘初心，感激貴人」……都令我領略到「誠摯」和「情意」、「別緻」與「溫馨」。

六年過去了，再見面後開心擁抱時，我卻感覺時空的隔離和沉澱已在我們中間釀出一種淳淳的情誼。昔日主人光臨，連坐在門口的姐姐都開心地端來一早精心準備的南北杏雪梨湯給她潤喉。曼娟感念笑言：「很多人都說香港人比較現實，不是那麼有感情，可是我真的是每一次來香港，我都能認識到一些很棒的人，我覺得別人說的香港人跟我認識的香港人根本就不是一碼子事！」

她說她當年所得到的情感的交流是無可取代的，「如果我一直留在這裏，彼此之間不見得會有這麼好的感受。所以，我覺得我來的正是時候，我走的也正是時候。」果然文人氣質！

提到當年三屆主任的高頻率輪換，她卻爽朗笑道，「那麼快離開，才能讓你們認識後來的幾位主任哪！」

「文化工作就是要常常更新才對，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思維，羅智成有羅氏作風，我是張氏作風，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作風……我覺得這樣才能把台灣對於文化的認知，或者是台灣的一些文化性資源用多種不同的角度跟審美觀呈現在香港朋友面前。」

的確，我結識了其他幾位很棒的主任。但與別不同的是，每一次大小活動，哪怕入夜，她必佇立門口親切歡迎，或站立一側默默陪伴。看得出，每一日她都在用文人細膩的心做好官職工作。而那道美麗的風景，亦常久駐留在我心中。

（大紀元資料圖片）

再一次斷然的抉擇

我一直以為曼娟老師又回到那個令她感覺舒適的大學任教，閒暇時旅遊、寫詩、著書，兼任「張曼娟小學堂」孩子王。事實卻非如此。

2012年她回到台灣後的翌年，她就做了人生當中最重大的抉擇：辭去任教20幾年的大學教授。「人家說50知天命，我剛滿50歲就來到香港工作，我在香港得到很大的滋養，這個滋養包括對自我的認知。我覺得我們要有意識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才能能夠保留你的一個靈性。」她說仔細思考了整體的人生狀態後，她做了選擇。「因為張曼娟小學堂非我不可。假設我又要小學堂，我又要大學，然後又要準備照顧父母的話，我將是一個分崩離析的狀況。」

像當年離開香港一樣，她以「辭職」而非「退休」或「提早退休」的方式「孑然一身的離開大學」。她認為這樣做「只有得，沒有失」，還可以把教職讓出來，給更年輕而找不到工作的流浪老師進來。如果說失去了退休金，她認為她賺到了時間，可以利用未來的五年或十年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對自己該負責的人負責，做好陪伴父母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的準備。

她說離職的信心也是香港生活給她的，「雖然短短9個月的時間，但是我覺得我每一天都鉚足了力氣在過日子，我覺得我每一天都在做到壓搾自己到最後一滴，我覺得我心安理得。它的意義不僅只是9個月，香港對我最好的啟發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做甚麼事情，你鉚足了勁去做，你就能做好那件事情。所以，也加強了我在大學離職的決心。」

承受那個時代的重負

「離職一兩年後，父母的身體果然出了問題，特別是父親。我覺得一切好像都是安排好了的……這兩年來，我的生活發生的最大的變化就是我成為一個照顧者。」她說，90歲老父的生理沒有問題，卻在兩年前患了精神分裂症。病得最厲害的時候，一直在他的地獄裏面出不來，整個陷入那種輪迴當中，不停的講述一些時序顛倒的片段，眼睛裏面透著恐怖的光，不能吃也不能睡。「一個170厘米的老人爆瘦到40幾公斤，我們全家人也覺得這個日子過不下去了………」提起那段辛苦的日子，曼娟幾度含淚哽咽。看著她瘦弱的肩膀，我感覺她在扛著一個時代的重負和悲哀。

記得聽她講過父親的事，49年從大陸撤退的老兵，曾被派駐香港做情報員，好像當年是扔掉所有的證件從海上漂流來港的……她不敢問父親那段經歷，不敢將他從新拉回地獄。

「我覺得不管是1949年之後留在中國大陸的那些人，他們也都是老人了；或者1949年之後去台灣的那一代人，如果他們活下來的話，我的說法是，他們都是從無間道地獄裏面踩著他們的同袍或者是敵人的血肉走過來的。他們後來安頓在生活裏面，他們用新的生活來掩蓋舊的傷痛，其實那段歷史和經歷是完全沒有消化的，所以當他們老了，發覺他們的生理狀況越來越不好，功能越來越差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心理的那些東西我就把它稱之為『心魔』的就出來了。心魔一出來就掌控了他們。」

她相信父親犯病時想起了曾經的痛苦經歷，因為情報員比軍人更恐怖，在夾縫中生存，那種無間道生活的心理壓力是非常大的。她無法確切知道父親當年到底經歷過甚麼。而她後來亦發現幾個相同經歷的朋友，父親也都是49年以後來的中下階層老兵，他們來到台灣之後，也都是非常嚴厲的爸爸，平常不苟言笑，跟孩子也不是很親，大家都怕他，但老了都患有精神分裂。「我覺得那真的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求診用藥後，時下老人已經穩定。「從開始的手忙腳亂，心慌意亂，內心有諸多的驚慌與不平衡，到兩年後，我覺得我慢慢有一種一切都抵定下來的感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思考：到底照顧者的意義是甚麼？怎麼樣才能做一個照顧者？以及老人到底需要的是甚麼？所以在照顧父母親這件事情上，我覺得可以預習我自己的老後，我想要甚麼樣的老年？我希望自己變成一個甚麼樣的老人？」她說無悔自己的選擇，雖然兩年多她投入了很多精力和情感照顧父母，但她感覺收穫的比付出的還多。也催生了她下一本書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