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五年的反腐清理以及收攏中共的黨、政、軍權力，在「十九大」會議首日（10月18日），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宣佈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定義，從而公開終結了江澤民掌權時期的「三個代表」部份內容。當時江澤民也在會場就坐。
在「十九大」會議召開前一天，黨媒公佈新一屆主席團常委名單。儘管名單一如慣例，包括中共三代新舊常委班子，但表面的團結卻隱藏著背後的驚風密雨。
一、「十九大」習首次提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
習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台執政後，面對的是中共內部和中國社會的諸多危機，除政治、經濟，還有食品安全、環境污染以及民間的維權抗暴。在「十九大」上，習警告說，因導致社會不滿的根源正在發生變化，因此需要有新的對策。
他說，「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民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份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一改過去36年來鄧、江、胡時期提出的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從使用術語來看，「美好生活需要」將從物質文化轉向包含「非物質」的需求。當局在其後的解讀認為，「美好生活需要」還有精神層面的，民主法制層面的，生態環境方面的需求等。
這個對矛盾的重新定義，被外界解讀為，巧妙地在中共內部公開割裂江時期的政策，而且還是在江澤民在場的情況下。
在2016年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被確立為中共繼毛鄧之後的領導核心，就被外界認為，他會對江掌權時期對政府以及社會所產生的負面效應進行清算。
接下來，本文從鄧、江的政策導向來看習近平「十九大」報告的背景布局。
二、習修正鄧小平理論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鄧小平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影響了大陸三十多年。他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是當時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和文革災難的主要原因，作為機會主義與實用主義者，鄧將中共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
為了維持文革浩劫後中共危機四伏的統治，鄧希望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來挽救社會主義。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高文謙說，「鄧小平最初推行改革開放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不過一旦踏上這條路，卻又欲罷不能，況且事關他本人的政治遺產，只好硬著頭皮走下去。」
他認為，鄧的這種出發點和心態，決定了其改革的搖擺性與不徹底性，同時扮演改革派和保守派的雙重角色，一方面大力推行經濟改革，另一方面頑固拒絕政治改革。
高文謙表示，鄧搞的實際上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但是因為中共政治是權力的組織，不同於西方的制度組織，但又要有西方的市場機制，最後就變成了經濟體制的跛腳改革，衍生了巨大的官僚腐敗。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說，習近平這五年掌權，提出的一些口號，如「五位一體」（經濟、政治、生態文明等）、「四個全面」（全面依法治國等等），這些都是對當初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定程度上的修正。
三、習終結江「三個代表」部份內容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是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策的延續，同時他本人也是啟動共產黨政權「貪腐治國」的禍首。
李林一說，江的「三個代表」包括，中共「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如果用大白話來說，就是中共可以是最富有的階層。在江掌權時期，放手讓「資本家」加入中共，也是基於這層考慮。而以前中共是排斥「資本家」的。
李林一還說，這樣就導致了大陸巨大的官商勾結現象。前面幾十年權力和資本結合在一起，瘋狂撈錢。而江澤民家族又帶頭貪腐，並對腐敗進行放縱，這就導致「三個代表」鼓勵了官商勾結，以及現在的種種亂象。
李林一認為，習近平重新定義「社會主要矛盾」，並清算貪腐、提出政商關係要「清」、當官就不要發財、加強保護生態文明等等政策，實際是已經部份廢棄了「三個代表」理論。
此前報道指，江從1989年6月上台，到2004年9月辭去軍委主席職務，江把私有化、轉型中的中國經濟改革變成了官員放手腐敗的藉口和掩護，將國家資源以種種形式私有化，落入既得利益集團囊中。
這種改革不僅使中國失去了通過轉型恢復成為正常國家的機會，更是毀掉了保持國家正常秩序的社會基礎結構。
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裴敏欣2012年曾在英國廣播公司（BBC）上刊文《點評中國：中國做官訣竅的變化》，他在文中指出：在鄧時代，地方官員要升官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政策冒險，經濟改革上敢打敢拼（比如趙紫陽以及習仲勳，後者為習近平的父親）；二是找靠山（主要搞好與保守派的高層領導之間的關係），通過建立個人私情積累政治資本。
到了90年代（江時代），決定官員升遷的最主要因素不是政績，而是個人關係，即政治靠山。裴敏欣指出政治學者的量化分析顯示地方的經濟表現指標，如財稅收入和國內經濟總值（GDP）增長，已不能解釋地方官員的提拔。他說：「盡靠GDP增長進京做官已不夠，政治靠山的相對作用就大了很多。」
那麼政治靠甚麼？上行下效。「悶聲發大財」是江澤民治下最貼切的概括。2000年，江在中南海被香港記者問及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在2002年香港特首選舉中是否已經被「欽點」，江惱羞成怒大罵記者簡單、幼稚，並教唆道：「中國人有一句話叫『悶聲發大財』，我就甚麼話也不用說了，這是最好的⋯⋯」此言一出，令各界譁然。
經濟學家何清漣在2004年《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本前言裏，引述一位深圳官員的話說：「我們沒辦法，身在衙門，不由自主。一個社會如果十個人中（有）七個做賊，剩下的三個也得跟著做，要不然你就會被真賊當作賊來抓，因為你不貪污腐敗，別的人心裏就不踏實。」
腐敗一度變成了官員晉身的投名狀，官員買官、賣官、索賄、受賄、官商勾結等貪腐行為遍地，而且蔓延到軍隊、司法、醫療、教育、體育、傳媒、國企等各個領域。
獨立評論員周曉輝表示，在江看來，「貪官治國」並不是壞事，一個人要讓別人對其效忠總要有些理由。因為江既無智慧，也未經過選舉，如果全部都任用清官，則會凸現其無能和貪腐。
他說，「貪官只是讓民憤很大，所以從聲望上，不可能對江帶來威脅。於是，江一路走來，一路提拔的皆是善於阿諛奉承之輩，而這些人個個是貪腐的高手。」
具諷刺意味的是，江也曾在各個場合大喊「反腐」，但其設立的監督貪腐機制形同虛設。在「十九大」會議上，中紀委副書記楊曉渡被提問，被查處高官（如孫政才、王珉、蘇榮和周本順，都是江、胡時期提拔的）的貪腐問題不是一天兩天，仍能得到升遷，「是否意味著對高級領導幹部的監管還是存在著盲區或者是漏洞？」
楊曉渡回答，確實曾出現過一段「寬鬆軟」時期，讓腐敗份子、這樣偽裝的「兩面人」有了可乘之機，能夠得逞於一時。當時就有分析認為，這是中紀委副書記親口承認江時期官員開始貪腐成性，但又不抓他們。（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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