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共「十九大」會議是照劇本演戲，結局自然受期待，而戲裏的暗線也同樣受關注。經過五年的反腐清理以及收攏黨、政、軍權，在十九大會議首日（10月18日），現任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宣佈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定義，當面拋棄江時期的政策。
而在會議召開前一天，中共官媒公佈新一屆常委主席團名單，儘管一如慣例、包括中共三代新舊常委班子，但表面的團結卻隱藏著背後的驚風密雨。
四、中共權力與資本一度聯姻 官商勾結
縱觀中國過去三十年所謂「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積累，是大時代進步的必然結果。如果沒有江澤民的結黨幹政，與企業家聯姻，中國社會的社會矛盾的尖銳程度不會那麼高。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鼓勵資本家入黨蔚為政治潮流，眾多民營企業家進入各級人大、政協。經濟學家何清漣指，中國社會儼然進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級階段，中共人大成了富豪與官員的俱樂部；而在這個體系的各個層級上，都有當地官員與企業家串通合謀，發家致富。
2015年胡潤發佈的中國富豪榜顯示，從1999年至2015年，17年間共有35名富豪出問題，其中京、滬最多。這些「問題富豪」主要因賄賂、貪污以及其它經濟犯罪，被判入獄或陷入法律糾紛，而集中在房地產和金融投資領域的富豪出問題最多。
當時的中共官場空前糜爛，從上至下瘋狂斂財成風，官越大越敢幹。比如：曾慶紅家族和「明天系」前掌門人肖建華，後者被視為江澤民集團財富最大的「管家」、曾慶紅之子曾偉的「白手套」，當年曾以30多億元鯨吞738億資產的山東魯能。
周永康家族和四川最大民營企業漢龍集團前董事長劉漢，媒體報道指劉漢黑社會團伙的槍支彈藥都是從政法委來的，周永康是劉漢的最大靠山，而劉漢也被稱為周永康在民間的一股「武裝力量」。
還有薄熙來家族和大連實德集團前董事長徐明，賈慶林家族和世紀金源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如論、遠華案主犯賴昌星，賀國強家族和北大集團的李友等等。
中國的經濟命脈，包括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利益最豐厚的國企，大都掌控到江澤民以及親信的家族手中，如其子江綿恆、江家幫班底曾慶紅、周永康、徐才厚、劉雲山等。
而江本人也是「悶聲發大財」的實踐者，其大公子江綿恆被指為「中國第一貪」。2001年5月，在香港舉行的「財富論壇」上，江澤民把江綿恆介紹給非富即貴的國際要人，特別是跨國公司的富豪們，以擴大江氏王國的實力。果然，在中國申奧成功的第二天，江綿恆就開始與這些外國富豪們簽下大筆訂單。此時江綿恆已經成了中共「官商一體」的最高代表。
近年來，轟動國際的中國多宗重大貪污案，如「周正毅案」、「劉金寶案」、「黃菊前秘書王維工案」等都涉及到天文數字的貪污受賄、侵吞公款，都與江綿恆有關。
外界認為，江氏家族貪腐所涉金額之巨難以估量。據《中國事務》2003年透露，江在瑞士銀行有3.5億美元的秘密帳號，還在印尼的峇里島有一棟豪宅。香港媒體披露，國際結算銀行2002年12月曾發現一筆20多億美金的巨額中國外流資金無人認領。之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劉金寶在獄中招認，這筆錢是江在十六大前夕，為自己準備後路而轉移出去的。
利用改革開放的環境，江澤民集團在結黨營私、官商勾結、貪污腐敗、荒淫放縱上對中國社會的道德造成了嚴重腐蝕；並在片面發展經濟時對自然資源、生態和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而對法輪功修煉團體及其他無辜善良民眾進行的非法迫害，更徹底摧毀了中國的法制系統，導致大量冤假錯案叢生，民怨充斥中國社會，社會危機深重。
五、分析：習重定義「社會矛盾」 拋棄江政策
2012年的中國已經是個十足的爛攤子，陷入經濟、道德、法制和生態的全面危機中。在習近平上任前，當年官媒用「擊鼓傳花」的說法，稱問題拖成了「歷史問題」，躲不開、繞不過，傳來傳去，終歸會爆發。（註：胡錦濤的十年，外界視為處於被江澤民架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境地。）
中共治下的中國隨時可能出問題，習到了非變不可、非改不可的地步。從其上任後三大舉措，也能看出在有意重新定義和糾正江時代的政策。
第一，提出把生態文明作為官員政績考核內容之一，改變官員升遷的指標。
自從1992年以來，中國粗放型的經濟發展基本靠的是招商引資，地方官員推動經濟增長的秘訣是土地財政、銀行貸款以及引進大項目，GDP可以不顧民眾死活任意發展。在改變考核內容後，官員為仕途或個人榮譽必須考慮生態影響、關注民生。
第二，提出依法治國。這次「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成立「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紐約獨立評論員夏小強表示，習近平在2014年10月中共四中全會上，選用主題「依法治國」，就是針對江澤民集團毀壞中國法制的現狀，用「依法治國」的手段，對江澤民集團進行清除行動。
中共黨內全面信仰危機潛流形成於「六四」以後的數年，至鄧小平去世（1997年）幾近公開化。在全面信仰危機下，江澤民在1999年發動了對法輪功的鎮壓，以及在黨內大肆推銷「悶聲發財，別問政治」的個人信仰模式。
2015年5月1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開始實施「有案必立、有訴必應」新規，也是為江澤民及其集團成員的罪行量身打造。法輪功問題是中共高層展開激烈政治博弈的核心原因，同時也是江氏無法逃脫的核心罪行。
第三，大幅反腐，杜絕拉關係、賄賂。習近平自上任之初便發起中共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腐行動。
有人指，在習、王（岐山）反腐下，各級官員已不太敢當面拿賄賂、索要回扣。而迄今為止，在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政治慣例，習王拿下周永康、孫政才、蘇榮、令計劃、郭伯雄、徐才厚等在內的逾兩百名高官以及因腐敗倒下的160餘名將軍。
時事評論員石實表示，「十九大」上，習決定重新定義主要矛盾，整個大方向或將被他改變，同時報告中稱，將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加強「對法治中國建設的統一領導」，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
同時，習近平還在軍事、政商關係、教育、經濟等多個領域反轉江澤民政策。包括習啟動高校教育改革，用「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代替江澤民時代的「211工程」與「985工程」。
在經濟領域，習改變江澤民政商規則，2017年為保持外匯穩定，對數個民營企業富豪開刀，逼其資金回流，引發習江兩派激戰。而早在2016年中共「兩會」期間，習近平就提出「親」和「清」兩字的「新型政商關係」，被外界認為將改變江澤民時期的政商依附關係。
經濟學家何清漣8月撰文說，按照習近平的節奏，中國行將結束江澤民時期創立的「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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